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新時代的中國多民族文學是一個多聲部的審美話語世界，雖然具備獨特多元的文化資源和美學傳統，但一直以來存在批評話語零散化、表面化和單一化現象，理論人才短缺，力量薄弱。同時，多民族文學因其多樣性、差異性和復雜性，遮蔽了源于本土的理論自覺。從作品出發，“回到文學本體”，深入文本進行分析闡釋，解讀多民族文學“邊緣的活力”的現實境地及其審美意蘊，需要我們提升批評的反思性，形成文藝評論與作家創作的審美共識。我們倡導多民族文學的“批評精神”，繼承創新優秀民族文化遺產，促進多民族文化之間的理解和溝通，客觀評價多民族文學實踐及其審美意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

關鍵詞：多民族文學；文學批評；話語實踐；邊緣活力

新時代的中國多民族文學是一個多聲部的審美話語世界。植根于各民族文化土壤、文學資源的多民族文學別樣敘事，演繹出許多新鮮的中國故事，“眾聲喧嘩”，各異其趣，且融入了作家對本土文化和人民生活的獨特感受和體驗，文本創作自帶一種蓬勃的生命力，彰顯出別具一格的生命意識，呈現出多民族文學互動狀態下的多元發展，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深層美學意蘊。我們從中捕捉到的不僅僅是題材資源和文化養分，更有新的文學樣式的不斷創新，包括充滿現代意識和多樣化特質的“全媒體”“后人類”“元宇宙”“數智文明”等全新的話語實踐。但認真思考關于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的理論探索，不能否認多民族文學創作實踐與文學理論的錯位，即文學批評滯后于文學創作，整體性、系統性研究薄弱，批判性和反思性理論思維欠缺。缺乏對文本內質價值、語言表達、文化意蘊的審美解讀，以及對文本所蘊含的文化傳統和審美價值的探求。批評話語呈零散化、表面化、單一化，理論人才短缺，情感隔膜。多民族文學批評一直沒有屬于自己的文論話語體系，文藝評論未能深入文本語境和適應時代變革。文學理論的命題或概念多為外來資源，源于本土的理論自覺匱乏。《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都強調“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認為文脈是人民文學和人民歷史的重要線索，為新時代文學確立了新的定位。在當代多民族文學實踐中，需要文學批評既植根于傳統又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實現新的詩學建構，發揮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和審美啟迪作用。

一、多民族文學批評的困境與理論探索

新時代多民族文學理論批評正處在不斷探索、努力發展的階段。置身多民族文學實踐的當代場域，不難發現，作為文學雙翼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存在諸多問題，雖然每年有關多民族文學的社科基金項目、學科建設成果、各類研究論文大量涌現，但研究論題和學術視野似乎越來越窄，打破學科壁壘、跨越知識界限的視域寬廣的比較研究、多學科交叉研究、前沿探索、創新研究較少，對具體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評述較多，以問題為導向的理論觀照不足。現象性批評占比多，孤立的單向度的研究多，多面向的綜合研究少。少數民族母語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和藝術性有待提升，母語文學的研究者和翻譯者不足。對關涉多民族文學實踐的普遍性概念或命題的理論發現和闡釋不夠深入。各民族本土文學批評話語的貧乏，催生了理論話語的焦慮，迫使研究者不得不（或主動地）借用他者話語言說自我現象，借用西方的理論資源、套用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于中國多民族文學批評之中。機械的理論闡述和浮華的過度解讀，都不能讓文學回到本真狀態。如何激活中國多民族文學的內在傳統，如何在與主流話語、西方話語的對話中把握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與主流文學、世界文學的互動關系，如何尊重審美差異，建設性地開展文藝評論，如何從歷史發展和社會變遷的角度，從文化傳承創新與文明互鑒的角度，從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發展的角度，探索和發掘中國多民族文學的意義和價值，進而探求多民族文學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主觀因素，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思考和深入探討的話題。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到少數民族文學現場，“從作品出發”，“回到文學本體”，解讀少數民族文學“邊緣的活力”的現實境地及其審美意蘊，重構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

