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航天從上世紀50年代起步，數十年鮮為人知的歷史可謂震天撼地、驚心動魄、坎坷曲折、悲壯雄偉，無疑值得我們的文學大寫特寫。何況書寫中國航天歷史，就是書寫中華民族遠征太空開創空間文明的歷史，就是書寫中華民族的精神奮斗史，同時也是書寫中華民族的希望與未來。

近年來，總有人不時問我：“你為什么鐘情于航天文學的寫作？而且一寫就寫了幾百萬言的‘航天七部曲’？航天文學寫作的難度是什么？”實話實說，40年前我寫航天時，壓根兒就沒想過“為什么”。我以為，一個作家寫什么，能寫什么，有時并不完全取決于作家自己，冥冥中似乎乃命中注定。

我從未想過要當兵，卻偏偏當了兵，而且一當兵就跨進了通向宇宙的大門——西昌衛星發射場。彼時的西昌發射場位于大涼山深處一個原始的大山溝，與世隔絕，苦不堪言，我卻偏偏在這大山溝熬過了15個春夏秋冬！在那15個孤獨寂寞的春夏秋冬里，我最欣慰的一件事，便是坐在荒涼的山坡上抬頭看天。天空宏闊遼遠，意象沉雄，望著它，我便有一種莫名的天然的親近感。漸漸地，我的靈魂有了歸宿，精神有了寄托，一顆年少氣盛的心開始平靜下來，天空后來竟成了讓我堅持到底的唯一理由。尤其是1984年4月8日晚，我在西昌發射場第一次親眼目睹了中國“長征3號”火箭的發射實況。火箭騰飛的一剎那，我被驚得目瞪口呆渾身發顫，精神和靈魂受到強烈的震撼。不僅第一次親身感受到了人類智慧與力量的偉大，而且還改變了我過去跪著看待人生的姿勢，獲得了一個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于是面對星空，我當即暗暗發誓：將來一定要寫一部關于航天的書！也就在這一年，我發表了寫航天的第一篇報告文學，接下來又發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1989年，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離開西昌來到北京，接著便騎著一輛破破爛爛的自行車，從中關村出發，開始了我對中國航天秘密歷程的艱難尋訪；同時也開始了我此后長達20年的“航天七部曲”的創作。

現在回頭去看，正是西昌發射場這15年，我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收獲了一份獨有的生活體驗、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并換來一個一般人不具備有的三重身份：中國航天的建設者、見證者和記錄者。而正是這三重身份，讓我與中國航天結下不解之緣。不過，如果硬要說這就是宿命，好像也不盡然。因為我寫航天，不是誰要我寫，而是我要寫。

從人類發展的走向來看，自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人類便進入了航天時代。所謂航天時代，即人類從地上到天上的時代，人類遠征太空的時代。1957年之前，人類身處陸地行走時代；1957年之后，人類結束了幾十億年陸地跋涉的歷史，一躍而進入太空，將陸地跋涉的歷史轉向了挺進太空的歷史，從而開啟了從陸地到天上的新時代。換句話說，航天時代之前，人類的歷史是一部創造陸地文明的歷史；航天時代之后，人類開始了創造空間文明的歷史。因此航天時代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時代！它不僅是人類發展走向的一次大轉變，也是人類思想的一次大革命，不僅改變了人類的行為軌跡，還改變了人類的思想觀念！面對如此一個嶄新而偉大的時代，身為一個寫作者，能無動于衷，袖手旁觀嗎？

從航天的特殊性來看，航天既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生動、最形象的體現，也是一個民族精神最直觀、最完美的體現；它所展現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空間高度，也是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我從1974年起，開始與中國航天人一起生活。從1984年起，開始采訪中國航天專家，幾十年來我采訪了航天領域大小上百位專家，比如“導彈之父”錢學森、“航天之父”任新民、“衛星之父”孫家棟、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胡世祥、“長征3號”火箭總設計師謝光選、“神州5號”飛船總設計師戚發軔以及宇航員楊利偉、翟志剛、聶海勝，等等。在與他們多年的深入交往中，我的確親身感受到，航天專家包括其他領域的專家的人生，是與眾不同的人生。他們猶如一道道長期隱身于山水間的彩虹，唯有等到云霧褪盡，夕陽斜照，以及拿捏到位的角度來臨那一刻，身影才會悄然一現，接著又轉瞬即逝。孤獨寂寞、清心寡欲之于他們，仿佛就是自然，就是注定！于是我曾寫下過這樣一句話：“在人類通往太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個腳印遠比總統偉大！”因為在他們身上，我還親身感受到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精神，即所謂的“航天精神”。航天精神其實就是科學精神，也是民族精神，它體現的是一個民族非凡的眼光與胸懷，膽魄與氣度，思想與智慧。說白了，就是艱苦奮斗，無私無畏，持之以恒；就是尊重客觀規律，勇于探索，敢于創新，積極奮進；就是甘于寂寞，忍受清貧，埋頭苦干，不計得失，不圖虛名；就是實事求是，堅持真理，說真話干實事。這種精神不光體現在他們宏大的事業中，也體現在他們日常的生活里，是今日中國最需要的一種精神。

