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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地書寫、成長敘事與新都市文學

偉大的作家總是難以歸類的，而經典的文本總是給闡釋帶來新的挑戰。當代文學史上歷來不乏以鄉土文化與民間歷史為核心的大地書寫，也從不缺少以災難貧窮和奮斗掙扎為主題的苦難敘事，二者都產生過一批令人矚目的史詩性作品。趙本夫長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條魚》以百余年來黃河故道荒漠中的魚王莊的變遷為背景，以老扁、梅云游、螃蟹等為主人公，描寫了一代代魚王莊人屢經磨難，頑強不屈，始終堅守種樹信念以改變生存環境和延續后代，終將荒漠變為綠洲。小說以生命尊嚴的建構刷新了大地書寫的浩瀚境界，以自由精神的重塑開辟出苦難敘事的嶄新路徑，并在二者相結合的意義上完成了一次劃時代的躍升，可視為當代文學該題域之內的扛鼎之作。

《荒漠里有一條魚》作為大地書寫的文本，既寫出了人類精神異化的根源和趨勢，也構建著人類抵抗心靈異化的途徑。“大地書寫”是趙本夫個人標識化很強的一個審美特質，但又在他的創作史中不斷地改寫和增添著大地書寫的內涵。過去我們更多的把趙本夫筆下的大地書寫與一般所說的鄉土小說等同起來，同時也更習慣于在城市文明與大地自然的對立框架中理解他小說的文化意蘊。趙本夫用他的不斷自我更新的文本表明，以前這些題材歸類的闡釋方式已經越來越落后于文學本身了。在《荒漠里有一條魚》中，大地意象被賦予了更新穎更豐富更深刻和更具超越性的內涵，換言之，作家重新建構了大地倫理。大地意象不是土地、鄉土的簡單對應，而結合了國民性的重構、人性結構的重新探索和生命意識的覺醒幾個層面。大地意象在小說中，并不像一般理解的是單純崇拜的對象，而是敬畏的對象；不是單純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或者生命崇拜，而是對大地上的生命規律的尊重，是對大地上的生命精神的發現。小說這樣一種新的敘事形式可以為我們重新理解百余年來中國文學的思想原型與審美問題提供別開生面的路徑。而另一方面，趙本夫在以荒漠里擱淺的一條魚為象征意象建構起以生命至上為原則的大地倫理的同時，也同步并合乎邏輯地為苦難注入了新的審美內涵，為當代文學的苦難敘事開辟了新的路徑和境界。

王堯的長篇小說《民謠》描寫了上世紀70年代初短短幾年間一位名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鄉江南大隊的生活片段。匠心獨運的追憶式敘述、帶有鮮明的“小說革命”鋒芒的文體創新，使貌似簡單的小說故事容納了極為厚重的生活容量和讓人挖掘不盡的審美意蘊。作家于“我外公”的革命史、“我奶奶”的家族史、王厚平的精神成長史、勇子一輩的奮斗史、“一個村莊的變遷發展史”及“一個民族的自我更新史”等多個縱深層面的交織中，實現了個體與歷史之間聯系的重建。小說發表后迅速引發震撼與熱議，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闡釋渠道和學術觀點。我初讀《民謠》時突然想起多年前第一次接觸到蕭紅《生死場》的感受，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原來故鄉可以這樣敘述，原來敘述者與歷史的聯系才是審美世界藉以建構的原創領域！