實際上，伴隨著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發展，已產生了很多的批評文章和不少的理論著作，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學科優勢，但相關思考與討論卻從未停止，研究主題和批評話語的拓展空間依然寬廣。關紀新、朝戈金的《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描述》在系統分析考察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實踐和總體態勢的基礎上，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資料，提出的七個理論問題（少數民族作家與民族文化傳統；民族文學的審美意識；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雙語問題；各民族文學互動狀態下的多元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文化批判意識等），對中國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諸多共性問題做出了宏觀的、具有概括力和理論說服力的理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特別是該書將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劃分為三種類型，即“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型”“借腹懷胎——認祖歸宗型”“游離本源——文化他附型”，在當時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引起了很大反響，“三種類型”的劃分和闡釋至今被沿用。著者在該書的后記中說：“這部書應該是一部理論色彩稍重的著作，應有別于既往的就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一個民族的文學總和或者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學概況所展開的具體的描述和評論；換句話說，希望能夠始終站在理論的基點上環顧四周，而不要使自己有意無意地到諸多作家作品組成的迷宮中去做微觀而繁復的踏勘。”在討論各民族文學互動狀態下的多元發展時，著者強調指出，少數民族文學“并存共榮”不只是一種現實要求，更是一種發展趨勢和必然路徑，要避免和警惕陷進“文學上狹隘民族主義的泥潭”而“抱殘守缺、顧盼自雄”，“無論在什么時候，世界也不會主動擁抱那些沒有任何交流功能的民族作品”。這部“拓荒之作”的開拓性、前瞻性，對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建設與理論引導依然產生著積極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多位學者主編的《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及《20世紀中華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立足于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民族文學的大背景，將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中華民族文學這一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進行關系性研究，認為中華民族的文學遺產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各民族文學之間早已形成多元一體、相互依存、命運與共的共生關系。在漫長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眾多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為中華民族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楊義在《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一書中提出了“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宏大命題，是立足于“與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發生發展有著深刻聯系的大文學觀”，以及“對文學、文化的廣闊幅員和復雜過程的綜合考察”的結果。在“自序”中著者說：“我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或文學的地圖。這個文化地圖是在對漢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的基礎上精心繪制的。這樣的地圖可以相當直觀地、賞心悅目地展示中華民族文學的整體性、多樣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態，展示中華民族文學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過程。”該書從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方法論問題、民族學與地理學問題、文化學與圖志學問題、中國文學的文化地圖及其動力原理，以及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理念的形成及其內涵、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等幾個層面闡釋了中華民族文學多元一體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斷骨頭連著筋”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情景，提出了諸多具有原創性和創見性的命題和概念，如在方法論上，著者提出了與“大文學觀”緊密相聯的“三目”：一是“時空結構”——在“時間維度上強化空間維度”；二是“發展動力體系”——在“中心動力上強化邊緣動力”，基于此，著者提出了“中心的凝聚力”與“邊緣的活力”等論斷；三是“精神文化深度”—“從文獻認證中深入文化透視”。這些論斷，高視闊步，高屋建瓴，在方法論和理論形態上對當下的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理論研究和創作評論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隨著“大文學觀”和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被學界逐漸認知或認可，相關的研究隨之深入，研究視域也不斷拓寬，對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討論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李長中《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一書，針對學界提出的“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認為需要觀察中國多民族文學的復雜形態和多維文學價值。盡管少數民族文學實際上參與了中國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但在中國文學史的話語表述中，少數民族文學依然被看作“沉默的大多數”，是缺席的他者，并未真正進入公共話語空間，而當代民族文學批評的“空泛化”也直接影響了“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踐行。

基于對多民族地域文化的田野實踐與理論思考，劉大先《文學的共和》一書從“史、論、文本、影像、田野”五個方面呈現了從“少數民族文學”到“多民族文學”的學術脈絡。著者嘗試通過“文學共和”這個具有很大包容性與實踐召喚力的概念，闡釋本土批評豐富中國文學話語的多樣性存在，希冀提出的理念可以擴展推衍為其他學科參考的精神資源。2021年，李曉峰主編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結項成果《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術史》（13卷本）出版。該書通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共同創造，共同發展”的核心話語，呈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將這種核心話語和共同體意識輻射到少數民族文學各個領域的學術史考察中。將少數民族文學學術史看成是統一多民族國家思想史的表達，揭示各民族文學互鑒共進的發展脈絡。基于此，著者對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古代作家（書面）文學、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與批評、文學史編撰等學術史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提出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科未來發展的構想。正如伽達默爾所說，“在藝術的體驗中存在著一種意義豐滿，這種意義豐滿不只是屬于這個特殊的內容或對象，而是更多地代表了生命的意義整體。一種審美體驗總是包含著對無限整體的經驗。正是因為審美體驗并沒有與其他體驗一起組成某個公開的經驗過程的統一體，而是直接地表現了整體，這種體驗的意義才成了一種無限的意義。”

