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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說，魯迅晚年有一個以“四代知識分子”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計劃。所謂“四代知識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那一輩，當然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康梁雖是師生，且年齡差距頗大，但在精神代際上應屬于同一輩）；第二代是魯迅自己這一輩；第三代和第四代則是瞿秋白那一輩和比瞿秋白稍后的一輩。魯迅說：“關于知識分子，我是能夠寫的。而且關于前兩代，我不寫，將來也沒有人能寫了?！濒斞干踔涟呀Y構、敘述方式和具體的方面都考慮好了。（1）當然，魯迅沒能完成這一計劃。如果這部長篇小說真的完成了，章太炎的形象（或者說以章太炎為原型的形象）肯定是很光彩的，康有為的形象（或者說以康為為原型的形象）則無疑是丑陋的，這理由很明顯，毋庸贅言。那么，梁啟超呢？從魯迅生前關于梁啟超的談論、評說，可推斷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梁啟超的形象也決不會很美好，甚至可以說，一定是猥瑣、滑稽的，一定多少帶幾分小丑模樣。

魯迅與梁啟超

梁啟超留給后人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形象。梁啟超在清末民初是言論界巨子，在那個時期的啟蒙運動中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梁啟超在反袁護國運動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對摧毀袁氏帝制做出了顯著貢獻；梁啟超在學術領域亦有輝煌成就等等，凡此種種，都是后人對梁啟超崇敬、仰視的原因。而魯迅作為后一輩的知識分子，卻頗為卑視、鄙薄前輩梁啟超，這原因何在呢？

有人探討過這個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12期，發表過侯桂新的《<魯迅全集>中的梁啟超形象》一文。文章指出，魯迅青年時期雖然熱衷閱讀梁啟超的文章和他主持的刊物，在多方面受到梁的“影響”，但在后來談到梁啟超時，卻絕無褒語。侯文指出，自1925年始，魯迅在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私人書信中，談及梁啟超處，有二十余次，而表達的多是貶意?！皬摹遏斞溉房?，魯迅對梁啟超的負面評價，主要集中于對其政治表現的冷嘲熱諷，對其學術品質的求全責備，以及對其文學成就的不以為然。對于自己早年深受影響的這位社會名流進行如此一面倒的評價，魯迅的這一做法耐人尋味。”（2）在從幾個方面論列了魯迅對梁啟超的負面評價后，侯桂新從“傲慢的偏見與影響的焦慮”這兩個角度探討了魯迅貶損梁啟超的原因?？傊?，魯迅對梁啟超的鄙視、否定，是沒有道理的。

本文則試圖對魯迅卑視、鄙薄梁啟超的原因進行比較細致一點的說明。

一、魯迅留日時期便已鄙棄梁啟超

梁啟超對魯迅的影響，不能說沒有，但也不宜過高估計。梁啟超在《時務報》上開始以言論家的身份出現?！稌r務報》于1896年8月創刊。在創刊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梁啟超在上面發表了許多文章，堪稱振聾發聵，一時間舉國爭相閱讀《時務報》。但是，這個時候的《時務報》，應該與在紹興的十五六歲的周豫才沒有什么關系。《時務報》的總理是汪康年。梁啟超因為與汪康年發生激烈的沖突，又恰逢湖南方面熱情招引，便于1987年11月到長沙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到湖南后，便忙于教務，沒有寫出什么有影響的文章了。廖梅在《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一書中說，梁啟超赴湘后雖仍在《時務報》論說欄發表了七篇文章，但都是序言和章程介紹之類的文字，沒有一篇是早期那種慷慨激昂的論說文。（3）

魯迅在散文《瑣記》中幾次提到《時務報》。一次是說礦路學堂的“第二年的總辦”俞明震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4）一次是說自己在礦路學堂讀《時務報》：“學堂里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5）《瑣記》作于1926年10月，回憶的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對于《時務報》的記述，應該是一種誤記。魯迅于1898年5月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因對這學堂不滿意，遂于1898年10月又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時務報》（旬刊）1896年8月創刊，1898年9月停刊。（6）所以，魯迅也好，俞明震也好，都不可能在1898年10月以后閱讀新出的《時務報》。學堂里的閱報處依舊擺放著舊的《時務報》是可能的，第二年，即1899年到礦路學堂任總辦的俞明震坐在馬車上看新出的《時務報》是不可能的。何況，1897年11月以后，梁啟超便沒在《時務報》上發表像樣的論說性文章了。所以，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的言論應該對魯迅沒有產生特別值得一說的影響。

