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的時代使命與現實責任
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成立100周年的輝煌時刻。中國兒童文學從兒童的發現到文學的自覺再到不斷發展,始終與黨引領中國人民走過的百年歷程同頻共振。兒童文學作為“人之初”的文學,在文學性的藝術標準之外,兼有凸顯兒童文學特質的游戲屬性與“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的文化屬性。在中國,“兒童”是一種大至舉國政治理想、民族理想,小至家族、家庭理想的承擔者。兒童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即與中華民族的未來想象密切相關,承載著教育兒童進而塑造民族未來的歷史使命。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期,回溯歷史,展望未來,中國兒童文學肩負的時代使命與現實責任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與重視,也有待于得到更深入的認識與探討。
關注現實使命,朝向兒童精神建構
文學作用于人類精神,文學的價值功能是在人與文學的需要關系中產生的新質。文學對人起到良好的促進效應,則產生正價值;文學帶來消極的影響效應,則產生負價值。放眼世界范圍內的兒童文學發展,中國兒童文學在介入社會、發揮價值功能方面有其獨特性。使命意識,是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動因的自覺來源;務實理性,是中國兒童文學“文學觀”的鮮明表征。
與西方盧梭主義兒童觀秉持兒童期應是理性的休眠不同,中國兒童文學始終以理性的、具有目的性的兒童文學觀為主導。雖有多位學者、作家對周作人在《兒童的書》中提及的“無意思之意思”推崇有加,但在中國兒童文學場中,意在張揚兒童天性、宣泄兒童精力的作品始終不是主流。這其中,有中西方所持兒童觀的差異,有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也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端于“強國保種”的時代使命的動因相關。眾所周知,1921年,葉圣陶創作的《小白船》是中國兒童文學史上第一篇具有現代意義的文人童話。葉圣陶在《小白船》里,塑造了唯美的童話意境和人道主義的童話形象。作家希望用愛與善來陶冶孩子,使“受之者必能富有高尚純美的感情”。然而,深重的歷史時期,尖銳的革命斗爭,促使中國兒童文學在其發生期選擇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創作之路。這條路,是積極介入現實的現實主義兒童文學之路。葉圣陶迅速轉換筆調,從夢幻的世界走向現實的人生,直面當時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與階級矛盾,筆下的童話形象不再是“公主”“王子”的西方模式,而是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物。葉圣陶、張天翼等兒童文學先驅將童話“本土化”為高度關注現實的、“將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的文學載體。
正面切近生活,揭露社會陰暗面,暴露階級矛盾,激蕩著民族救亡與慷慨英雄主義激情的兒童文學成為主流。苦難兒童與革命戰爭年代成長的紅色少年,成為該時段兒童形象的典型。戰爭年代的兒童文學,發揮了“文化的軍隊”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那個時代“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現實主義傳統與紅色基因,成為鐫刻于發生期中國兒童文學的鮮明特征。也因而,中國兒童文學始終是以關注現實、朝向兒童精神建構為己任的。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觀,強化了文學與現實、文學與社會進程的合轍,致力于使小讀者因閱讀同構效應而得到精神層面的提升。
凸顯中國特色,書寫中國式童年
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在書業的巨大推力下呈井噴式發展,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童書出版大國,也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兒童文學創作大國。井噴式的發展中,兒童文學一度遭遇膚淺化、娛樂化、快餐化的質疑。
恰恰是童書出版迎來業內所稱的“大年”的同時,兒童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式童年”的問題受到廣泛關注。2013年底,中國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年會設定的主題即為“兒童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式童年”。這其實是一個被出版熱倒逼產生的“偽”問題。由中國作家執筆抒寫中國兒童的兒童文學創作,理應表現中國式的童年。然而,當我們將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時,恰恰說明了當下兒童文學創作需要警惕的某種趨向。這個問題,不單單在兒童文學中存在,在文化大融合大交匯的開放時代,先進文化勢必形成一股強大的吸引力,吸引后進文化去模仿、去追隨。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文化的類屬、文化的邊界將日漸模糊。
