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朱光潛前期深受康德與克羅齊影響，立足主體性美學，從自我出發進行自我定位與規定，倡導主體創造的能動自由，以及自我表現—實現的自由。后來，朱光潛對克羅齊逐漸從追隨轉向懷疑，并于1947年撰寫了《克羅齊哲學評述》，批判克羅齊的“藝術即直覺”理論忽視了藝術的外在客觀傳達。隨著思考的加深，1948年，朱光潛發表了《思想就是使用語言》一文，直陳不僅傳達思想即使用語言，內在的思想過程也是使用語言的過程，思想與使用語言同時發生。該文可能吸收了維特根斯坦與英國日常語言哲學的相關理論，在修正克羅齊美學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嘗試從主體的意識構造與意識分析轉向語言分析，透露出對主體性意識哲學的符號學改造趨勢，蘊含了以語言為中介、從語義學走向語用學的主體間語言交往維度。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朱光潛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對自己的主體性美學理論展開了進一步的系統突圍，對美學主體間性維度的探索開始朝向社會性、歷史性、人民性方向發展。朱光潛后期美學的核心觀點是“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美既非主觀唯心主義執迷的主觀感受，亦非機械唯物論堅稱的客觀屬性。朱光潛的論證邏輯如下。

第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審美活動的首要根據是作為物本身的客觀自然之物，它是審美活動不可或缺的感覺素材，是美的條件。

第二，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審美活動要求審美主體對感覺素材進行加工。審美主體盡管保持了能動性、創造性，沒有滑入客觀絕對化的機械唯物論，但絕非康德哲學的主觀絕對化的先驗主體，而是被社會意識形態所形塑的社會化主體。社會意識形態決定著個體對事物的態度，塑造了個體的人生觀與藝術觀，并且通過個體的生活經驗（即個體所接觸到的現實世界）而發生作用。因此，“‘無主體的對象’和‘無對象的主體’都是自相矛盾的名詞”（朱光潛《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主體對客體的加工既不是被動教條的機械反映，也不是康德式先驗統覺的肆意擴張與無限運用（即先驗主體以先天范疇作用于雜多的感覺材料），而是有世界、有他人，因而也有歷史的社會性主體對感覺素材的創造活動，并調配感覺材料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使二者相符的程度達到理想狀態。這是一個主客互動、豐富深化、琢磨洗練的持續過程。

第三，由此產生的藝術作品反映了現實，也改變了現實；反映了自然之物，也反映了作者自己；既有別于脫離社會意識形態作用的自然之物，也迥異于完全不依存于自然之物的主觀幻想。

第四，審美標準是差異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審美標準受到社會意識形態的形塑，這一方面使在同一時代的同一社會中，存在普遍的審美標準，超越了個體審美趣味的差異性；另一方面導致在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中，存在不同的審美標準，但是人類生命的歷史延續性保證了其能夠超越這種差異性的阻隔，欣賞不同時空中的藝術作品。

社會性、歷史性與人民性的方向

依據朱光潛的論證，我們可以捕捉其后期美學主體間性轉向的基本特征。

第一，朱光潛從馬克思的“社會性”概念出發，突破了康德先驗主義的禁錮，從“構造”走向了“被構造”，用社會化主體的世界性、開放性、被構造性代替了先驗主體的孤獨性、內在性、抽象性、封閉性、構造性，拆解了主體性美學的先驗結構，指出主體總是已然被鑲嵌到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主體，受到社會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的規定與形塑，即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性”是主體無法剝離的特性，主體由此意識到自由的界限，并舍棄對純粹性、至上性、絕對性、奠基性的幻想。

第二，朱光潛從馬克思的“歷史性”概念出發，提出了一種歷史化的世代主體間性。主體間性不僅是共時性的，還是歷時性的。主體不是非時間性存在（atemporal existence），而是歷史構造的結晶與歷史傳統的產物，主體間性具有一種生命延續性的歷史維度和共同命運，“每個歷史階段的生命都融會了過去所有歷史階段的生命……歷史有延續的生命”（朱光潛《論美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