1898年9月，梁啟超亡命日本，并開始在日本從事文化教育事業。先是創辦了《清議報》，后又創辦了《新民叢報》《新小說報》。（7）魯迅于1902年春到東京，自然會接觸梁啟超在報刊上的言論。周作人幾次提及魯迅這時期所受梁啟超影響。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周作人說，魯迅更廣泛地接觸新書報，是到日本以后的事，1903年3月魯迅寄給他的一大包書刊中，就有《清議報匯編》《新民叢報》《新小說》等。（8）在《關于魯迅之二》中，周作人說，魯迅到東京后，梁啟超主編的幾種報刊“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9 ）魯迅從正面接受梁啟超影響，是到日本后最初幾年間的事情。在留日后期，魯迅便開始對梁啟超產生了反感，并開始了對梁啟超的批判。

梁啟超1903年底有一次美洲新大陸之行。還在美洲漫游期間，梁啟超便開始“對昔日曾與己關系較密切的革命黨人表示了不滿”。（10）此時的梁啟超認為，革命黨人才是亡國之禍首。（11）回到日本后，梁啟超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復強調中國的國民程度太低，尚無資格享受“民主自由”，而只能接受專制統治。所以，推翻帝制的革命行動，在中國非但沒有必要，而且甚為有害。梁啟超發表的《敬告我國民》《論俄羅斯虛無黨》《新大陸游記》《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旗幟鮮明地向革命派宣發了戰書，于是，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拉開了序幕”，而梁啟超則是改良派的主帥。（12）

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辯論，又被稱作保皇黨與革命黨的爭戰。保皇黨和革命黨分別以《新民叢報》和《民報》為陣地，展開激烈的交鋒。這種迎戰，持續了好多年，此后陣地雖換，戰斗則未已。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談及“革命保皇兩黨之沖突”時說：“海內外兩黨機關報遂大開論戰，勢同敵國，至辛亥民國告成，而猶未已。”（13）胡漢民在自傳中說：“梁啟超初以能為時文，輕視學界，學生之在帝國大學法科與早稻田大學者，又與結納為立憲團（即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等），意氣甚張。留學界間有發表反對保皇之論，如《浙江潮》《江蘇》者，梁亦不以為意。及《民報》出，而梁始大蹙，于是為文肆力攻擊，且造謠以詆孫先生。其要點則謂革命必生內亂，必致瓜分；中國不求革命，但求立憲，立憲則以滿洲政府開明專制為過渡。民生主義更是為乞丐流氓下流社會計，而破壞中國之秩序；革命黨建民族、民權、民生三幟，適以自殺，不能有成。梁之文蓋足為當時反革命論之代表?！焙鷿h民接著說得有趣：“余等知非征服此傖，無由使革命思想發展也?！保?4）在這場延續數年的爭論中，梁啟超是革命派最主要的對手和敵人。于是，革命派陣營中的理論家一齊上陣，將矛頭對準“此傖”。而“其時破?；识鲝埜锩艥M者，以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為最有功。”（15）其時留學日本的吳玉章在回憶錄中說，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幾乎沒有人不參與這場論戰。（16）當然并非每個中國學生都以在《新民叢報》或《民報》等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方式參加論戰。更多的論戰是在以口頭方式進行的。魯迅的態度當然是很明確的。當同盟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日本開展活動后，魯迅是與革命派十分親近的，甚至很有可能加入了光復會。而章太炎到東京后，魯迅便與其相識并投入其門下，開始在政治立場和文化觀念等方面接受章太炎的深刻影響。對革命派的親近，對章太炎的景仰，自然意味著對梁啟超輩的厭惡、鄙棄。所以，魯迅只是在到日本后的最初幾年間，一定程度上受過梁啟超的影響，而且主要是小說觀念方面的影響。當梁啟超與革命派開始論戰后，魯迅便開始了對梁啟超的否定。