在我看來，《民謠》是一曲“多聲部的民謠”。就如同音符是簡單的、固定的和有限的，但它們形成的旋律卻可以是復雜的、創造的和無限的，它的最大特點即在于通過不同聲部、多元調式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種獨特的話語結構，完成對于同一件事物的全新敘述。從莫莊到江南大隊的轉換、革命史與家族史的糾結、運動中不時發生的死亡悲劇，等等，如果孤零零地看，《民謠》中的這些方面我們完全也可以在其他人的小說中相遇，但在王堯苦心孤詣營造的審美世界中，它們被賦予了獨有的內涵，也牽引出無數的考察視角。《民謠》的聲音當然不是那種全知視角下的聲音，也不是第一人稱視角下有著單一來源的惟一聲音。尤其重要的在于，它也不是像有論者所評價的那樣是現在之“我”與少年之“我”對話的兩種聲音。由兩個“我”構成的雙聲部敘事，是我們分析一部追憶體文本的重要方法。這一方法實際上有個前提，即作為敘述者的“我”與回憶中的“我”都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而且前者對于后者而言具有裁判、重新認識和重新定義的權威性。但在這曲多聲部的民謠中，既沒有這樣兩個明確差異的清晰的“我”，也沒有二者之間那種敘述與被敘述或者后知后覺者與懵懂成長者的等級關系。從題為《<民謠>的聲音》的創作談中，我們發現作家非常清晰地告訴讀者，他在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系的時候，“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尋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這個過程中時隱時現。也許我并不是在尋找自己，我只是詢問與我相關的一段或幾段歷史的那一部分。”

“我”追憶中的王厚平與敘述者王厚平之間并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種區別，甚至“最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后來他在成長中影響了我”，兩個王厚平之間是模糊的，到底是前者影響了后者還是后者影響了前者，連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了。細思之，與其說二者之間是兩個界限不清的“我”，倒不如說是因為兩個“我”之間其實存在著無數個“我”，無數個變動不居的流動性的“我”。正因如此，小說的敘述聲音同時回蕩著無限多的聲部，小說第三章如是說：“我一直回憶我在這個村莊的出場方式。我知道這很可笑，但在不斷的回憶中，我摸清了自己的來龍去脈。許多人糊涂一輩子，一個人今天的樣子其實與昨天有些關系。”其中的話語與潛話語的多元對話，構成了《民謠》的基本敘事方式。當時的“我”、現在的“我”，成長中某一階段的“我”的聲音都會突然介入敘事。失去了與歷史的血肉聯系，個體不復存在；而失去了與歷史的內在互動性，完整的“我”亦不復存在。“我”的敘事聲音在破碎與完整之間所構成的審美張力，就這樣將個體與歷史之間的聯系打碎并重建起來，其中還有許許多多值得繼續探詢的空間。

房偉的《血色莫扎特》是一部集強烈的故事性、悲劇性、現實感于一身的一代青年的成長史。小說的主人公們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于90年代步入社會，小說即以一樁轟動麓城的“鋼琴王子殺妻案”為線索串連起70后出生一代酷烈的90年代記憶，特別是以作家本人有著切身體驗的90年代國企改制為背景，圍繞葛春風、夏冰、韓苗苗、呂鵬、薛暢等人物形象，深刻細膩地展現了他們在大時代改革轉型過程中的人生體驗、愛恨情仇、喜怒哀樂和精神振蕩。小說以懸疑手法圍繞兩條線索展開敘述，明線是針對“韓苗苗被殺案”的追蹤,暗線則是馮露、夏雨的復仇，在兩條線索的復雜交織中，牽引出人性的罪與罰、個體心靈的疼痛與成長、文化轉型期人們心理的劇烈動蕩和社會變遷。這是一個當代作家尚未充分關注、值得繼續挖掘的文學領域。

李檣的《戀愛大師》針對當下題材、都市生活、婚戀愛情，是2020年江蘇長篇小說的重大收獲，也是新都市寫作的代表性文本。小說故事的主要線索劇情十足，從一檔新銳電視相親節目《非愛不可》的上馬、加熱，到大紅大紫，再到盛極而衰無奈轉型。這一過程充滿了一批參與者臺前幕后的喜怒哀樂與職場斗法，而主人公男主持人馬豐和女制片人王小迅之間情感的糾葛和演變構成了小說的敘事重心。王小迅是一個試圖用理性規劃愛情和生活的職業女性，她自信地列出計劃表并加以實施：大學畢業后用五年時間為事業打基礎，到28歲領結婚證，28歲到33歲爭取事業有成，33歲以后正式結婚生孩子。愛情與事業、財富與地位，這些東西真的可以成功地被理性設計和規劃安排么？錯位的愛情有復位的可能性么？小說非常大膽并細膩地展現了新世紀以來的都市情感百態，同時也對當下都市愛情價值進行了深刻的理性思考，既有反思和批判，也有糾偏和正名，于幽默詼諧的敘事格調中容納進引人深思、催人猛醒的審美力量。

