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少數民族文學是我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少數民族文學在題材、內容、風格上面貌一新，少數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創作，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的新天地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文藝的發展和其社會功能的實現。黨早期的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對文藝與革命的關系都有論述。同時，黨還積極通過民歌、民謠等民族民間文藝鼓舞人民參與斗爭。

在革命戰爭時期，少數民族作家創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藝術精湛的文學作品。特別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民間文藝、民族文藝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視。黨領導的紅色文藝在白山黑水、茫茫草原、伊犁河畔、巍峨高原、蒼山洱海間播撒下革命的火種。新中國的第一批少數民族作家，如瑪拉沁夫、李喬、庫爾班阿里、鐵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敖德斯爾、巴·布林貝赫、舒群、金哲等，大都有過革命經歷或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的。

新中國成立后，黨把發展少數民族文學事業作為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體現，出臺了若干扶持政策。少數民族文學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獲得了較快發展。1949年10月，《人民文學》的“發刊詞”就指出，要“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文學運動，使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與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形式相結合，各民族間互相交流經驗，以促進新中國文學的多方面的發展”。1953年，《中國作家協會章程》也明確把“發展各少數民族的文學事業”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任務。1956年，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通過決議，明確指出要“發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學事業，以豐富和繁榮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學”。

在具體實踐上，一方面，在前所未有的良好創作環境中，各族作家人才輩出，新作、力作迭出。老舍、瑪拉沁夫、李喬、陸地、祖農·哈迪爾、克尤木·吐爾迪、郝斯力汗、蘇曉星、普飛、那家倫、伍略、孫健中、關沫南、李惠文、李根全、饒階巴桑、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安柯欽夫、舒群、楊蘇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在小說、詩歌、戲劇和電影文學等領域佳作不斷，如《茫茫的草原》《歡笑的金沙江》《美麗的南方》《鍛煉》《紅路》《沒有織完的統裙》《這一代人》《阿詩碼》等。這些作品較好地擔負起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使命，體現出較高的思想、藝術水平。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宣傳部于1958年著手啟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程，從此，一個中國多民族文學史建設的宏偉藍圖展現在中國各民族文學史家面前。為了使這幅藍圖變成現實，中國各民族文學工作者及文學愛好者開始了新的、艱苦的、創造性的勞動。

不僅如此，黨和國家特別重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多民族文學突飛猛進的發展進行總結。例如，中國當代第一部少數民族詩歌選集《我握著毛主席的手——兄弟民族詩歌合集》，收錄了1949-1959年蒙古、回、藏、維吾爾、苗、彝、壯、朝鮮、哈薩克等16個民族28位作者的177首詩，呈現了新中國成立10年間多民族詩歌共同發展和繁榮的圖景。

新時期的新創造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在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的時代語境中，黨和國家積極創造條件，加快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少數民族文學也因而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

在這一時期，黨和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學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各族作家要把加強民族團結作為文學創作長期以來的重大主題和神圣職責，發揮文學的力量，歌頌各族人民團結奮進的精神風貌。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學要全面觸及和反映民族地區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敢于探索民族文學創作的新課題，勇于攀登民族文學創作的新高峰。這兩個方面，既明確了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方向，也反映出其創作能量的充分釋放創造了全新的制度環境。

1979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成立；中宣部再次啟動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程。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成立；同年，中國作協成立民族文學委員會；第一次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召開。1981年，《民族文學》創刊；中國作協與國家民委成功舉辦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評獎（今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1984年定名為魯迅文學院）開設少數民族作家班；1983年，《民族文學研究》創刊。中國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學以及內蒙古大學、延邊大學等相繼獲批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博士點。可以看出，在改革開放之初，黨和國家就在政策、制度、組織、機構、平臺、學科等方面著力建設，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尤其要提及的是，這一時期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產生重大影響的有三件大事。

一是1980年由國家民委與中國作協聯合召開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后舉行的第一次規模空前的少數民族文學盛會。大會全面總結了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發展的成就、經驗和不足，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使我國少數民族的文學創作有一個更大的繁榮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擔負起偉大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

二是1981年國家民委和中國作協舉辦了首屆全國少數民族優秀作品評獎。瑪拉沁夫、烏熱爾圖等近百位作家獲得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電影文學、劇本等各類獎項。1999年，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更名為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這也意味著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正式確立。

三是1981年全國性少數民族文學刊物《民族文學》創刊。《民族文學》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意義，正如1991年費孝通所評價，“是一個播種機、一把金鑰匙，不斷把社會主義文學的優良品種撒遍少數民族地區的山山水水”。

這三件大事，可謂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碑石，少數民族文學也因此成為新時期中國文學史上光彩奪目的篇章。

1978年，全國首屆優秀短篇小說獎揭曉，達斡爾族作家李陀的《愿你聽到這支歌》、滿族作家關庚寅的《“不稱心”的姐夫》赫然在列；1979年，白族作家張長的《空谷蘭》、哈薩克族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努爾曼老漢和獵狗巴力斯》在第二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評選中獲獎；1980年，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藏族作家益希卓瑪的《美與丑》、土家族作家孫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在1977—1980年中篇小說獎評選中獲獎。值得一提的是，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以《一個獵人的懇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分別獲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少數民族作家以實力收獲文學碩果，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贏得了地位和榮譽。

1980至1990年代，瑪拉沁夫、李喬、敖德斯爾、扎拉嘎胡、巴·布林貝赫、克里木·霍加、李陀、扎西達娃、霍達、朱春雨、孫健忠、艾克拜爾·米吉提、烏熱爾圖、吉狄馬加等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以群體的姿態，立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前沿。在這些作家的文學書寫中，既有投入祖國母親懷抱中的溫情，也有對改革開放以來各族人民生活改善的具體呈現，而弘揚愛國主義、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謳歌時代前進，始終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旋律。

新時代的新使命

2014年10月，文藝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這為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全國文藝界和文化系統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引、指明了發展路徑。

新時代少數民族作家積極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優秀文學作品推動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馮良的《西南邊》、海倫納的《青色蒙古》、紅日的《駐村日記》、梅卓的《神授·魔嶺記》、阿克鳩射的《懸崖村》等第十二屆“駿馬獎”獲獎作品，《民族文學》2020年推出的系列“抗疫小說”以及向本貴、瑤鷹、譚志斌、熱孜古麗·卡德爾、海勒根那等作家聚焦“扶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書寫，冶生福、羅家柱、莫永忠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角度，對抗日題材的再挖掘……各族作家以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觀、宗教觀，書寫時代巨變，彰顯時代精神。

同時，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等，從政策、體制、機制三個方面，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和少數民族文學經典傳播提供了全面保障。此外，以《格薩（斯）爾》《江格爾》《瑪納斯》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重大進展。一批少數民族史詩研究的代表學者和標志性成果產生了世界性影響，為擴大中國學術話語的影響力和傳播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作出了突出貢獻。

放眼當下，少數民族文學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的深度思考，對新時代社會生活的全面觀照和介入，對時代大潮的積極呼應，再一次充分展示了少數民族文學特有的功能和風采。可以想見，在堅守維護國家統一和鞏固民族團結基本功能的同時，反映各民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促進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用文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經成為少數民族文學重大的時代轉向。這一轉向，賦予了少數民族文學新使命，開啟了少數民族文學繁榮發展的偉大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