可以認為，魯迅留日時期，便開始了對梁啟超的冷嘲熱諷。魯迅作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論》，某種意義上可認為也表達了對以“立憲”為旗幟的梁啟超一派人的批判。

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說：“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奚事抱枝拾葉，徒金鐵國會立憲之云乎？”（17）文章更以這樣的言辭結尾：“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則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國在昔，本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澤，日以殄絕，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輇才小慧之徒，則又號召張皇，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個人之性，剝奪無余。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嗚呼，眷念方來，亦已焉哉！”（18）魯迅在這里尖銳批判了一味強調“金鐵國會立憲”的行為，這是明確針對梁啟超群體的。所謂“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所謂“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也是梁啟超一類人的思想傾向。魯迅強調“立人”，強調“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而認為梁啟超一類人強調的“金鐵立憲國會”，梁啟超一群人鼓吹的物質、制度層面的建設，都是誤入歧途，雖云思想觀念來自歐西，實則是與中國傳統的“尚物質而疾天才”的觀念結合，足以把中國帶入萬劫不復的泥淖。所以，在魯迅眼里，梁啟超這樣的人，雖然聲名顯赫，雖然影響巨大，也不過是“輇才小慧之徒”。

說魯迅在留日后期寫下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文章，實際了已開始了對梁啟超這類人的批判，當然并非沒有根據。1906年12月，梁啟超聯合戊戌變法時期的盟友熊希齡，還有其時正在日本的楊度，商議成立新的政治組織，并打算把新組織命名為“憲政會”。后來經反復協商，將這政治組織復稱作“政聞社”。“政聞社宣布的政綱是：1、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2、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的獨立；3、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與地方的權限；4、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19）楊度其時是梁啟超政治觀念的信奉者。胡漢民在自傳中說：“梁啟超之《新民叢報》?？?，楊度為《中國新報》，亦為反革命之論調，實則祖述嚴復所譯甄克思之《社會通詮》所標榜之軍國主義，以反對民族主義也。楊自稱為金鐵主義，合鐵血與金錢企起垂死之中國”。（20）至于“立憲國會”，更是梁啟超言必稱之的東西。所以，魯迅文章中的“徒金鐵國會立憲之云乎？”正是直接針對梁啟超、楊度一類人的詰問。李喜所、元青在所著《梁啟超傳》中談及梁啟超東京時期的政治觀念時，說：“梁啟超是個典型的國家主義者”。（21）這種判斷是很準確的。而國家主義必然是壓制、蔑視“個人”的。魯迅的《文化偏至論》，主旨便是強調“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是對“尚物質而疾天才”“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的批判，當然也是直接針對梁啟超輩的批判。李喜所、元青揚所著《梁啟超傳》又說，梁啟超團隊與革命派在論戰過程中，都搬出許多域外學者為自己助威，“什么霍布斯、盧梭、孟德斯鳩、斯賓塞、亞當·斯密、邊泌、伯倫知理，什么牛頓、瓦特、馬克思等等，都來到他們的筆下。他們還大量引用了日本學者筧克彥、穗積八束、美濃部達吉、小野塚等人的學說為佐證?！保?2）魯迅所謂的“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正是指此種現象?？梢哉J為，魯迅以《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參與了革命派與保皇派的論戰。只不過僅僅是在批判、否定梁啟超一派時，魯迅與革命派是一致，而魯迅正面標舉的東西，卻也與革命派并不相同。換言之，同為批判、否定梁啟超輩，魯迅與革命派有著不一樣的出發點。革命派是從自己的政治立場出發批判、否定梁啟超輩的政治立場，而魯迅則是從個人主義的立場出發表示了對梁啟超輩的鄙棄、厭惡。革命派對梁啟超輩的批判，是政治性的，而魯迅對梁啟超輩的批判則是非政治或曰超政治的。實際上，魯迅對“金鐵立憲國會”的批判，隱含著對“政治”本身的懷疑，表達了以政治行為無法救中國的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在批判梁啟超輩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將矛頭指向了革命派。