雪靜的《榮華富貴》亦是以曲折的劇性演繹都市男女情愛故事的長篇力作，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充滿了對生活的算計，對人與人之間利益的算計，對情與色的算計，但最終在無情的歲月面前，個體與時代的關系方顯出真正的價值。小說以上世紀20年代中葉的上海為背景，交織了軍閥混戰時期動蕩社會的重重黑暗，三位官太太一朝醒悟，沖出家庭，奔向街頭。小說題名《榮華富貴》充滿了強烈的反諷意味，堪稱是民國初年的“海上繁華夢”。凌魚的《紅線青衣》取材于唐傳奇的一篇小故事，虛構了作為背景的無錫城，借助一場轟轟烈烈的尋水運動，既真實地描寫了形形色色的眾生面，也魔幻般地展示了人性的復雜現實。故事的朝代時間模糊，不時穿越于古代與現代之間，但貫穿其中的“后身體”元素、科幻手法、俠義精神、人類的飛行夢想等頗具吸引力。

二、地方史與行業史，鄉鎮敘事與民間史詩

2020年江蘇長篇小說作家特別關注地域文化史，著力挖掘具有地方色彩的家族史、民間史。在進入這一烙印著作家主體個性的題材領域時，有的作家從作家本人非常熟悉的行業領域切入，有的則從家族產業傳統入手，由此交織進人性的變化與整個社會的變遷，在地方史的基礎上又涂抹上行業史、家族史乃至民間史詩的色彩。

樂心的《十八拍》就是一部集江南古鎮、地域文化、百年風云與生活史詩于一身的大氣之作。這部長篇小說聚焦于江南小鎮郭、陸、孫、萬四大家族的百年風云，如封面推薦語所言，追尋“人間煙火眾多生命的悲歡交集”，“在河流般流淌的十八拍里，照見一個時代的背影”。小說虛構的叫東湖鎮的地方，系以地處吳越文化交匯處的宜興周鐵為藍本，地理文化環境特色鮮明，有山有水，兼有農業漁業，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小說對于婚喪嫁娶、日常起居等風俗民情的描寫極為鮮活、豐富、細致而傳神，頗具地域生活史與百科全書的獨特價值。另一方面，小說對于貫穿全書的主人公傳能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力避抽象化和符號化，潛心挖掘他們性格的豐滿與變化，挖掘他們心理世界的復雜性，從中我們頗能感受到作家對于風情史、生活史的建構絕不拘囿于形式層面，而是對于以“人”為核心的精、氣、神的深層把握。串連起整個故事敘事的道教經典音樂《十八拍》正從旋律上暗合了小說的深刻主題意蘊。其中的主調與副調象征了家國命運與個體人生的交織，或悠揚或急迫的節奏則仿佛悲歡離合的人生變奏，小說中一句“滄海橫流，活出人樣”更是點明了主旋律的宗旨，幽深雋永的審美意趣令人回味無窮。

楊樹軍的《滴滴香》用長篇章回體小說的形式，以板浦古鎮為背景，以聞名于世的汪恕有滴醋的第三、第四代傳人的經歷為原型，敘寫了一個家族行業或者說一個特殊企業的傳奇史。小說一方面通過描寫汪家醋業歷久不衰的神奇和秘密，形象地揭示出“恕心能及物，有道自生財”的深刻內涵，另一方面則通過準確細膩的細節刻畫精彩地詮釋了當下時代所需要的“工匠精神”。在千年古鎮板浦的歷史文化與當代民族精神的結合中，小說敘事呈現出氣勢宏闊的審美意蘊。

