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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亞·埃利奧特和《看不見的孩子》

繼2007年獲得普利策特稿獎之后，《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安德里亞·埃利奧特（Andrea Elliott）憑借《看不見的孩子：美國城市里的貧窮、掙扎與希望》（Invisible child:poverty, survival, and hope in an American city，下文稱《看不見的孩子》）奪得2022年普利策非虛構類作品獎。通過連續八年的沉浸式采訪，埃利奧特深入到了居住在城市邊緣的少數族裔貧困家庭里，從兒童的視角還原了美國當代社會中這些“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en）的那些“不被看見”的生活。

《看不見的孩子》聚焦紐約非裔少女達薩尼一家。達薩尼與媽媽香奈兒、繼父斯普里姆和另外七個兄弟姐妹一起住在奧本庇護所——政府為貧困人群提供的住宅項目。所謂庇護所能提供的庇護卻非常有限：這里的居住環境極其惡劣，吸毒、幫派暴力、性侵犯、謀殺等犯罪行為層出不窮。即便如此，為了能夠獲得庇護所的居住條件，達薩尼一家也費盡了周折：他們全家出動到紐約市游民服務局（DHS，the 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s）接受了繁瑣的面試、審查和等待，才得到了這個臨時庇護所的許可。勉強有了住處，衣食卻仍無著落，政府發放的食物券根本不能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雪上加霜的是，香奈兒和斯普里姆夫婦深陷毒癮之中不能自拔。為了填飽肚子，孩子們不得不去偷竊。一家人的處境引起了紐約市兒童福利局（ACS，the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s Service）的關注和介入。ACS旨在收集父母在物質和精神上存在虐童行為的證據，以便將父母告上家庭法庭，將孩子送入寄養系統。從2004年開始，香奈兒一家持續受到了ACS的監控和審查。為了不被ACS拆散，他們一直處于高度戒備當中，孩子們從小便練就了應對社工審問的本領，但ACS無孔不入的監控使這個家庭的問題很難得到掩飾。

達薩尼的上進心和她對改變現狀的強烈渴望引起了埃利奧特的特別關注。作為長女，達薩尼從小便承擔了與其年齡并不相配的家庭重擔，在家里充當了母親的角色，照料著另外七個兄弟姐妹。她聰明、勇敢、堅韌、活潑，并且具有驚人的運動天賦。麥金尼小學的校長為她成功申請到了好時學校的入學機會。這是一所由美國巧克力大亨、慈善家米爾頓·好時（Milton Hershey）創辦的、招收貧困兒童的免費學校。它為學生提供住房、生活必需品、基本醫療等條件保障，也提供禮儀培訓等多樣化課程，試圖通過這種“精英教育”使學生實現階層的躍升。在好時學校，達薩尼取得了優異成績，但達薩尼的變化并沒有為自己帶來快樂，卻讓她與家人的關系逐漸疏遠，甚至讓整個家庭遭遇了滅頂之災。妹妹嘲笑她變得越來越“白”；七歲的弟弟離家出走；ACS工作人員很快發現了孩子們處于饑寒交迫的狀態，他們以忽視孩子為由起訴斯普里姆，并剝奪了他的監護權。七個孩子被強行分配到了不同的寄養家庭，曾經貧窮但溫暖的家變得分崩離析。達薩尼為家庭的變故感到內疚和焦慮，她開始表現出強烈的暴力傾向，最終被好時學校開除。回到布魯克林街頭的達薩尼同樣被分配進寄養系統。她開始自暴自棄，通過打架樹立威望，卷入幫派的紛爭中而險些喪命。幸運的是，母親香奈兒尋求到了公益律師大衛·蘭斯納的幫助。在蘭斯納的據理力爭下，香奈兒先后收回了達薩尼等三個孩子的監護權。重新回到母親身邊的達薩尼重返正途，她順利完成了高中學業，成為家族中第一位拿到高中畢業證的人。

《看不見的孩子》有600余頁之厚，收錄了不同類型的豐富資料，包括約14000份官方文件、埃利奧特的個人記錄和長達127小時的街頭采訪片段等內容。從主題以及題目來看，《看不見的孩子》仍然關注美國種族問題這一痼疾，直接回應了非裔作家拉爾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在20世紀50年代的經典著作《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1952）中的關切。在21世紀的今天，美國非裔家庭、非裔兒童仍然是一群“不被看見的人”，他們面臨同樣的生存困境。埃利奧特的調研為我們揭開了籠罩在這一群體身上的遮擋，讓他們在新式福利覆蓋下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得以暴露。