二、魯迅對梁啟超依附袁世凱十分反感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蔡元培被任命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二三月間，魯迅也應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職。不久，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被袁世凱奪取，而袁不愿南下就職，南方的革命黨人向其妥協，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臨時中央政府自然也遷往北京。蔡元培必須到北京當教育總長，魯迅也于1912年5月到北京的教育部上班。袁世凱攫取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后，便開始了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蔑視、踐踏。袁世凱手握北洋重兵，基本上可以為所欲為。內閣中的同盟會員，從國務總理唐紹儀到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王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王正廷（署理），首先與袁世凱發生零距離沖突。1912年6月，唐紹儀為抗議袁世凱的違法行為，毅然辭職。七月中旬，蔡元培也邀約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一同退出內閣，表示了不做“伴食”之閣員、不與袁世凱合作的決心。（23）袁世凱則在專制獨裁之路上越走越遠。1913年3月，袁世凱殺害了宋教仁，并開始了對國民黨斬盡殺絕式的圍剿。1913年7月，國民黨人發動了二次革命 ，決意以武裝斗爭的方式保衛辛亥革命的成果，但終于被袁世凱撲滅。二次革命的失敗，意味著“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喪失殆盡”。（24）1913年10月，袁世凱以流氓手段迫使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把自己從臨時大總統變為正式大總統后，袁世凱便開始緊鑼密鼓地實施把總統變為皇帝的計劃。1914年5月，袁世凱宣布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國務院礙手礙腳，袁世凱干脆把它撤消了，代之以政事堂。徐世昌被任命為政事堂國務卿，梁啟超的同黨湯化龍則被任命為教育總長兼學術委員長。為配合帝制的恢復，袁世凱需要發動一場全民性的尊孔運動，而讓湯化龍當教育總長兼學術委員長，正是為了尊孔運動能夠更好地進行。幾年間，袁世凱發布了一道又一道命令，要求把已停止的祭孔活動在全國范圍內恢復。袁更以實際行動為全國做出“表率”：在文武官員的簇擁下，到文廟親自祭孔。袁還學著歷代帝王的樣子到天壇祭天。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明確反對尊孔。蔡元培指出強令尊孔違反了信仰自由的原則，而在共和國里，人民應該享有信仰自由。蔡元培以教育總長的名義明令小學廢止讀經、大學則取消經科。周天度在《蔡元培傳》中指出，在全國范圍內把孔子拉下神壇，這種做法的影響是很大的。（25）而任職于教育部的魯迅，當然是蔡元培理念的堅定支持者和堅決執行者。蔡元培辭去教育總長后，他發布的命令條例，許多便作廢；他推行的措施許多也廢止。湯化龍任教育總長后，忠實執行袁世凱的尊孔政策。陳旭麓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中說，湯化龍北上接任教育總長后，便命令中小學必須設立所謂修身課，“通電各省于學校配置經學鐘點”：

蔡元培在南京把孔子逐出了學校，湯化龍在北京又把孔子請回了學校。此間嚴復、梁啟超一類名流還在孔學中找到共和之義。他們是一批化腐朽為神奇的能手。人所熟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梁啟超重新標點之后竟變成意思全然不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6）

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目睹湯化龍輩如此的倒行逆施，當然是滿心憤怒的。由于梁啟超、湯化龍輩的倒行逆施，魯迅便不得不以教育部僉事的身份參與官方舉辦的祭孔活動，正如袁世凱死后魯迅不得不以教育部官員身份赴總統府吊祭一樣。但內心反對尊孔的魯迅，在硬著頭皮參與祭孔活動時，會對使他不得不扮演祭孔角色的梁啟超輩加倍憎惡。尊孔是為稱帝作準備。這一點，當時許多人都看清了，魯迅自然也把這一點看得分明。經過幾年間方方面面的準備，袁世凱終于于1915年12月12日發布了恢復帝制的申令。