頗有意味的是，黃宜鶴長篇小說《八卦灘》亦以與《滴滴香》具有相似背景的板浦鎮為敘事空間，不過《八卦灘》寫的不是醋業，而是鹽業。民以食為天，醋業也好，鹽業也罷，這都是與老百姓世世代代的生活與生命延續息息相關的行業，其中既刻印著社會與時代風云變遷的縮影，也涵納了民族精神的走向和仁人志士的心路歷程。小說敘事聚焦于晚清時期板浦鎮上鹽官、鹽商和鹽民的生活方式與精神狀態。著重塑造了一位叫姜榮的秀才，他在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下，在八卦灘率先進行改革，將傳統的鹽號改成鹽業公司，通過公開募股、籌集資金、擴大生產等現代經營方式獲得成功。但改革者觸動了保守派的利益，一場晚清時期常見的新舊之爭在八卦灘，在一個古老的行業展開。小說故事敘述別開生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行業史與風俗史相交織佳作。無獨有偶，陸秀荔的長篇小說《海棠湯》非常精彩地書寫了一間老浴室的變遷。在這個特殊行業的經年變遷中，交織進富有時代色彩的社會動蕩與愛恨情仇，以此揭示人性善惡的嬗變，令人耳目一新。

江蘇南通是改革開放以來享譽全國的“建筑之鄉”，南通作家蒯本佑以一部 《一代工匠》將這一題材進行了藝術化的書寫，在奮斗史與行業史獨辟蹊徑的描寫中，弘揚了時代需求的“工匠精神”和開拓膽識。小說以開闊的視野和恢宏的氣勢展開敘述，從明代蒯祥建故宮寫起，到蘇通工匠兄弟遠赴大慶、西藏和新疆等地拓展事業,再到改革開放以來頻繁的援建項目、外向型業務、躋身國際建筑市場等。以主人公蒯本龍為代表的建筑工匠既經歷了風雨和成長，也創造了行業奇跡和成功神話，尤為重要的是，小說著力挖掘的重心不在于他們的致富之路如何輝煌，而是體現其中的原創奮進意志和那種自我實現與服務社會相結合的理想主義精神。

徐云峰曾經出版過以溧陽梅嶺和梅嶺玉為描寫對象的長篇小說《玉雕師》，融世代相傳的家族秘密與玉石的美麗傳奇于一體，體現出了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與民族精神。2020年他繼續開掘這一擅長的題材領域，出版了《梅嶺玉的傳說》。這部傳奇性十足的長篇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名叫風的少年英雄形象。他來自遠古部落，出生于狼窩，后來在對抗外敵入侵的斗爭中帶領自己的部落克服千難萬險，征服了鬼族，并找到了可以通靈的梅嶺玉石。風成為了玉的擁有者，也成為天下眾王至尊。小說情節曲折，以優美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體現出重述神話的敘事開拓性。

江瀚的《那年榴花紅似火》寫的是一群滿懷理想和激情的北京知青到蘇北沭陽插隊落戶的故事，細膩生動地描寫了一個個青年在新環境中的成長故事，可謂是“新知青文學”的收獲。

得力于豐富的生活經歷以及特殊的行業體驗，王順法的兩部長篇小說《蘇南的雪》與《琉璃紅琉璃黃》均以改革開放特別是上個世紀末以來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背景，表現出個性鮮明的鄉鎮敘事、企業改革與地域文化相結合的審美特征。《蘇南的雪》成功塑造了王子清這位陶瓷行業的農民企業家形象，上個世紀末，在新的經濟改革政策的吸引下，他與同道們大膽投身陶瓷產業，充分利用本地資源，探索這一古老行業現代化轉型的出路。他的《琉璃紅琉璃黃》則聚焦于宜興鄉鎮企業起步階段的琉璃瓦工業化生產及其發展，描繪了以夏朝顏為代表的農民企業家既善抓先機勇于開拓，又不懼失敗敢闖新路的成長史與創業史。兩部長篇小說都生動傳神地再現了陶都大地上演繹的動人故事，深刻地觸及了“蘇南模式”這一創業神話的內在精氣神，具有不可取代的審美價值和時代性。