《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曾連續舉辦12屆“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2004-2015），有學者稱之為“一個劃時代的論壇”。論壇涉及多民族文學創作與批評的諸多議題，如當代多民族作家文學的發展現狀、處境、趨勢及其理論批評態勢，跨學科學術視野中的西部民間文學生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理論建構與思考，多民族文學史觀維系下的少數民族母語寫作，創建“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思考延伸與理論拓展，傳統與現代接軌下的多民族文藝理論，邊地與中原的文學互動，21世紀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發展走向，等等。論壇就相關議題的對話、討論、商榷豐富多元，異彩紛呈。論壇不僅有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現當代文學、民間文學、古代文學、比較文學等領域研究者的積極參與，還吸引了來自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的關注。原本“偏僻”“邊緣”的少數民族文學引起了主流文學研究界的關注，推進了我國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建構。

近年來，多民族文學批評的著述或文藝評論成果頗豐，對許多重要理論問題的討論有所延展，但研究一直在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中與西之間，在觀念生產的深層機制躑躅徘徊，缺乏文史哲或多學科相融合的突破性的深入研究。一些研究者、評論家囿于民族文學“圈內”，研究視野受到局限，格局不大，對話不足，交流不暢，理論功力欠佳，缺乏某種既在“局內”又在“局外”的冷靜與深刻，批評也只是“蜻蜓點水”。高屋建瓴的理論關照不足，從作品出發的文本細讀欠缺，具有深刻思考與反思自省精神的創新之作少見。對于“多媒體”時代、大數據時代文學創作與批評話語中已經出現的“多語言雜粹”“多文體混雜跨界”“過渡性文本”“新民間文學”“網絡女性主義”“生態文學”“新女性寫作”“非虛構寫作”等需要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或多重知識結構支撐的文學現象的探討，民族文學批評似乎還沒有做好深入思考的準備，學術反饋并不敏感及時。對涉及國家與民族、邊疆與邊界、現代與傳統、主流與邊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反饋、呼應是遲疑的、猶疑的。“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我們還缺乏從較長遠的宏觀視角來把握、思索和爭辯，但“斷裂正是一種深刻的聯系，類似臍帶的一種聯系，而沒有斷裂，也就不成其為背景”。

科學技術在迭代，思想觀念在更新，我們如何提高觀念認知，改變思考問題的方式、適應新時代文學的發展？如何在紛繁復雜的多民族作家作品中大量爬梳而發現作品背后新的詩學氣象和精神流變，以及隱藏的失落缺憾或哲性之思，于具體作品之中探尋更深遠的多維意義？要梳理出脈絡，總結出普遍性，厘清一些基本問題和總體性趨向，提煉出精品。多民族文學的融合發展，其實也意味著多種文化區域與多種民族生活方式之間、農耕文學和邊地文學之間、各民族文化之間的融合發展與和平相處，最終實現多元一體。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與中國文學的內在精神互相契合、相互依存，不僅需要縱觀文壇全貌、關注批評焦點、觀察文藝風格，更應回歸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進行追本溯源，同時關注本土文學遺產的繼承與創新，重視本土文學理論的話語形態，從而拓寬多民族文學批評的路徑。

二、多民族文學遺產的繼承與創新

各民族文學遺產是中華民族文學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獨特的本土文化資源和文化遺傳基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反復倡導文化多樣性，強調不同文化各自所具有的對于人類文明整體的獨特價值。《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尊重審美差異，建設性地開展文藝評論……鼓勵通過學術爭鳴推動形成創作共識、評價共識、審美共識。構建中國特色評論話語，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與評論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不套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改進評論文風，多出文質兼美的文藝評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給全國的文藝工作者進一步提出“心系民族復興偉業”“堅守人民立場”“堅持守正創新”“講好中國故事”“堅持弘揚正道”等五點希望。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建構，必須面對多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問題，只有深入各族人民生活實踐，深入民間，了解多民族文化傳統，才能夯實多民族文學批評的基礎，拓展多民族文學批評的路徑。

新時代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呈現出多重語境疊合雜糅的狀況，但口頭性與民間性一直是少數民族文學敘事的普遍性特征，這種特征也契合中國文學的“人民性”要求，同時說明“傳統文化”“民間文學”對多民族文學的重要性。民族文學創作的重要“基因”是以口頭傳統、民間思維以及民間口頭文本作為“深度模式”，即便是書面文學相對發達的民族地區，口頭傳統仍作為一種深層結構影響到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主題、題材、結構、意象。新時代是建立在歷史的沃土之上，再偉大的人也無法脫離土地的羈絆。對于多民族作家文本而言，口頭傳統和民間文學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隱形文本。在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中，口頭傳統、民間文學與作家文本的互補性關系，其實是長期被遮蔽的，只有將二者作為整體性、互補性的存在予以關照，才有可能建立起適應中國多民族文學實踐的理論框架和闡釋機制。