而在籌安會出現之前的幾年間，梁啟超則是袁世凱的擁戴者、合作者。梁啟超對袁世凱的擁戴、梁啟超與袁世凱的合作，既體現在觀念層面，也體現在行動層面。在戊戌政變時，梁袁是政敵，因為袁世凱的告密和出賣，才有戊戌變法的失敗，才有譚嗣同等人的血濺菜市口，才有康梁師徒的長期流亡海外。十幾年過去，梁啟超竟然與袁世凱這樣一個仇敵握手言歡，僅此一點，就足以令魯迅鄙視了。臺灣學者張朋園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一書中說：“戊戌政變以來，梁任公與袁世凱的關系，應該沒有妥協的余地，因為袁氏當年的態度是變法成敗的一大關鍵：若非袁氏泄漏維新派的計劃于榮祿，變法何至于功敗垂成！故而從‘賣主求榮’的觀念言之，任公于民國建立之后，絕無與袁氏往還之理。但是政治是現實的，何況戊戌政變的積怨已因歲月的變遷而褪色。革命以后，朋儕之間分析當前的情勢，認為袁氏實力在握，與之合作為理所當然。”（27）梁啟超民元以后擁戴袁世凱、與袁世凱合作，是知識分子不顧道義而依附實力派的典型表現。

梁啟超對袁世凱的支持，首先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民國建政后，梁啟超更加起勁地鼓吹他那套“國家主義”思想。李喜所、元青在所著的《梁啟超傳》說，梁啟超自海外歸來后，便不遺余力地宣傳他的“國權主義”。而所謂“國權”，正是針對孫中山的“民權”而來的。“很顯然，在梁啟超看來，‘國權’重于‘民權’，‘民權’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國權’，為了維護‘國權’，必須抑制乃至犧牲‘民權’，而絕不能削弱‘國權’以張‘民權’。”（28）張朋園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中也說，梁啟超一自海外投入袁世凱懷抱，便大力宣揚他的“強有力的政府”的主張。梁啟超不厭其煩地強調，必須把中國建成一個“世界性的大國”，方能圖存圖強，方能與列強并駕齊驅；而要把中國建成“世界性大國”，就必須首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29）說白了，梁啟超一開始與袁世凱合作，便極力鼓吹中央集權的必要。對梁啟超不無偏愛的張朋園也說：“這種只有國家而罔顧個人的思想，不無瑕疵。”（30）以國家的名義壓制、取消個人，主張中央集權，此種論調，自然令急欲把軍政大權集于一身并且陰懷稱帝野心的袁世凱欣喜不已?？梢哉f，梁啟超的這種論調，太合袁世凱的胃口了。此種論調，如果出自一般人之口，也還對袁世凱幫助有限，但這是聲名卓著、資望顯赫的梁任公的理論，對袁世凱的支持就十分有力了。而主張“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強調“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的魯迅，必定對梁啟超的此種論調極其反感、厭惡。

既然依附袁世凱這個實力派，梁啟超便在行動上積極配合、協助袁世凱。其時，國民黨在國會中占明顯優勢，頗令袁世凱頭痛。張朋園指出：“袁世凱甚望立憲派人組一大黨與國民黨相抗，表示愿意給予物質精神上之支持?！保?1）于是梁啟超便將共和黨、民主黨和統一黨這三個保守黨派合并，組成新的進步黨。本來這三個保守的政黨，各自在國會中都不足以與國民黨抗衡，合并而成進步黨后，便成為國民黨在議會中的勁敵。在醞釀三黨合并期間，梁啟超明確向袁世凱表示，沒有充足的經費不能夠“辦黨”。袁世凱答應給錢20萬元，梁啟超則“要求50萬”。（32）最后給了多少，人們不清楚，但肯定不少于20萬。在如此情況下以如此方式組建的進步黨，當然就成了袁世凱的御用工具。進步黨雖然名義上的領袖是黎元洪，但實際駕馭該黨的是梁啟超。而“得袁的財力支持，是其享有堅強領導地位的有力因素?！保?3）