中國的兒童文學較之世界兒童文學而言,歷史較短,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端是建立在對異域兒童文學的引進、翻譯、模仿基礎之上的。20世紀80年代阿斯特麗德·林格倫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國,牽動了熱鬧派童話創作熱。21世紀以來的兒童文學熱,同樣是在大量引進國外兒童文學作品的基礎之上開啟的。隨著新世紀兒童觀念的逐步開放,西方幻想文學作品大量引進,我國兒童文學閱讀趨向與世界兒童文學潮流亦步亦趨。各種充盈西方文化色彩的兒童文學世界如在身側,中國兒童的生存現實卻仿似“彼岸”。
兒童文學是每一個兒童最早接觸的文學,是通往當代兒童心靈世界的最優質、最美妙的交流通道,是引領未來一代形成健康的人生觀、世界觀、生態觀的最佳載體。兒童閱讀口味的西方化已經是目前必須糾偏的趨勢性問題。同時,從文學發展自身的角度看,如果一個時代的兒童文學創作多數源自一種對潮流的“效法”與“追隨”,那是該時代缺乏某種文化自信的表現。如果一個作家的兒童文學作品源自對某種創作潮流的“效法”與“追隨”,那么該作品必然不是上乘之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講好中國故事”與“實現中國夢”成為兩個具有凝聚力的高頻短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的重大命題,是對我國文化自信的重要價值表征,涵蓋著我國對優秀傳統文化、偉大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三重自信。這給予新時代兒童文學發展以重要啟示。2014年,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少兒出版工作會;2015年,中宣部和中國作協在京西賓館召開全國兒童文學創作出版座談會。兩次會議,數百位全國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和少兒出版人參與,從“回應時代變化,描繪中國式童年”“堅守精神高地,打造兒童文學精品”“加強兒童文學評論,堅持說真話、講道理”等議題共話兒童文學。兩次京西賓館會議也被評價為“吹響了繁榮兒童文學的集結號”“將有力推動兒童文學的繁榮發展,開啟一個全新的兒童文學時代”。
中國兒童文學逐漸自“市場”向“文學”轉向,從世紀初亦步亦趨效法西方與取悅迎合小讀者走向相對冷靜、獨立、注重文學品質與藝術特色的發展階段。2015年前后,爆笑、魔法類兒童文學創作明顯減少,講述“中國故事”,書寫“中國式童年”,成為兒童文學創作的主旋律。關注我們生活中真實的孩子、身邊的孩子、時代的孩子,提煉并展現中國孩子視角中的童年的兒童文學作品,成為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發展路徑。
與此同時,兒童文學因其表現人類共通性的童年與弱化意識形態的特征,成為最便于交流的文化載體。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呈現了童心無國界的世界交流。童書業積極參與的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博洛尼亞童書展等活動,促成了中國兒童文學多種形式的世界“對話”。中外作家、插畫家合作創作兒童文學的形式日益增多;兒童文學的版權貿易異常活躍,中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版權輸出明顯上升,成為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力量。版權輸出國外的兒童文學作品,既具有獨特的中國傳統民族文化韻味,又展現了具有共通性的人類思索。優質的“中國故事”對世界兒童讀者的吸引力日漸提升,中國兒童文學正在努力追趕并逐漸匯入世界兒童文學的主流。
凝聚創作力量,迎接兒童文學新理想時代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在中國共產黨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兒童文學發展與黨的發展緊密關聯。“培根鑄魂”的文化使命與擔當,更加凸顯了兒童文學的價值與意義。“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站在這樣的歷史節點,回溯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可以做出預判,兒童文學的新理想時代已然來臨。
歷經十余年的市場洗禮與文化沉淀,進入新時代以來,一度淹沒在商業浪潮中的主體性力量不斷復蘇;曹文軒2016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標識了中國兒童文學水準世界范圍的認可,也為本土原創兒童文學發展樹立了信心。當代兒童文學逐漸由世紀之初的取悅迎合小讀者與亦步亦趨效法西方,朝向相對冷靜獨立的、注重文學品質的文學轉向,追尋“文學理想”的時代再度來臨,多維藝術探索不斷涌現。
