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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葉詩派是20世紀中國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詩歌流派，又被稱為“中國新詩派”。他們自覺追求現實主義與現代派的結合，注重在詩歌里營造新穎奇特的意象和境界。1981年出版的《九葉集》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力。

以“九葉”之名，姚風、李笠、金重、高興、少況、樹才、黃康益、駱家、姜山、李金佳等十位詩人翻譯家在近年聚在了一起，組成了“新九葉”。“新九葉”詩人，因其同時為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瑞典語等語種的知名文學翻譯家，所以他們的詩作呈現出與其他新詩詩人截然不同的特質。

他們都曾求學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其中好幾位是翻譯家王佐良的弟子。如今這十位詩人譯者，繼承20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詩人群”的傳統，以“新九葉”之名集結，翻譯并撰文導讀最愛的詩人詩作，于日前由廣西師大出版社上海貝貝特出版為《新九葉·譯詩集》，并在線上進行了誦詩分享會，以詩人的獨特語境解讀詩人的精神世界。

典藏世界詩歌兩百年精華

“‘新九葉’這個名字是我們向老九葉的致敬，也是我們自己30年堅持寫作的一種總結。《新九葉集》這本書亮出了我們的旗幟，而《新九葉集·譯詩集》體現了我們對于詩歌翻譯的熱愛。”駱家說道。

《新九葉·譯詩集》翻譯了13位殿堂級世界詩人的詩作，這些詩作涉及英語、法語、葡語、瑞典語等7個語種。詩集中收錄的外國詩人均為近200年來各國享譽詩壇的代表人物，包括葡語象征主義詩人佩索阿、庇山耶，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阿什貝利，法語詩人桑德拉爾、瓦雷里、阿波利奈爾、馬克斯·雅科布，丹麥當代女詩人琵雅·塔夫德魯普，集哲學家、劇作家、外交家于一身的羅馬尼亞詩人布拉加，芬蘭瑞典語國民女詩人索德格朗，秘魯最重要的詩人巴列霍，俄國詩歌未來主義創立者馬雅可夫斯基等，旨在致敬世界詩壇，讓讀者感受世界詩歌的魅力的同時，也能夠激發漢語詩歌的創作。

在被問到“‘新九葉’詩人是否形成了一種譯者的風格”時，樹才表示，詩歌以差異取勝。詩人進行翻譯往往會出現一種困境：作為詩人，每個人都擁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作為譯者又要最大限度地呈現原汁原味。

“翻譯比自己寫作更為復雜。譯者會受制于翻譯的文本，不管花多少時間沉浸于文本，都很難完全理解。當你開始理解一個文本，那你這一生其實都在對它進行理解。”樹才說道。

姜山將翻譯的過程比作演奏：“瓦雷里的《海濱墓園》像是貝多芬或者莫扎特，非常經典。我可能更像一個業余的樂團，所以也不會和別人比較，把自己想翻譯的翻譯出來就可以了。”

優秀的譯者用兩種顏色與讀者對話

在誦詩會上，高興用中文與羅馬尼亞雙語朗讀了盧齊安·布拉加的《結局》。在他看來，布拉加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哲學家、文化詩人，這種多重身份如果處理不好，會體現不出詩歌的表達。

布拉加曾說“詩歌的精確性和哲學的非精確性造就一首完美的詩”，高興認為，翻譯也是這樣，“翻譯布拉加的難度在于他特別注重詞語、符號、象征，想要整體把握是有難度的。布拉加介乎于古典與現代，用詞上很古典，但他詩歌的風格很現代，他是開啟羅馬尼亞詩歌現代化的這么一個人。字里行間的沉默是很難翻譯出來的。每一次閱讀布拉加的詩歌都有不同的理解，正是這種難度構成了我翻譯的動力。”

姚風在翻譯庇山耶時，發現他非常注重音樂的完美，并且作為象征主義詩人，他對詩歌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很有可能花了很多時間，翻譯的效果也不一定會很好，這是我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優秀的譯者對于詩人有自己的解讀，他們將自己對詩的理解翻譯成漢字與讀者進行對話。黃康益朗誦了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的《黎明》《黑色使者》與《永恒的骰子》。詩人巴列霍的詩既狂野原始，又溫柔美麗；既真摯可觸摸，又具有濃烈的超現實主義色彩。諾貝爾獎得主聶魯達曾說過，“我愛巴列霍，我們是兄弟”。而在多年之后，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巴列霍是比聶魯達更偉大的西班牙語詩人。

在談及選擇巴列霍的詩歌的原因時，黃康益表示，巴列霍的用詞和意向很奇特，在翻譯的時候他感覺到巴列霍對于女性的依戀是很強烈的，但同時又不斷地在離開她們。“這種依戀是一種本能，但他的精神是向內的，依戀外界的事物尤其是女性的細膩的時候，又在回歸人的本性，這種本性是向內向上的。《黎明》是他對逝去母親的懷念、對女性的依戀以及對故鄉的懷念。他的詩中的女性是一種象征意義，是一種借喻。”

李笠、金重、少況與李金佳因身處海外，各自錄制了視頻，四人分別朗誦了芬蘭詩人索德格朗的《我必須徒步穿越太陽系》、金重的《玫瑰水晶》、美國詩人約翰·阿什貝利的《每況愈下的局勢》和《一片風景里的衣具和蕪菁甘藍》，以及法國詩人馬克思·雅科步的《逸馬的回歸》與《心靈與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