國民黨在宋教仁等人的領導下，聲勢巨大，雖有進步黨與國民黨對抗，但仍不足以讓袁世凱安心，于是，袁世凱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刺殺了宋教仁。宋教仁被害，全國輿論大嘩，紛紛要求查緝兇手予以嚴懲。而殺宋教仁只不過是袁世凱剿滅國民黨的第一步。袁世凱料想南方的國民黨人可能會發動武裝反抗，而這正是袁世凱所希望的。以殺宋教仁激怒國民黨，如果國民黨武裝反抗，袁世凱就有了以武力消滅國民黨的借口。但打仗需要錢，而其時袁世凱政府財政十分艱窘，于是袁世凱無視國會反對而大借外債，此舉同樣激起了強烈的民憤。李喜所、元青在《梁啟超傳》中指出，本來梁啟超對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和以喪權辱國的方式大借外債，都是不以為然的?！暗?，既然在聯袁，就不能不隱忍屈從，不能不采取偏袒袁世凱的態度?！保?4）于是，在進步黨議員討論時局的會議上，梁啟超發表了三點意見：一、擁戴袁世凱成為正式大總統；二、對袁世凱的大借外債不能反對；三、宋教仁案應視作純粹法律問題，必須以法律手段解決。梁啟超的意見得到眾人認可，便成為進步黨對于時局的主張。梁啟超一向自以為是財政專家和法律專家。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和擅自大借款當然是對法律的嚴重踐踏，梁啟超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可他卻裝聾作啞。全國各地的譴責、抗議之聲震天響，他也不為所動。在這種情形下，甚至仍然表示對袁的擁護，“可以看出，為了達到聯袁的目的，梁啟超不惜充當袁的有效工具，他對袁世凱專制主義的迎合，已達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保?5）為捍衛辛亥革命的成果，南方的國民黨人于1913年7月發動了“二次革命”。而梁啟超領導的進步黨卻對國民黨大加斥責，支持袁世凱以武力鎮壓南方的革命。梁啟超本人更是發表了多篇文章，對南方革命派厲聲責罵。“很顯然，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在‘二次革命’中采取的立場，仍是為聯袁所作的討好姿態，是為建立一個‘強有力政府’而作的曲意迎合袁專制獨裁之舉。”（36）

宋教仁案與其時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有重大關系。趙某于5月間便不得不離職，由段祺瑞、朱啟鈴暫代過幾個月。雖然袁世凱頗不欲將國務總理一職畀予北洋系以外的人，但為了籠絡進步黨，還是決定讓進步黨人熊希齡姑且坐到總理的位置上。而此時袁世凱之所以還須籠絡進步黨人，是因為在南方與國民黨軍隊的戰事還未結束，國會中正式大總統的選舉也未進行，還須借助進步黨徹底戰勝國民黨。（37）本在熱河都統任上的熊希齡，其實并不愿到國務院趟混水。但梁啟超認為由本黨人士組閣，對于壯大黨的力量的極為有利，便強烈要求熊希齡接受這任命。梁啟超認為，既然由熊希齡組閣，進步黨中自然可有多人進入內閣，而表示自己則愿意出長財政。但袁世凱怎么可能真的把組閣大權交給熊希齡。袁世凱早把各重要部門的總長人選確定，當然都是北洋派的人充任，只用農商、司法和教育三個“閑曹”敷衍進步黨人。而當初，這幾個職位是用來敷衍同盟會員的。但梁啟超堅持要當財政總長。財政交給梁啟超，袁世凱用起錢來就不那么順手了。最后，袁世凱采取折中的方式，財政總長由熊希齡兼任，梁啟超任司法總長、汪大燮任教育總長、張謇任農商總長。九個閣員中，熊希齡、梁啟超、汪大燮、張謇四人為進步黨，另五人則是北洋派。進步黨在內閣中占據九分之四的職位。因為熊、梁、汪、張四人都是社會名流，這個內閣便獲得了“第一流人才內閣”的美譽，而進步黨算是進入了“黃金時代”。（38）這當然也意味著梁啟超等人與袁世凱的合作，進入更為切實的階段。