因此，一方面，“傳統”的價值得以被保留，對“現在”和“未來”的頌揚并不等于對“過去”的全然否定與舍棄，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精神得以弘揚，線性歷史進步論的基調受到批判和抑制。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代的社會化主體不會被阻隔屏絕，而能夠跨越闡釋學的間距，達成主體間的相互理解，實現繼承歷史傳統與文化遺產的超世代共同目標。在不同世代社會主體的一次次深層歷史對話中，而非單一主體一勞永逸的決斷中，歷史傳統與文化遺產的價值也會在延續中得到繼承、更新甚或轉化，從而避免墮入墨守成規的傳統主義。

第三，朱光潛的“社會性”概念側重共時性主體間性，“歷史性”概念側重歷時性主體間性，二者雖然否定了“超現實”（超時代、超階級、超社會）的抽象普遍性，但是并沒有抹去馬克思強調的具體普遍性。由此出發，朱光潛強調主體的“階級性”和“黨性”不會排除主體身上的“人類普遍性”，即列寧所說的“人民性”。因為“人民性”是人情之常，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具體共性。換言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每個主體都被相互承認為自由平等的主體，平等主體間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自由是最大限度凝聚共識的必要條件，這恰好是“人民性”的根本體現。“人民性”不是一種強制的、抽象的、排他的普遍性，而是一種尊重和融合具體性的普遍性。

朱光潛的這種觀念有助于凸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概念。沿著朱光潛的新方向繼續前進，將會克服對現代身份政治的相對主義執迷（即認定具有不同身份的主體之間絕無可能同感共通）和宗派主義劃界（即堅稱唯有身份相同的主體才有可能相互理解）。在自由平等主體之間一次次社會性、歷史性的具體對話中，避免非此即彼的排他意識和高下懸殊的等級意識，掙脫立場界限和視域盲區，把握差異的內在聯系，辯證綜合不同視域，逐漸生成普遍共識，并在朝向未來的無窮開放的對話中，通過自由交流、平等爭鳴和理性論證，對共識予以持續的動態調整和深化，從而建構一種理性、有機、平等、自由、團結、友愛、開放的人類共同體。在馬克思主義的具體普遍性的支撐和包容下，自由平等主體間的具體差異將不會阻礙共同體理想的實現，不會墮入相對主義的分裂、單子論的孤立與自然狀態下的沖突互搏，反而會在主體間的交往中，最大限度地豐富共同體。這正體現了朱光潛對辯證法的深入理解和靈活運用，即差異性和同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辯證運動，而這種生成運動需要在以語言為中介的主體間理性、平等、自由交往中達成。

第四，對朱光潛而言，主體間交往的社會性、歷史性、人民性原則必須貫徹于實際的具體審美活動中，“文藝服從政治”的題中之義正在于此。這一命題不是要讓文學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而是從根本上強調藝術家必須走出非社會性、非歷史性的單數私人生活，摒除孤立絕緣的狀態，放棄以“為藝術而藝術”的審美自律為名而對復數性的社會生活采取冷漠、鄙夷、排斥的態度。同時，必須堅持“人民性”，拒絕自語者的唯我論獨白和優選者的天才意識，承認人民大眾的平等地位，致力于與大眾的平等交往。

沿循社會性、歷史性、人民性的邏輯，“大眾”也必然是所有歷史和社會中的大眾，這種交往必然是一種以符號—語言為中介的主體間對話，既是對過去大眾的銘記與回應，也是對當下大眾的傾聽與交談，還是對未來大眾的盼望與呼喚。藝術家在此過程中也進行著持續的自我更新與轉化，并由此在社會性、歷史性、人民性層面延續和擴充藝術的生命。因此，唯有基于主體間的自由平等交往，關于美的定義、藝術品的界說和審美標準的普遍共識方可確立，并且將在持續的對話中不斷更新、修正和深化。

綜上所述，朱光潛的美學經歷了前后期的立場轉變。借助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朱光潛掙脫了前期的主體性美學框架，從不同方面探索美學的主體間性維度，對中國現代美學的發展多有啟發。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廈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