在鄉鎮敘事領域，2020年江蘇的長篇小說創作表現出色，不少作家紛紛奉獻出既獨具個性又散發著時代色彩的精品佳作。洪峰《選擇》故事敘事的對象有準確的針對性，也是作家自覺進行審美“選擇”的一個結果。小說以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在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人生經歷為敘述重心，并通過復雜的人物關系向上追溯歷史之根，向下追蹤一代人的人生走向，于淮安城鄉的社會變革與生活變遷中探尋生命存在的哲理。在獨特的時間、空間、群體以及獨特的人生際遇之中，小說精彩地寫出了一代人的艱難與機遇、隱忍與堅持、共性與個性、成就與局限。“選擇，伴隨你的一生……”借助主人公的詩句，作家對一代人的存在主義哲學進行了魅力獨具的美學闡釋。

霍云的《落紙云煙》與洪峰的《選擇》在敘述對象上有著不約而同的選擇。《落紙云煙》的故事重心亦上世紀80年代為背景，與后者不同的是，它無意于全景展開80年代敘事，而是以一群工業專科學校的學生們為核心，將他們的青春脈動與迷惘困惑，他們走入社會后在改革開放和時代變遷中的拼搏與成功、摸爬滾打與人生陣痛等描寫地細膩逼真，令人感動。

與上兩部小說的主人公的年齡相仿，孔銳長篇新作《老馬》也著重塑造了一位60年代出生的人物形象。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的方式將自稱“儒商”的馬琪40余年生命歷程進行了細膩鮮活的描繪。故事敘述從老馬下鄉寫起。他因為迷戀上班花周燕，吟詠著“走過千山萬水風風雨雨，我也要尋覓你美麗的蹤跡”的情詩，追隨她下鄉鍛煉。后來，他又經歷了那代人常常會遇到的一系列轉折。從高考落榜，參軍入伍，到軍隊立功，就讀軍校，再到轉業返鄉，就職機關，再到結婚生女，下派蹲點。再后來妻子重病，他辭職下海，為追債遠赴異國他鄉，為還債赴日本打工。終因巧遇松田，成就了他新的事業。小說采取的是第一人稱雙重敘述視角，經由牙醫“我”與老馬的自我敘述，這些曲曲折折、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沒有流于流水帳般的情節鋪排，而是充滿了充分的生命意識與理性反思精神，將人與苦難、與社會、與世界以及與自我的關系進行了多層面的挖掘，尤其是老馬身上所體現出的愛、責任與道義擔當，使這位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煥發出獨特的倫理氣質和思想魅力。

在改革開放40年的審美聚焦中，作家們關注非常集中的還有基層干部形象。周花榮的長篇小說《逐夢綠野》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型。小說主人公林輝原任潮港縣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受工作能力突出，被調往偏僻貧窮各項工作指標全縣倒數第一的興海鎮任黨委書記。起初他有點想不通，但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與擔當以后，毅然赴任，決心接受挑戰。除了林輝，還有陸斌、劉海東、吳支書等基層干部形象都是小說中比較重要的人物形象。從長篇小說反映現實生活的要求來說，這一群體是一個具有獨特價值的敘事視角。向上，他們聯結著整個國家政策的走向和大的社會環境，而“鄉村振興、脫貧致富”即是林輝上任的使命之所在；向下，他們直接與老百姓的日常生計打交道，直接面對著農民群體的思想心理和情緒；而對于他們自身來說，是否能夠“勇擔當、善作為”也正是自我價值如何實現的問題。小說取名“逐夢綠野”，一個“夢”字既暗指中國夢之大，也具象為一個個老百姓的夢想，而這一切又何嘗不正是基層干部的事業之夢呢？火熱的生活與綠野正是追逐夢想的廣闊天地。小說極為真實細致地描寫了主人公如何走村串戶，深入生活，如何調查研究，熟悉民情，如何整治工作作風，終于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和尊重。非常可貴的是小說沒有將林輝綠野追夢的工作簡單化、平面化，常常是如履薄冰，如有些村干部的懶散作風，官場誣陷，村民上吊死亡，群眾聚集鬧訪，等等。這些描寫，將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充分表現出來，體現出作家把握重大題材的高超的審美功力。