“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胡適語）。中國多民族文學擁有豐富的民間文化資源，中國少數民族三大史詩《格薩爾》《瑪納斯》《江格爾》作為中國口頭文學經典的英雄史詩，蘊含著珍貴的文化基因。史詩藝人以他們驚人的記憶力、超常的演唱技藝，成為史詩的說唱者、傳承者和見證者。目前仍有三百多位不同類型的民間說唱藝人依然活躍在不同民族地區的草原牧場、傳習基地，在說唱、書寫、創作，他們是本土知識、民間文化、集體記憶、詩性智慧和母語表達的重要文化載體。在口語的世界中，在早期的口頭詩歌傳統中，史詩集民間文化之大成，是完整體現一個民族價值觀、信仰、倫理、審美藝術的百科全書。史詩的“詩性思維”“詩性智慧”是在長期的流傳中由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又在史詩的不斷演進中反哺人民群眾的創造。史詩以詩傳情、以歌抒懷、以歌敘事的現實功用，以及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關系，是史詩得以不斷流傳演進的土壤。而當今時代，網絡和多媒體強大的網狀傳播力和影響力，不但打通了文化傳播的各種壁壘，也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日益呈現出共時性、共情性、互動性特點。于是，“構筑‘中國史詩學’體系”，“創立口頭傳統研究的‘中國學派’”，運用“口頭詩學”理論方法研究多民族活形態“中國史詩”，解決“中國問題”，成為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研究界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與研究范式變革。《口傳史詩詩學：冉皮勒〈江格爾》程式句法研究》主張將口頭史詩的文本與語境相關聯，并在創編、演述和流布過程中對口頭史詩展開文本闡釋，分析口頭史詩文本的詩學特質，強調“以傳統為本”，強調重視民間文化傳承人，將口頭傳統史詩學理論與傳承千年的民族民間文化資源貫通，形成與傳統文學理論不同的研究方式，使“口頭詩學”理論一步步發展演變成為中國本土化史詩學理論學派與方法論。

在多民族作家的文學創作中，民間文化資源往往成為源頭活水，滋養了多民族作家多樣化文學書寫的想象力和表現力。對群體或個人而言，口頭傳統、民間文學是世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群體在長期適應周圍環境的過程中，在長期與自然以及歷史的互動過程中，不斷地創造和再創造的結果。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觀念表述、社會實踐、知識技能、表達形式、文化場所等多個層面為群體提供持續感和文化認同感，并不斷潛移默化地作用于群體的精神世界。從史詩中，在民間話語里，我們往往能感知到群體的心靈世界，而潛藏在作家文本語言和符號之后的，往往是獨特的心靈和精神。文學的價值就在于我們能夠于群體的文化場域中不斷感知源自個體心靈的獨特的精神世界。

在新時代語境下，中國少數民族“三大史詩”的傳承與發展日益走向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以格薩爾史詩為例，就傳承方式來說，格薩爾史詩已經覆蓋了多種藝術門類，諸如格薩爾音樂、格薩爾藏戲、格薩爾唐卡、格薩爾石刻、格薩爾史詩作家文本、格薩爾“朵日瑪”、格薩爾漫畫、格薩爾影視、格薩爾音樂劇，等等。從口頭傳說到書面文本再到傳承形式的多樣化，“三大史詩”的當代傳承是對民族民間文化資源選擇、判斷和再創造的結果，是對史詩所蘊含的民間文化精神的綿延傳續，也是對口頭文學的當代重構和再創作實踐，其傳承與創新效應已呈現出開放的姿態和豐富的內涵。在藏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民間社區，史詩不僅傳承著民族民間傳統文化，參與民俗生活事象，并成為社會教化、藝術創新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表征，而且通過對多樣化傳承實踐的文化表征意義的探究，可以挖掘多民族文化系統和史詩文化系統建構中所浸潤的民族文化元敘事和元語言思維。“三大史詩”的多樣化傳承，雖然依托于各種不同的載體和媒介，卻不僅僅停留在對某個人物形象的造型以及符號、色彩的展示和說明上，而是呈現出鮮明的民間性、宗教性、世俗性和神圣性相互交織的特征，并且蘊涵了史詩藝人說唱、文本等傳統形式所無法承載的民族文化心理信息，實現了現代與傳統的熔鑄，滿足了民眾信仰者、審美接受者對古老史詩和民族文化的崇敬與期待，折射出史詩文化的民間影響力。

