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學期開始了，大家好！

“小說家講堂”這門課與你們平時聽到的課可能不太一樣。這是一門有好幾個小說家共同完成的課——所以叫“小說家講堂”。也許以后，我們會有一門系統性的關于小說藝術的課，比如我開設的公選課《小說的藝術》。但我以為，你們完全可以聽一種散點式的課，看上去不成系統，但聽到最后，你的大腦中會自然構成一個系統。這兩年我看了五本厚厚的《巴黎評論》——由99讀書人出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其收獲遠遠超出了我對一部或幾部專著的閱讀。而收在《巴黎評論》中的則是一篇篇對一些著名作家的訪談錄。這些訪談話題很雜，天南地北，東拉西扯，無所不談。但你在閱讀這些訪談時總會不時地對那些作家某些獨到的文學見解而驚訝，而眼前一亮。

這門課是“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開設的課程。我來說說“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這是一個實體機構。

成立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20多年前我就提出來了。一方面，是為了消除一個誤解，即：“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一誤解，或者說這一“規矩”的出現，自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其邏輯建立的起點現在不適宜做追究性的分析。當時，我覺得多年來在學科建設和學生培養方向上形成某種誤區，不該再盲目地延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順應全世界興起的創意寫作潮流。當年，我請邵燕君老師做過一個世界各名牌大學文學創作方向設定、創意寫作專碩的設定、寫作中心的設定情況的調查，然后根據這份調查給研究生院起草了一份設立“文學創作與研究”碩士方向的報告，很快得到批準。北大創意寫作方向的第一個學生是文珍，現在已是一個很不錯的作家。有兄弟大學說他們是全國第一家設立這一方向的大學，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我們早就設立了。

從北大中文系自身的發展歷史而言，教授作家引導學生成立文學社團從而形成某種文學流派，這本就是老北大開創的傳統，也是現代文學階段高校普遍采用的方式。我們對歷史的遺忘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僅僅幾十年，我們就忘記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都曾在大學任教，或經常到大學任教：魯迅、沈從文、徐志摩、聞一多、朱自清、廢名、吳組緗、林庚等等。魯迅先生確實在學術與創作的雙重工作中困惑過，但他本人恰恰是兩者結合得美妙絕倫的實例與典范。他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至今仍是經典的學術文獻。沈從文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開過三門課，其中有兩門都與創作有關。

在國外，有許多一流的作家在大學任教。納博科夫、索爾·貝婁、米蘭·昆德拉等都是十分出色的大學教員。至于不太有名的作家在大學任教的情況就更多了，他們開設的課程也是關于文學創作的，經過多年的學科實踐，現在已經有了大量這方面的教材。

事實上，大學為培養作家和作家的生存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環境。它除了能在理性上給予人足夠的力量，讓理性之光照亮自身的生活礦藏，激發出必要的藝術感覺之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價值：它釀造了一個作家在從事創作時所必要的冷靜氛圍。納博科夫在談到大學與作家的關系時，非常在意一種氣息——學府氣息。他認為當代作家極需要得到這種氣息。它可以幫助作家獲得一種良好的創作心態。這種肅穆而純凈的氣息，將有助于作家洗滌在生活的滾滾洪流中所滋生的浮躁氣息，將會使作家獲得一種與生活拉開的反倒有助于作家分析生活的必要距離——大學的高樓深院所特有的氛圍，會起一種凈化作用。當第一屆作家搬進北大時，我對他們說：高樓深院將給予你們的最寶貴的東西也許并不是知識，而是一種氛圍。

我們當然承認經驗對一個作家是至關重要的，但不能承認對經驗范圍的畫地為牢。并且，我堅信一點：就作家而言，若無厚實的文化照拂與深刻的文學修養，經驗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空洞式的觀察永遠是無謂的觀察。

中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形成的文學傳統，后來徹底丟失了。而這一傳統的丟失，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創造力是有很大影響的——如果我們沒有丟失這個傳統，中國當代文學的局面也許會更好看一些吧？

作家在大學的存在，除了文學創作上的意義，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這就是：他們的研究，會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出現另一種路數的研究，從而令我們的學術研究更加立體，更加豐富。魯迅的學問，畢竟是一個作家的學問，或者說，他如果不是一個作家，也許就做不出那樣一種學問。不是說作家的學問好，而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學問。這種學問與純粹的學者所做的學問能夠交相輝映。

孫玉石先生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時，曾有心恢復“作家在大學任教”這已失去的一脈，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做成此事。這不失為一種遺憾。若有幾個作家來任教，僅課程一方面，就會增加許多新的色彩。說心里話，我頗為懷念吳組緗、林庚先生任教的時代，那些課是開發心智、養人悟性的。他們避免了學究做學問的路數，將自己個人的人生經驗與情感揉進了對事物的觀察和理論的建樹，總能帶人到新的角度上去理解生活和文學。吳組緗先生講《紅樓夢》，實是講他自己。記得一次他給我們講課（當時林庚先生也到場，他在吳先生講課時，偶爾插話，也很精彩），當講到《紅樓夢》中四大家族破落，由盛到衰，其人生感覺大不一樣時，他很自然地講起他自己的一段故事。他說他曾有過一段窘迫的日子，因家中不能再給予接濟，只好將壓在箱底的舊衣拿到當鋪。那天，他在收拾這些舊衣時，竟然在無意中掏出一筆很可觀的錢來。望著那些錢，他感慨良多。隨后，他又輕輕一拉，將話題拉回到《紅樓夢》，使聽的人對四大家族從前“珍珠如土金如鐵”、絲毫不在意金錢與財富的隆盛以及后來的家毀人亡、分崩離析的衰敗這之間的大落差，一下子有了具體而深切的體驗。這種課培植了人的靈性，使人保持住了一份接近事物本質的純凈的直覺，甚至影響了你的人生情趣。