陳進的《大湖長歌》也是一部在鄉鎮敘事與基干部形象塑造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長篇精品。作家本人與小說的主人公肖然有著相似的生活經歷，任過助理、秘書、科長、副鄉長、副書記、鎮長等職務，一步步走過來，個中甘苦體驗不言而喻。而故事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也使小說帶上了一定程度的“自敘傳”色彩。與《逐夢綠野》“鄉村振興、脫貧致富”的主題背景有所不同，《大湖長歌》聚焦于鄉鎮對農村土地的轉型和變革的“產業調整”問題，圍繞著這一轉型，主人公于重重困難之中走出一條令人感情的放歌追夢之路。肖然身上所體現出的柔中帶剛的工作作風、韌性低調的個性特征、不懈追求夢想的堅強意志等等，都成為小說打動人心的內在品質和審美力量。

同樣是以改革開放40年為背景，車軍的長篇小說《城市麻雀》力求為蘇北農民工進城立傳，主人公皮財福是改革開放后農民工進城潮的第一代，一家人從撿垃圾、擺路邊攤、修自行車、賣水果等開始，到后來做布匹生意，經營飯店，再到經營塑料工藝制品廠。三代人用勤奮的雙手，一步步擺脫貧窮，走向富裕。更為重要的是，在作家筆下，他們身為農民工，并沒有像有的文學作品那樣對底層人物有著類型化想象的缺陷。頗家老小也遠離自戀和敏感，但不乏基本的自尊與精神追求。城市麻雀雖小，但能夠翱翔于時代的天空。頗家在融于城市生活以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家風家規，不忘反哺家鄉。小說從一個側面獨到地寫出了40年來的清江浦城市市民生活史，既別開生面，也引人深思。

同樣是以改革開放40年為背景的底層書寫，孔令玉的《女兒吟》則將審美的重心置于世紀之交轉型期的蘇北農村底層女性，獨到地描繪了她們的生活狀態與精神世界，更寫出了她們的主體性。這幾年國內長篇小說創作中，有幾部能夠出色地寫出底層女性的掙扎成長并走出困頓實現精神的自由，我印象最深的有趙德發長篇小說《山海經》的主人公吳小蒿、王大進長篇小說《眺望》的主人公湯小蘭等。《女兒吟》的主人公完全可躋身這一典型形象系列。偏僻的環境、生活的貧寒、愛情的打擊、多重的壓力、命運的不公，這些都沒有中止江小晟追求未來的步伐，更沒有擊垮她的思想意志，沒有奪取她的精神操守，她百折不撓的生活勇氣、生命熱情與克己隱忍的精神品格，便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奮進之路，并在文學寫作中找到自己的自由與責任。小說帶有較大程度的自敘傳意味，作家在江小晟身上灌注了充分的生命體驗和情感寄托，這使得這一人物形象具有特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三、戰爭題材與抗戰小說的新收獲