史詩不僅僅是文學遺產，還是生活傳統、文化傳統。對于喜愛、傳唱史詩的民眾來講，史詩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終點往往就是起點，史詩總是在不斷地重返人間。“新文學的人民性內涵，理應包含民間，亦即勞動人民最樸素的口耳相傳的文學，應該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文學，這才是新文學的價值觀的充分體現，也必然更大可能地豐富了新的中國文化。”文學與人民性、民族性之間，始終存在著這樣一種張力，對于民眾而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史詩源于人民，屬于人民，“史詩存在的意義，在這里就不僅是藝術地講述一個關于英雄的故事，而是通過宏大的敘事，全面承載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和情感立場，它不僅教化民眾，而且強化他們內部的聯系——共同的先祖意識、歸屬感和歷史連續感。史詩的操演實踐，就是將千百年間傳承下來的敘事，與特定時空中的當下日常生活實踐聯系起來。生活在當下的民眾，在反復與被神圣化和藝術化的歷史建立對接和對話過程中，獲得自我認同。”史詩并非僅僅是博物館文化、教科書讀物，而是與口頭傳統、民間文化和本土文化一道，向著“人民性”的生活實踐敞開，向著豐富多彩的社會敞開，展現中華多民族歷史之美、文化之美、傳統之美。史詩展現的特有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精神，揭示了一個理念：出類拔萃的英雄人物和普通人民同心協力，緊密團結，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就能克敵制勝，保衛家鄉，創建人們所向往的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新時代多民族文學的文化功能、美學特質，無疑為中國多民族文學批評提供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三、多民族文學批評的邊緣活力

中國多民族文學因廣闊的地理與多樣的民族文化背景，呈現出民族眾多、語言豐富、文化多樣、共存雜糅的特征。國家話語體系與少數民族文學話語體系彼此依賴，首先表現為多民族文學創作與評論在中國文學“大傳統”浸染中彼此豐富、相互依存、多元共生。其次，無論是母語文學評論，還是漢語文學批評，都是基于各民族自身豐富的文化傳統以及不同民族區域的“地方性知識”，同時向著更加廣闊的“全觀”的文學空間開拓。再次，中國多民族文學批評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論的影響，研究者試圖以世界文學的多樣性理論考察、解讀紛繁復雜的多民族文學生態、文學境遇，從而激活民族文化傳統的邊緣活力，回應新時代大文學現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明確指出：“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評論建設，增強朝氣銳氣，發揮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作用。”新時代的中國多民族文學逐漸走向豐滿壯闊，多民族文學批評已經成為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在全球文化多樣性背景之下，各民族作家從各自的文學鄉土出發，不斷探求“民族經驗”“鄉土經驗”“中國經驗”，加入中國文學的大合唱，最終形成好聽的“中國故事”。他們或使用民族語創作，或使用漢語創作，或使用雙語甚至多語寫作，展現出多元化、多面向的創作風格和題材、體裁的多樣性，彰顯出豐富而多色調的審美意蘊。多民族文學批評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整體上看，為中國文學發展起到了補苴罅漏的作用。中國當代文壇的多民族作家跨越老中青三代，“江山代有才人出”，新時代已經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多民族青年作家群體，彰顯出中國多民族文學未來發展的活力。中國作協主辦的《民族文學》雜志曾以專號專輯的方式，分別推出過“80后作品專輯”“90后作品專輯”以及蒙古族青年作家專號、藏族青年作家專號、朝鮮族青年作家專輯、哈薩克族青年作家專輯等。多民族青年作家隊伍人才濟濟，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賀西格圖，藏族作家次仁羅布、云才讓、尼瑪潘多，朝鮮族作家金仁順、樸玉男、金書延，哈薩克族作家吐爾遜別克、古萊夏、熱斯拜，等等，他們立足新時代變幻不定的生活，創作日益走向多元文化交錯與多民族文學融合的文明多樣性。多民族文學獨特的想象性語言與浪漫情懷在風格多樣的作品中得到彰顯，形成獨特的詩學形態，并以其民族性與人類性、地方性與世界性、傳統性與現代性交融的創作態勢，步入新時代新的文化建設中。

