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記者談到魯迅先生的性格，說：“他這肺病，本來在十年前，就已隱伏著了；醫(y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yǎng)；可是他的個性偏偏很強，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沖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靜養(yǎng)更沒有這回事，所以病狀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說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說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xiàn)，可是最近又有轉(zhuǎn)變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觀。他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他在上海住的地方很秘密，除了舍弟建人和內(nèi)山書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難找到。”記者的筆錄，也許有點走樣，大致該和周先生所說相符合，以啟明先生的博學(xué)多識，益以骨肉之親，這些話該是十分中肯的。但由站得比較遠一點的我看來，啟明先生的話不無可以商量之處。

“為了一點小事，就和人家沖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這樣的人，古之人曾有過伯夷，孟子稱之為“圣之清者也”。說個性很強只是“圣之清者”的特征，卻不十分妥當(dāng)。因為柳下惠式的“圣之和"，伊尹式的“圣之任”，孔丘式的“圣之時”，都非有很強的個性不可。個性不強，就變成鄉(xiāng)愿式的“德之賊”，當(dāng)然非啟明先生所許與的。魯迅先生生前，曾寫信給我，說：“現(xiàn)在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fā)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有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jié)而取其大。”這話，正和啟明先生所說的相反；換句話說，魯迅先生并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會以上海的環(huán)境于他很適宜了。

啟明先生有點近于柳下惠式的“圣之和”，魯迅先生則有點近于伊尹式的“圣之任”。孟子說伊尹將以道覺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又說：“伊尹耕于有萃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才是魯迅先生人格的寫照。魯迅先生和胡適先生的分野正在于此，胡適先生愛以他的學(xué)問地位“待價而沽”，魯迅先生則愛受窮困的磨折，并不曾改變他的節(jié)操過，至死還是“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見《遺囑》)。

說到魯迅先生的對一一切事都很悲觀，也只說了一半。他的幼年時代的經(jīng)歷，以及壯年以后對于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幻滅，無疑的使他變成虛無主義者；這幻滅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寫的，的確夠悲觀了。但魯迅先生在《自選集》的序文，已經(jīng)提到他自己意識的轉(zhuǎn)變，說：“我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又知道，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極其有限的”。他自悟：“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所以對于熱情者們時代有同感，不斷為熱情者吶喊幾聲以助威。魯迅先生在近十年間，努力克服個人主義的氣分，要和為社會舍身的戰(zhàn)士們的步驟相一致。或者應(yīng)該這樣說罷，他是漸漸遠離了虛無主義，投入社會主義中去，對于革命事業(yè)的完成，并不和先前那樣悲觀了。

啟明先生也說魯迅“多疑”，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徹的觀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說他“多疑”，又說他“觀察得非常透徹”，這兩句話，不知怎樣合得邏輯。以醫(yī)病為例，斷癥既明，則開方自易，不必猶疑了。魯迅先生有一回，說：“……有些硬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橫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cè)缫矮F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鉆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還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xiàn)在卻因為年紀(jì)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回避了”，照這話看來，住址的秘密，想一想旁人所說的話是什么用意，只能說是“野獸”的生存本能的反應(yīng)，難道定如羔羊的等著受宰割才算是“鎮(zhèn)定不惑”嗎？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對于“多疑”二字的正面駁斥，已經(jīng)一見不一見，他決不料死后還要蒙“多疑”二字的冤枉的。

我和魯迅先生間的友誼，自然不及啟明先生之“親”而且“切”。本不必“謬托知己”。但我心目中的魯迅先生，是一個“認真”的人，不肯輕輕放松一件事一句話，要徹底想一想的人，和啟明先生所見的會有這么多的差距，倒是值得仔細吟味的。

（原載1937年8月上海書店出版社《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