在中國作協“重點扶持”專項與出版業“主題出版”選題等政策帶動下,兒童文學作家們積極投入了對中國當代民生大事的文學書寫,密切關注了社會變革與時代發展,扶貧、援疆、支教、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城鎮化進程等影響重大的事件,都在兒童可感的視角下進入到兒童文學作品的藝術呈現。救亡圖存的歷史戰爭題材作品創作不斷涌現,這些精神養分對于兒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正像歷史不容忘記一樣。作品所表現的,是屬于我們本民族的歷史記憶,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中國式童年”。還有多部作品著力凸顯了鄉土、地域等民族文化特色,呈現了不同樣貌的文化尋根。兒童文學作家們還有意識開啟兒童文學創作資源與美學韻味的尋根之旅,多部具標識意義的作品面世。從瑰麗的上古神話、志怪小說、民間傳奇中汲取靈感與資源的中國式幻想,復蘇的傳統文學原型,重尋的古典意境之美,為兒童讀者帶來完全新異又扎根本土的閱讀體驗,開拓具有本民族美學特質的兒童文學新路。與之相應,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潛力被極大地激發,多股創作力量匯聚。兒童文學領域內呈現出四代作家共謀創作的繁榮局面:與新中國同步開展創作的“第三代”作家,如圣野、任溶溶、金波等均已八九十歲高齡,仍童心滿懷,屢有新作精品;新時期開啟創作的“第四代”作家如曹文軒、張之路、秦文君等不斷有標桿意義的新作;以湯素蘭、徐魯、彭學軍等為代表的“第五代”作家成長于世紀之交,成熟于兒童文學市場繁榮之時,呈現出具有明確主體意識的創作理想;在豐富的中外兒童文學滋養下成長的80后、90后,甚至剛剛脫離兒童階段的00后,迅速由讀者轉型為兒童文學的“第六代”作家,開闊的閱讀視野與鮮明的文學個性為當代兒童文學創作注入了鮮活的力量。非兒童文學作家的跨界創作,是新世紀的重要文學趨勢之一。數十位知名作家先后有兒童文學作品面世,張煒、葉廣芩、趙麗宏、裘山山、楊志軍等的跨界創作均贏得兒童文學業界與專業獎項的認可,推動了兒童文學藝術樣貌與水準的不斷豐富。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著眼“地域”的兒童文學建構。綜觀全國各地域當代兒童文學發展,已然呈現著明顯的不平衡現象,優勢地域非常明顯。對優勢地域做優勢分析,傳承、培養文學組織、出版平臺及理論互動,是地域兒童文學發展的促成要素。
基于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創作回顧可見,形塑中國兒童具積極意義的童年精神的文化使命,使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發展再度獲得社會各個層面的關注與支持。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發展迎來了最好的時代。兒童文學創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前行活力與日益豐富的主體樣貌。更多的作家選擇了朝向經典的兒童文學寫作,表現出更加自覺地創新意識。資深作家不倦地自我突破,中青年作家的快速崛起,跨界參與的創作力量,積蓄了中國兒童文學繼續前行的力量。同時,新時期以來豐富多元的文化滋養下成長的家長,21世紀以來信息化社會、國際化視野下成長的兒童,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提出了基于讀者層面的更高要求。以文學的整體性視野不斷檢視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創作水準,力求講述具民族地域文化韻味又能承載人類共通性的中國故事,塑造具典型意義的中國兒童文學形象,時刻保持唯藝術而遠兒童的成人化趨向的警醒,加快中國本土原創兒童文學“經典化”與有效的閱讀“傳播”,及時發揮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與批評“在場”的指導與引領,如是,新時代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發展將大有可期。
與此同時,與全國范圍內的兒童文學創作熱及大量涌現的優質兒童文學作品相比,山西的兒童文學創作存在起步較晚、創作人才數量不足等現實問題。我省作家在兒童文學短篇發表平臺(各大兒童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的數量還極為有限,長篇作品的影響力也多集中于省內,像《夢想天空》《小城槐香》等能夠進入全國范圍“好書”推薦視野的作品還屈指可數。這些創作現狀啟示我們,未來山西兒童文學的發展,仍需對標優質的兒童文學作品,了解當代兒童文學美學動態與創作走向,從鼓勵創作與引導創作入手,同時加強評論引導,精耕細作,書寫“中國式童年”,塑造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兒童形象,緊貼兒童心靈與時代強音,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