從表面上看，今天的美國非裔人群的處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輿論關注和幫助。非裔兒童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受到了兒童福利局的保護，可以獲得政府公共住房；越來越多的社會工作者正在為非裔兒童的權益奔走。然而，達薩尼一家的遭遇使我們認識到，政府提供的幫助更多是外在的“拉力”：兒童福利機構以“保護和預防”為由對孩子及其家庭進行嚴密監控和干預，并通過家庭法院，將兒童強制帶離父母身邊，似乎將他們送進寄養系統就能夠一勞永逸地切斷貧窮和犯罪的代際傳播。事實證明，這種福利制度本身問題重重。首先，ACS將“把孩子送入寄養系統”看作是幫扶的最終目的和勝利，而聯邦政府在寄養系統投入的資金比真正給予貧困家庭的物質幫助要多得多；其次，政府的大量資金投入使寄養家庭成為暴利行業，一些寄養家庭以營利為目的，根本無法給予兒童真正的關心和愛護。最重要的是，由于罔顧家人之間的親情紐帶，這種“拉力”產生了異化力量。尤其是對兒童來說，他們時刻處于對外界危險因素的警惕中，很容易陷入“戰斗或逃跑”模式，產生叛逆乃至暴力行為。

在《看不見的孩子》中，當達薩尼得知兄弟姐妹都被寄養后，她故意在好時學校挑起事端，放棄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非裔社區；她的弟弟哈里克失去了父親斯普里姆的管束，最終因為謀殺行為而被逮捕。在政府的介入下，兒童的生存狀況似乎得以改善，但他們的心理問題反而更為嚴重。埃利奧特引導讀者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利制度？怎樣才能更合理地幫助到貧窮兒童和貧困家庭？如何平衡好政府干預和家庭自主引導之間的關系？這些問題也是值得社會各個方面長期關注和認真思考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見的孩子》融合了真實性和文學性，在體現社會問題深度的同時兼具了藝術之美，是非虛構文學的典范之作。與一般的新聞報道不同，非虛構文學雖然具有平民化選材的特點，卻同時能夠將歷史納入視野之中，具有宏大厚重的立意和深度。在語言藝術上，非虛構文學多采用敘事性話語，但作者也會在忠實于事實的前提下,根據題材做個性化的剪裁、組織，進行藝術化的加工，這是非虛構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重要條件，也是其具有藝術性和感染力的保證。

普利策獎評委會評價認為《看不見的孩子》“成功地將文學敘事與時事分析融合在了一起”。在描述事實的過程中，埃利奧特用散文體式的語言風格將故事娓娓道來。她不吝筆墨地詳細描述了被調查對象的神態、動作和對話，使讀者產生了深刻的共鳴和移情效果。下面這段文筆細膩優美，描述了達薩尼即將啟程離開家時全家人依依不舍的場景和情感：

達薩尼的離開像無聲的鐘表懸掛在他們頭頂。

還有三晚。

達薩尼和阿維安娜默默地打掃廚房，香奈兒站在柜臺前。喇叭里緩緩流淌出碧昂斯的歌曲——《聽》。

阿維安娜哭了。香奈兒和達薩尼趕忙過去。她們站在那里，緊緊地抱在一起，彼此咸濕的淚臉貼在一起，緩緩地跳起舞來。香奈兒講了一個笑話，很快她們就笑了起來。

她們就是這樣趕走悲傷的。

透過簡練又抒情的文字，讀者能夠深切地感受到了達薩尼一家雖然貧窮，但卻充滿溫情和凝聚力；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他們采取了樂觀又堅毅的生活態度。《看不見的孩子》在敘事技巧方面也頗有創新意識。作者使用平行蒙太奇的敘事方式，將看似不連貫、瑣碎的人物故事整合在一起，圍繞同一主題形成了完整的故事線。在敘事視角上，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為主，大量使用直接引語，力圖客觀地對人物動作和對話場景進行白描；與此同時，文本中又穿插著第一人稱敘事，作者帶著作為采訪人的身份介入敘述文本，既是事件的參與者，又是事件的目擊者。埃利奧特還在敘事中將家族成員的歷史片段裁剪融合，插入了黑人詩歌和音樂，提升了敘事的思想厚度和文化底蘊。比如，達薩尼在英語課上寫的一首詩被全文引用。

達薩尼的家庭作業是寫一首“拼貼詩”（found poem）——用自己的話將書中的詞語重組成一首小詩。她寫道：

把我們帶離家園

“打死他們”

反抗的企圖

虛弱無力

受傷了

沒人在意

我們有色人種祈禱著

“他祈禱著”

遍體鱗傷

就像街上的坑坑洼洼

船底惡臭連連

就像腐爛的食物一般

他們魚缸般的眼中

充滿了悲傷

達薩尼為這首小詩取名“痛苦”。老師把它貼在走廊上展覽。

達薩尼在小詩中描述的是種族的歷史，從奴隸貿易、種植園到不得已遷往北方的歷史，也是自己的家庭正在經歷的苦難。通過客觀、細致地報道和展示城市邊緣非裔美國窮人的“隱形”生活，埃利奧特的“看不見的孩子”與拉爾夫·埃里森的經典之作《看不見的人》中無法找尋到自我身份的黑人主人公形成了共鳴。達薩尼11歲時，第一次說出“invisible”這個詞，她把人分為兩種：能被看到的和不被看到的。黑人和窮人都是不被看到的人，而這兩種身份的疊加，使得與達薩尼一家類似的人們游蕩在城市和社會的邊緣，遭遇著雙重的異化，再次淪落為新時期的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