說這么一通，我無意做這樣一個全稱判斷：只有大學才能培養出作家。溫儒敏先生也曾有心做這方面的事情，他說，即使大學不一定能培養出作家，培養一些寫手都還是可以的吧。

我再說說“文講所”這個名稱。

我覺得這個名稱很好。現在許多大學都成立了這樣一個機構，但差不多都叫“國際寫作中心”。那天，郝平書記時任校長，此外還有幾個副校長，將我和陳曉明老師叫去商討此事，我提出這個名稱，大家都覺得好。還有一個原因是，現在也不能叫什么“研究中心”了。“文學講習所”這一名稱的采用，也顯示出對延安時期開創的作家培養機制的延續。

如果在北大成立文學講習所并作為實體單位，有一些學科建設的問題需要思考。比如，創意寫作如果只是一門實踐性的專業，它又如何能學科化？如果成功地實現了學科化，并被納入嚴整的學科體制內，它不是又走到了創立時初衷的反面？文學創作真的能在課堂上教授嗎？創意寫作能否培養作家？

關于講習所的功能、具體工作，我想，一時是無法一條條搞清楚的，需要在實踐中確定和制度化。關鍵是將平臺先建起來。有平臺就好辦。

學者型作家原不是稀罕物。莫說《紅樓夢》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就是現當代，學者型作家也不乏其人：錢鐘書有極高的文史造詣，在《圍城》中的機巧運用恐怕還不及其學識的萬一；魯迅是現代小說第一人，但其《中國小說史略》是文學研究者繞不過去的學術經典。還有聞一多、朱自清，等等。國外就更多了，艾略特是新批評的創始人，薩特、加繆他們是哲學家，還是文學家？由于學者型作家對某一人文領域有著較深的理解和研究，這些都給予了文學創作以根基上的養分，倘若將學術的理性與文學的感性融為一體，不但自成一格，也有可能達到一般小說家難以達到的高度。

有人說，作家靠的是靈氣與天分，不是靠“掉書袋子”、賣弄知識與學問。此說當然有理，但有過創作經驗的人都知道，靈氣與天分更多運用在優美的文字與對當下事物的感悟中，遠遠無法代替系統性的知識與高屋建瓴的思考。事實上，正是對學術一途有意無意的忽略，當代作家不但很難接續上 “文史不分家”的傳統、傳播雅正的傳統文化，甚至于在現代題材的作品中也出現困境——有些作家僅靠個人生活經驗進行創作，所表現出的眼光與見識遠遠落后于社會學、經濟學等專門學科對當下的研究。

其實，作家學者化也不是新鮮的話題，上世紀80年代，王蒙就有感于“作家不學無術”現象而呼吁作家學者化，有些知名高校專門辦作家培訓班以彌補他們的知識缺陷。當年此舉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現在看來，作家學者化的問題并沒有解決，而且隨著互聯網時代寫作門檻的進一步降低而日益淪落。因此，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重提作家學者化非但不過時，而且確乎是必要之舉。

文學講習所的成立，就是為了恢復一個傳統，恢復一個理念，就是為了與世界對接。這可以說，具有學科建設的戰略意義。

我們可以開始運轉了。我們引進了著名作家李洱。他已經不僅僅是作家，也是教授——李洱教授。他的作品有《饒舌的啞巴》《遺忘》《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等，還有就是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百萬字長篇《應物兄》。這部作品可以說是《圍城》之后寫知識分子最為成功的長篇小說。

我和李洱來往較為頻繁。在我看來，他是一個很適合站講臺的作家。他總有他的文學見解，我還發現，他讀的書是和我們一般人讀的書是不一樣的。他總有他的話題和他的資料。他看到了我們沒有看到的風景。

這門課，主要由我和李洱老師來完成，中間會穿插著請莫言、格非、畢飛宇、徐則臣、李浩等作家來講。一句話，這是一門由多個作家共同講授的課——名副其實的《小說家講堂》。

我就先講兩次，接著請李洱老師講兩次。然后，或是再由我講兩次，李洱老師也再講兩次，或是莫言他們講。一共十五堂課。

我開始的幾講，主要是講一些著名的小說家。通過解讀他們以及他們的作品，讓人家感受到一些有關小說藝術方面的重要問題。最后的兩次課，會講一個較為純粹的、屬于小說作法的問題。與我開設的《小說的藝術》這門課不一樣，“小說家講堂”所涉及的問題可能要寬泛得多——它涉及的一定不僅僅是純粹的小說藝術問題，可能會在更為宏大的范圍內談論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