基于此，中國多民族文學批評因而具有了多元闡釋、不斷延展或拓寬的空間。例如置身于新時代的多民族作家，除了要面對各種新的知識、新的困境并作出判斷和取舍，也會面臨一些無可逃避、常說常新的話題，諸如“數字化”“融媒時代文學”“現代性話語建構”可能出現的內在變異，網絡文學是否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主流文學？如何建構其“網絡性”美學規則與方法？又比如扶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使“新鄉村書寫”“民族志詩學寫作”以文字對接行動與實踐，將民情、人情與國情相融合，做民眾生活的在場者和介入者，用文學記錄脫貧攻堅的歷史進程，表達一個寫作者、研究者的情懷、境界和思考力，描繪獨屬于當代中國的生活畫卷。對“人民性”的討論和“新鄉村書寫”的闡釋分析，引出邊疆地區脫貧攻堅中極富文化底蘊的深刻變革。有學者認為，“農民即將步入中等收入群體，這是未來鄉村的一個重要變化。農民作為新中產階級的心路歷程，至今還沒有浮現在文學的空間里。在中國純文學里面，如何書寫未來的鄉村前景，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有很大的空間。”

多種文本形態的“交混性”以及文化背景的多樣性、雜糅性，迫切需要多民族文學尋找新的打開方式，以更為開闊的視野和寬廣的胸懷容納、敞開、建構，進而探求多民族文學之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多元審美價值和文化功能。多民族文學應該如何直面現實，記錄闡釋當下？而多民族文學批評又要如何介入豐富多元的多民族文學世界，思考并推進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建構？如何“按照美的規律”認知或解讀多民族文學的地方性表述形式、語言特色和審美風格？

面對急劇變革的時代生活，多民族作家的文學創作與時俱進，成績斐然。譬如近年來藏族文學的本土化敘事突破了“他者”眼中的“西藏想象”“圣地失落”或“內部東方主義”，力圖還原現實鏡像，展現新時代西藏真實的生活變遷，敘事視角轉向底層民間大眾，西藏故事由此有了新的內涵。在《云中記》《放生羊》《嘛呢石，靜靜地敲》《塔洛》《三只蟲草》《西藏的女兒》《紫青稞》《幸福的旋律——西藏脫貧交響曲》等作品中，人們依然關注自然、靈魂、信仰，依然虔誠、敬畏、約己，在神性與人性、自然與人文的多重體驗中表達了源于現實生存境遇的苦樂與悲歡，又于這苦樂與悲歡中透出源于藏文化精神氣質的從容與淡然。又如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小說《驅熊犬》，通過描寫驅熊犬的勇猛忠誠無畏，傳達出可貴的原生態體驗。次仁羅布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廢墟上的涅槃》聚焦云南省昭通市魯甸縣的脫貧攻堅工作，注重時代性、現實性和人民性，突破了以往固化的鄉村書寫模式，用非虛構文體、民族志詩學方法，紀實書寫了脫貧攻堅中的鄉村振興，駐村生活中農民的困厄危機以及喜怒哀樂、命運變遷，奏響了個人命運、鄉土新變與時代大潮相遇時或悲或喜的生命樂章，是時代精神與作家情懷的共鳴。回族作家馬金蓮的《長河》《賽麥的院子》、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哈尼族作家艾吉的《親人》，維吾爾族作家阿舍的《白蝴蝶，黑蝴蝶》等，對人與自然的描寫純凈質樸，體現了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對動物與人的關系的描寫充滿隱喻、象征和悲憫情懷，傳達了關注生態、向往自然的價值旨歸，顯示出高貴、獨特的審美追求。更年輕的優秀作家不斷涌現，嶄露頭角，如蒙古族作家鮑爾金娜、蘇笑嫣，滿族作家張牧笛，哈薩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彝族作家阿索拉毅、魯娟，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朝鮮族作家龍小語等。白族作家馮娜詩集《無數燈火選中的夜》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詩歌獎，《樹在什么時候需要眼睛》獲“2021花地文學榜”年度詩歌獎。現代性的經驗總是復雜的，但文學不是同質化世界，而是呈現語言多樣、文化多元、審美差異的精神層面的世界，如趙園所言：“在我看來，文學研究不止于闡釋作品或文本，其價值更在于發現：借助于被分析的文本，打開更廣闊深邃的世界。”