時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江蘇作家在戰爭題材、抗戰敘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張新科的長篇新作《鎩羽》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張新科十幾年來長篇創作頻出，引人矚目。在審美精神上，他長篇小說具有善于駕馭宏大題材，書寫恢弘史詩的現實主義氣魄；在思想氣質上，表現出極力發掘歷史資源，融鑄精神信仰的人道主義情懷；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善于立體化、動態化地刻畫個性鮮明、真實豐滿的典型性格；在藝術技巧層面則善于營構精巧而謹嚴的戲劇結構，善于在文化與心理層面上構建尖銳復雜的藝術沖突，同時也善于以生動貼切的敘述語言和氣韻充沛的敘事情調引發出巨大的藝術感染力。《鎩羽》以洋洋50萬字的篇幅，在上述四個方面的藝術特征的基礎上，銳意創新，可以說又達到了一種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和新的成就。小說非常精彩地書寫了抗戰時期徐州會戰前夕云譎波詭的諜戰風云，表現出大氣厚重的思想魅力，也表現出構思縝密、氣韻渾厚的審美風格。張新科是一個深諳藝術創造規律的作家，同時更是一個不為思想主題而犧牲藝術規律的堅守者；是一個尊重審美創新的作家，同時更是一個不為藝術技巧而犧牲人心勘探的思想者。這部小說最大的特點是以超越的審美精神寫歷史，以人的視角寫戰爭，從性格的角度寫人物，以變化的方式寫性格，從精神的層面寫性格的成長，從心理的角度寫不同性格的成長與沖突。

小說的“引子”一上來先引用了中國《山海經》與日本《三大鬼怪》關于九尾狐的傳說，這自有其深意，小說寫的是中日戰爭，但不會為寫戰爭而寫戰爭，無意于為寫諜戰而寫諜戰，作家不會只關注斗爭的成敗，也無意于停留在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表面現象；而是從民族性格與個體性格切入故事，從文化傳統與審美傳統追溯源流。這為該部小說籠罩上一層濃濃的文化氣韻和審美氣息。小說在整體敘事結構的設計頗具匠心。在敘述的時間結構上，前后共五十章，分別圍繞著中方主人公的故事與日本主人公的故事展開，中、日主人公的故事講述交替進行，而且先從日本主人公的故事講起，這也非常特別。五十章故事先后又形成“風起”“云譎”“日烈”“月殘”四個部分，如一年四季構成了藝術上一個完整的閉合，同時它也是敞開的，風云日月，更像是打開了一個空間結構，年復一年，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更特別的是小說的名字“剎羽”二字。一般抗戰題材的小說或者一般的戰爭小說，如果小說的名字帶有動詞，即具有動作性的話，那么這一動作的主語必定是正面主人公，必須是正義的一方、英雄的一方，像“借槍”“潛伏”等。“剎羽”二字卻完全相反，這一動作的主語反而是日本人。其中深意需要仔細體會。小說一開始，這樣寫道：“一整夜的疾風驟雨后，紅紅白白的櫻花花瓣鋪滿了人行道。早起的路人輕手躡腳，生怕踩痛踏傷這些美麗的尤物。”櫻花是日本的國花，也象征了日本的民族審美精神。它是短暫的，也是美麗的。但是，小說接著寫道：“此時有一人自遠處走來，但見他昂然前行，全然無視腳下的落英，經行處，花瓣頃刻被碾進泥漿。”這個人就是上杉英夫，現在還帶有一股“凜冽之氣”。這個細節其實很重要。上杉英夫并不天生就是日寇，日本民族審美文化并不天然就帶有侵略者的強大基因，就像櫻花一樣，它們本來是正常的美的，但是這個年輕人現在對櫻花毫無感覺，甚至一腳就將這么美的東西無情地揉碎，更無駐足傷感之情。這里在暗示，是可怕的軍國主義將日本推向一條不歸之路，也是可怕的侵略主義利用了上杉英夫上進好強的性格，將他異化、打造成侵略者。小說一開始就是寫上杉英夫如何變成田中太郎的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說，《鎩羽》戰爭敘事的超越性及其深層人學情懷特別值得關注。