再從文學的角度來看，航天時代來臨之前，幾千年來文學記錄書寫的都是人類開創陸地文明的歷史，且數量之多，汗牛充棟。但進入航天時代后，記錄書寫人類開創空間文明歷史的文學，卻寥若星辰，屈指可數。尤其在中國，除了有限的科幻文學，真實記錄書寫這一偉大歷史的作品少之又少，甚至說幾乎為零。而在我看來，有人創造了歷史，就得有人書寫歷史。人類不斷開拓新的生存疆域，文學也該不斷拓展新的創作空間。人類創造陸地文明的歷史值得書寫，人類創造空間文明的歷史同樣值得書寫，甚或更值得書寫。中國航天從上世紀50年代起步，數十年鮮為人知的歷史可謂震天撼地、驚心動魄、坎坷曲折、悲壯雄偉，無疑值得我們的文學大寫特寫。何況書寫中國航天歷史，就是書寫中華民族遠征太空開創空間文明的歷史，就是書寫中華民族的精神奮斗史，同時也是書寫中華民族的希望與未來。因此選擇航天這一新的視覺去書寫人間天上，展現民族精神，讓人們重新振作起來，抬頭仰望星空，注目一下宇宙深處的萬道霞光以及躲在萬道霞光背后那些變幻莫測的傳奇神話和稍縱即逝的幽微瞬間，從而甩掉地球強加給人的種種煩惱與諸多不堪，向著新的夢想新的希望輕裝上陣一往無前，無疑是文學理應承擔的歷史使命。倘若我們能打開航天這扇新的“天窗”，中國文學豈不又多了一方新的“風景”？

當然，書寫航天并非易事，甚至說是一件很難的事。記得1992年我第一次與徐遲先生見面時，他與我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科技題材寫作的難度問題。他說：“科技報告文學的寫作不同于別的題材的寫作，它有很大的難度，而且這個問題至今一直深深地困擾著我。”這個難，以我的切身體會，主要難在：一是航天屬于高科技，僅載人航天就涉及七大系統，若不深入接觸，至少成為半個專家，根本無法涉足。二是航天領域號稱“百萬大軍”，研究所、發射基地遍布全國，當事者隱姓埋名散居各地，線索復雜，歷史久遠，采訪無異于大海撈針，加之采訪是門雙向選擇的藝術，作家要選擇采訪對象，采訪對象也要選擇作家。而不少專家在自然科學方面是翹楚，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方面同樣優秀，倘若作家各方面的素養不夠，彼此很難對話，甚至對方不愿對話。三是航天科技神秘復雜，內容深奧枯燥，要讓作品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做到雅俗共賞，曲高而和不寡，就必須將其轉化成生動形象、饒有意味的文學敘事，使之既符合歷史事實，又具備文學審美。而要實現這一藝術轉化，除了下大工夫，還需要相當的才華。四是航天題材重大，主題敏感，除科技外，還涉及政治、外交、歷史、文化、經濟、國際空間法等。而每次發射，上至中央，下到基地，萬人期盼，舉世矚目，所以從宏觀總體到每個細節，都極難把握。稍有差錯，故事就可能變成“事故”。五是航天領域保密性強，禁區多，每部稿子都必須慎之又慎。

總之，航天不易，寫航天也難，甚至說航天寫作就是一場風險寫作，如同航天發射本身！但再難，也得有人來寫，文明需要一步一步地提升，歷史需要一寸一寸地推進，否則中華民族開創空間文明的歷史便是空白。因此，我真誠地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作家一起來寫。理由只有一個：除了腳下蒼茫的大地，我們還有頭頂迷人的星空；人間固然值得書寫，天上同樣值得著墨。

（作者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