據統計，目前全國公開發行的少數民族文學期刊約80種，其中民族語刊物占50%。蒙古族作家阿爾泰、希儒嘉措、格日勒圖、滿都麥，藏族作家拉加才讓、德本加、云才讓，彝族作家阿庫烏霧，柯爾克孜族作家加安巴依·阿薩那勒，朝鮮族作家李惠善、許蓮順等的母語文學作品在本民族讀者中影響甚大，很多作品已翻譯成漢文、外文廣為傳播。阿庫烏霧在美國出版了彝族文學史上首部彝英對照版詩集《虎跡》（Tiger Traces）。端智嘉、萬瑪才旦、德本加、拉先加的母語文學作品陸續被翻譯成英語、日語、法語，在美國、日本、法國等國家出版發行。這些多民族作家，無論是用民族語創作，還是用漢語（或其他語言）創作，他們的話語實踐在深層結構上依然無法（也不可能）疏離本土文化場域和本土話語實踐，他們的創作豐富了本土文學的審美性和現代性，其審美話語和內涵也豐富了中國文學、世界文學的審美意蘊。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一批主題突出、特色鮮明的多民族網絡文學平臺也十分活躍，如蒙古青年論壇、藏人文化網、彝族人網、中國苗族網、三苗網、壯族在線、錫伯人論壇、布依族網、延邊朝鮮族網、草原雄鷹網、文山苗族網、瓊邁藏族文學網，等等。以草原雄鷹網、花的原野、瓊邁藏族文學網為代表的多民族母語文學網站發展朝氣蓬勃，多民族網絡作家雙語創作現象也較為普遍。一批“90后”“零零后”的多民族作家通過網絡活躍于文壇，作品影響深遠。苗族作家劉煒（血紅），著有《神魔》《巫頌》《升龍道》《巫神紀》等多部熱門網絡仙俠、玄幻小說，曾獲第二屆中華文學基金會茅盾文學新人獎·網絡文學新人獎；四川涼山的瓦扎偉洛，擅長彝、漢雙語寫作，詩歌作品見于各大網站；白族作家宋炳龍，侗族作家潘年英，回族作家石彥偉、馬永歡，彝族作家曲木伍合、蔣志聰，藏族作家剛杰·索木東、扎西才讓，壯族作家忽然之間、施定柔等紛紛投身于網絡文學的熱潮，進行文學創作與傳播，創作尤以詩歌、散文較為突出，令人欣喜的是多民族傳統文學在網絡語境下凸顯出傳播的全民化、民間化特點，放大了傳統文學的深度和廣度，證明了民眾的創造力與傳統自身的生命力。網絡文學本身所具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為少數民族傳統作家和文學新秀的加入提供了共通的渠道。

同時多民族作家更加重視多元化地吸收本土文化資源以及中西方文學創作成果，試圖超越傳統文學意義上單一的民族性書寫，更重視文學樣式的多樣化創新。如哈薩克族作家巴哈提江、回族作家安然、藏族作家嘎代才讓、滿族作家趙天白等的創作，他們的文本敘事方式和結構鋪排，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線性敘事模式，馳騁想象，充滿玄幻性和現代意識，表現出類似于后現代文本的空間化結構特點。在意象營造上，試圖超越傳統的象征和隱喻，蘊含著隱而不明的多重闡釋空間。他們一方面繼承多民族民間神話傳說、口頭文學遺產，一方面借鑒吸收現代高科技成果以及各種現當代文藝思潮、敘述技巧，并加以創造性轉換，拓寬了多民族文學多維性、現代性的發展空間。