同樣是50萬字的長篇新作，同樣是抗戰題材的重要收獲，魏嘉陵的《特別黨產》亦有特別的審美創新。小說采取了特別的視角，即以抗戰時期經濟領域的復雜斗爭為主線，藝術地展現了一段不為人知的隱秘黨史和特別黨產。劇烈沖突的正面戰場與潛伏敵營的地下斗爭都是英雄輩出的領域，謀求糧草，經營黨產，同樣是一條不容低估的火熱戰線，同樣誕生了可歌可泣的人與事。尤其是《特別黨產》將審美視角聚焦于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壯大伊始的困難時期，那時的經濟狀況更是與人民軍隊的未來生死攸關，經營特別黨產對于我黨我軍的非凡意義不言而喻。小說的敘述從小視角切入，以活躍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新四軍連長陳大龍與母親、未婚妻為主人公，細膩生動地描寫他們如何籌措新四軍戰士的御寒棉衣，如何支持黨中央活動經費，如何幫助新四軍組建騎兵部隊，等等。在這條經營黨產、護送黨產、保護黨產的特殊陣線上，他們既要深入民間，又要與敵人斗智斗勇，情節真實豐滿，扣人心弦，生動地詮釋了那種“金錢面前不動心、困難面前不動搖、敵人面前不退縮”的特別黨產精神。小說還有一個值得稱道的特點是在環境描寫、細節刻畫等方面充滿著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洪澤湖的地理風光、蘇皖邊界的民俗風情都合情入理地融入故事敘述之中，體現出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統一的現實主義精神。這也是《特別黨產》的特別魅力之所在。

與寫蘇北抗戰題材的《特別黨產》遙相呼應，顧堅長篇小說《火苗》的抗戰故事則在江南水鄉展開。其實，《火苗》的敘述重心也不在正面的戰爭烽火，側重描寫的也是另一種“特別黨產”，即黨如何壯大起來的秘密之所在。故事圍繞新四軍營長張正負傷在鄉下養傷期間如何發動群眾、如何發展組織、如何爭取中間派人士展開，表現了共產黨員在群眾中像一朵火苗引發燎原之勢的“播種”精神。另一方面，小說還特別細致地描寫了張正如何從一個地主家庭走出并成長為共產黨員的曲折過程，同時也生動地反映出蜈蚣蕩和麒麟鎮百姓從最初的惶恐隱忍，到堅定團結、痛擊邪惡的轉變過程。何為火苗？火苗何來？正如小說中岳群與張正的對話：“這半年多來，你利用在蜈蚣蕩養傷的機會，像一粒火苗一樣燃起了當地群眾的抗日烈火，功勞很大啊！”火種與大地、英雄與民眾、苦難與解放、戰爭與真理，正是這些歷史元素的綜合交織構成了歷史發展的動力。另外，劉永春的《雨娘》、鮑宜龍的《江南烽火》等也都是頗有特色的抗戰題材長篇創作。

作為向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獻禮的長篇小說，陳十的《黎明之前：寧強剿匪往事》以解放初期發生在陜西省寧強縣的剿匪肅特行動為歷史背景，藝術地再現了70年前秦巴山地的崢嶸歲月。小說融傳奇性、可讀性、地方性于一體，既細膩逼真地描繪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風俗人情和歷史變遷，也出色地塑造了一批氣質鮮明、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主要人物段遠鵬早在解放前就在當地組織游擊戰，身經百戰，智勇雙全。后來段遠鵬成長為解放軍主力師的師長，又親自掛帥來寧強指揮剿匪作戰。寧強一帶地處偏僻，地形復雜，再加數百匪眾狡猾殘暴，窮兇極惡，使得這一場剿匪行動殊死搏斗、驚心動魄的程度不亞于正面戰場上的浴血奮戰。正是在扣人心弦的情節沖突中，紅軍戰士、解放軍指戰員、地下黨等典型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而李樹敏、劉青云等反派形象也沒有被漫畫式地加以類型化和簡單化，也寫出了他們不同的個性和復雜的心理，顯示出小說創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藝術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