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下的時空似乎被狠狠壓縮，記憶被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填塞，無法自如地流淌，遺忘來得太快太快了，快到連遺忘時一絲絲漣漪也無。大大小小那么多的事情打個照面忽然沉淪，我不禁要問，是記憶機制還是遺忘機制出了問題。

我出生于1990年，到現在，就是中國發展最快的三十幾年，我親歷了城市化最快的階段，親歷了互聯網時代的興起和蓬勃，親歷了智能手機對生活的占領，親歷了許多共識的瓦解。我們這一代人借助互聯網和便利的交通，貌似有了比前人更加豐富和深廣的見識和生活經歷，我們的視野不再局限于一個家族、一個村莊、一座城市。有太多匪夷所思進入到了視野，節奏太快，致使我們常常難以適從。做個現代人的難度可能比做個古代人難上一百倍，沒有什么可以確信之物，昨天確鑿的真理，也許今日就會被推翻，昨天的時髦，今天就過時，我們必須不斷調適，保持锃亮，以便不會被時代拋棄。這時代實在太大太快，個人作為一個切片又太窄小，這種懸殊的對比，甚至讓一個人努力眺望的目光都變得可憐了起來，若只關注眼前之物，又顯得固步自封。這幾年，為了追上世界的腳步，我不斷地閱讀各種公共議題的社科類圖書，關注熱點討論，希冀對這個世界了解得更深入一點，但事實證明此舉并沒有太大作用，我只是陷入到了信息焦慮之中，被互聯網速度牽著鼻子走。速度在不知不覺中擠走了記憶，擠壓一切慢速才能生長出的美感，甚至它擠壓人的情感，把一切本該深沉幽微的感情即時化和廉價化，很多需要凝視需要駐足的古典之美就這樣消亡了。

需要這么快嗎？這種焦慮和恐慌什么時候迅速蔓延，我作為一個人如何抵抗這種焦慮和恐慌，在急流之中是否可尋得一根浮木渡人渡己？思考這些問題的同時，也無法停止自己對小說的懷疑，其實這種懷疑很早就開始了，世界加快流動，不斷處于變動和混亂之中，文學的把握能力似乎就削弱了。索爾·貝婁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寫道：“我們當代的地方社會已經被世界所淹沒。……我們被可疑的現實包圍，發現面目模糊的自我。”在信息流通不夠快捷的時代，小說家通常也掌握著巨大的信息優勢，但在信息時代，這個優勢被無情抹平，曾經寄托于小說的集體記憶或感情慢慢分散和抽離，對寫作者而言“寫什么”和“怎么寫”這兩個問題變得越發急迫，即小說中應該呈現什么，怎么呈現，甚至，也會想，也許非虛構的意義更大，畢竟它們包含的事實更多，但這個想法很快被自己推翻，小說中經過想象力提煉過的文學真實同樣意義重大。除此之外，作為最為依賴記憶的一個群體，寫作者也在最激烈地對抗著遺忘，對抗著摧枯拉朽的速度，動搖中保持編織的耐心，需要公道地自我辯解一句，很難。

我在這樣的自我拷問中度過了很長時間，在“什么值得寫”里不斷試驗和尋找，寫作《大河深處》時的輕松和直覺不會再有。很多寫作者有著明確的寫作場域，但我卻是在遷徙和漂流中生活的人，唯有尋找才能找到說話的舌頭，在最新的小說集《奇跡之年》中，我做了幾種嘗試，書寫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或描繪一個時代的狂熱，或將時空穿插制造宿命感，你會看到不斷漫游城市卻無法容身的年輕女人、陷在特異功能熱潮中的狂熱男人、穿梭城市的為寵物安樂死的醫生、少年犯，以及有著布爾喬亞幻想，企圖通過婚姻達到生活進階的平庸女人。在寫作過程中，我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和文字的距離，保持冷靜的觀察視角。這幾篇成于2018-2020年的中短篇小說，也只是一種內在燃燒的產物，無解于我身處其中的困惑，它們甚至都不是我對困惑做出的解釋，只是長久以來身體力行的習慣，無疑，我一直是摸著石頭過河。

很奇怪，漫長的自我質疑中，反倒比以前更堅定一些，雖然“值得寫嗎，怎么寫”仍然如同天問一樣懸在頭頂，困惑依然猛烈沖刷，但從來沒有“寫或不寫”的問題，唯有更投入地生活，更踏實地創作，笨拙之人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