多民族文學“和而不同”的共存價值，在自然生態、社會生態、人性生態及其審美體驗中潛在地積淀整個人類社會共同的歷史意識與精神意蘊。少數民族作家尤其善于從本土文化資源和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從本民族神話傳說和史詩故事中選取題材“重述神話”。回族作家石舒清獲“魯迅文學獎”的小說《清水里的刀子》源自回族的一個民間傳說；朝鮮族作家金仁順獲“駿馬獎”的長篇小說《春香》源自對民間藝人說唱本和民間文人整理本《春香傳》的改寫與重述。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劉亮程的長篇小說《本巴》，直接改寫重構于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作者雖然并非少數民族，但他長期生活在新疆，非常熟悉史詩《江格爾》，跑遍了江格爾的故鄉，小說《本巴》被稱作是“在史詩的盡頭重啟時間”。小說題記：“江格爾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間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歲，沒有衰老沒有死亡——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在茫茫大草原上，一群人圍坐，聽著說唱江格爾，一直聽到月落星稀，東方發白，都毫無倦意。史詩是一個部族的希望和力量。他們創造英雄，又被史詩中的英雄所塑造。”小說另辟蹊徑，以民間藝人式的奇特想象追溯逝去的人類童年，探尋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與詩性智慧，意象豐富，寓意深遠。新疆文化出版社推出散文集《瑪納斯記憶》、詩歌集《情韻瑪納斯》、故事集《圓夢瑪納斯》、民歌集《花兒瑪納斯》、楹聯集《墨香瑪納斯》五本系列叢書，蘊含了集體記憶、民族審美和文化心理的多重體驗。藏族作家梅卓于2020年獲“駿馬獎”的長篇小說《神授·魔嶺記》，阿來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格薩爾藝人丹增扎巴、格日尖參創編的三十多部格薩爾史詩新文本，都是對格薩爾史詩的重構和再創作。這些作品在古代神話、民間傳說里注入了所處時代的精神意象，注入個體生命體驗，隱秘的結構里有一種內在的壯闊的聯系，至大至遠。關于少數民族詩歌創作，評論家也認為“無論現代詩的體式、技藝和表現方式如何豐富和發展，少數民族詩人總是抹不去‘民歌’的源頭和言說基調，那實際上是他們天生的嗓音和特有的發聲方式。確確實實，在一部分少數民族詩人的文本中我總是能聽到一副副歌唱的喉嚨，‘詩’和‘歌’在他們這里往往是合二為一、融為一體的”。

從口頭傳統到作家文本，雖然在敘事方式、情節框架、古今語匯、敘述技巧、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時空交錯的運思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口頭說唱、神話敘事、詩性思維在現當代作家的創作中已然形成了一種交互混雜的審美意象。

結語

新時代多民族文學批評如何重塑指向？面對當下的新媒介、新科技與新寫作，多民族文學研究學術生產的意義何在？多民族文學的融合發展是否意味著多種文化區域與多元民族生活方式之間深層次的文化認同與和平相處？如何最終實現多元一體模式的共同體詩學？任何文學理論都需要在文本實踐基礎上建構一系列概念、術語、命題，盡管各民族語言和文字有所不同，文化也有所差異，但文學本質相通。《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尊重審美差異，建設性地開展文藝評論”，文學理論只有在具體的文本批評中、在文學創作實踐中產生，才能得到檢驗，面對具體的新文學現象與新經驗，具備深度意象的精神牽引，才能發揮積極的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和審美啟迪作用。我們始終認為文學理論思考一旦離開文本生成的語境、作家個體的生命體驗，便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流入“空泛化批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一論斷如果單純強調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在今天已經顯得可疑或稍嫌狹隘。全球化網絡融媒體時代，諸如“后人類”“元宇宙”“數智文明”等新的話語，對固有文學觀念的沖擊已毋庸置疑。我們的生活方式已發生了重大改變，社會形態不再是超穩定結構，當代世界如同齊格蒙特·鮑曼所說，是網絡化的、流動性的。隨著技術、信息、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也“從固體變成了液體”，即便不是瞬息萬變，也充滿一觸即發的多種可能性，人們的經驗不斷遭遇前所未有的各種挑戰。

社會生活雖然變動不居，但作為文學表現主體內容的人、人性、文化的變化卻要緩慢得多。新時代建構多民族文學批評的本土話語和言說方式，仍需要挖掘來自民族文學的豐富的民間敘事這股源頭活水，探究審美主體創作的文學密碼，追尋文本內在的主體建構與文本之外的歷史源流和文化傳統的深層關聯，以及多民族文學話語體系中豐富的精神世界與外部世界的詩意關系，還有與古代文論、西方文藝理論的現代性話語等的互動，分析、比較、繼承、借鑒各民族文學中的文藝評論傳統，如《文心雕龍》《詩學》《詩鏡》《蒙古秘史》《福樂智慧》等傳統經典文論的批評話語及其審美意義。盡管目前多民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建構與批評范式仍存在著許多問題，嶄新經驗的淬煉并不一定可靠，但中國多民族文學的學科空間依然有廣闊的擴展度，除非我們研究者自己畫地為牢。多民族文學批評所蘊含的思維方式、審美觀念、創作技巧、語言使用、文化詩學內涵等“活形態基因”無疑是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產。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突破邊界，相對客觀理性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從而更清晰地認知包容多元的中華多民族文學敘事。

（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作者簡介

丹珍草（楊霞），女，藏族，甘肅甘南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藏族文學評論、格薩爾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