熊希齡內閣成立后，替袁世凱完成了幾件大事。袁世凱急欲把自己由臨時大總統變為正式大總統。但依常理，必須先制定憲法，再依法選舉總統。制定憲法頗費時日，袁世凱實在等不及，于是便強令先選舉總統，后制定憲法。袁世凱此種明顯違反常理的要求，在國會受到抵制。最終，也因為得到了進步黨的配合，才如愿以償。（39）隨后，袁世凱又于1913年11月4日下達了解散國民黨的總統令，宣布取消國民黨員在國會中的議員資格，并飭令軍警追繳國會中國民黨員的議員證章、證書。11月4日當天，便有數百軍警包圍國民黨本部，現任國民黨員的議員證章、證書要追繳，曾經加入國民黨而已經宣布脫離者的證章、證書也要追繳。由于國民黨議員被逐出國會，國會便無法再開會，因為已經不夠法定人數。袁世凱又組建了“政治會議”取代國會。到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便下達了停止全體國會議員職務的命令，發放旅費，遣返回籍。（40）袁世凱下達的取締國民黨、解散國會之類的命令，都必須內閣總理副署，而熊希齡都乖乖地副署了。作為進步黨員的熊希齡，當他在袁世凱的這些命令上簽上自己的名字時，當然代表的是進步黨的黨意。袁世凱讓熊希齡當內閣總理，讓梁啟超、汪大燮、張謇等進步黨中人士進入內閣，本就是要借助進步黨的力量消滅國民黨和摧毀國會，當這兩個目的實現后，進步黨便徹底失去了利用價值，袁世凱便處處為難進步黨人，于是熊希齡的內閣總理也干不下去，只得辭職，熊內閣于是垮臺。李劍農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說：“到民國三年二月，熊內閣替袁氏將所有停止國會停止省議會，停辦各地方自治，特設造法機關，種種的命令副署發表后，漸知道所謂總統制將要出現，內閣雖是‘第一流’的，也沒有存在的余地。于是熊希齡、梁啟超、汪大燮三人連翩去職，這便是第一流內閣的末路。”（41）李劍農又把熊、梁等人與唐紹儀做了對比。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拒絕副署袁世凱的違法命令并憤而辭職：“唐紹儀和袁世凱有二十年的交情，因為袁不肯循憲政的軌道甘愿犧牲個人的交情，和袁破裂；熊、梁等在戊戌政變時，就是被袁所賣的人，與袁本不同臭味；到11月4日袁要施行‘苦迭打’時，分明是走到憲政軌道以外去了，縱令國會的組織如何不良，既以引導袁氏上憲政軌道為職志，對于袁氏此種行為應該有一點覺悟了。為何還是將順他，和他一同跑到軌道外去呢？可見立憲黨名流的短視病，還不及同半同盟會員唐紹儀的明決。”（42）李新、李宗一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卷則說：

與以往兩屆內閣一樣，熊內閣的生命也非常短促。從1913年9月11日組成，到次年2月12日熊希齡被迫辭職，僅僅存在了五個月。在這五個月中，熊氏的“政績”主要是副署了袁世凱一切倒行逆施的命令，清除了國民黨在國內的殘余力量，將第一屆國會送終。進步黨人的“政績”，正是他們的恥辱，不僅當時受到輿論的抨擊，后來也多遭非議。（43）

對于梁啟超等人在民國成立后依附實力派袁世凱，配合袁世凱在政治和文化兩方面倒行逆施，協助袁世凱摧毀辛亥革命的成果，作為教育部僉事的魯迅，當然看在眼里，鄙視和憎惡在心里。如果說，在清末留學日本時，魯迅便對梁啟超嗤之以鼻，那進入民國后，魯迅對梁啟超的的鄙薄、厭惡則成倍增長。

三、魯迅對梁啟超依附段祺瑞尤其憎惡

袁世凱稱帝，梁啟超、蔡鍔師弟率先吹響反袁護國的號角。人們普遍認為，這算是梁啟超的一大歷史功績。但是，魯迅看待這個問題，應有自己的邏輯。首先應該看到，袁世凱之所以能在1915年12月公然宣布稱帝，與此前幾年間梁啟超一伙人的支持、協助是分不開的。正是因為梁啟超等人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大力為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推波助瀾，才有袁世凱的終于帝制自為。魯迅后來幾次說到過袁世凱帝制運動期間的情形。在寫于1933年4月的《<殺錯了人>異議》中，魯迅說袁世凱在攫取大總統的職位后，便“大殺黨人”：

于是殺，殺，殺。北京城里，連飯店客棧中，都布滿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還有，《政府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廣告，說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入該黨，現在自知迷謬，從此脫離，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證明了袁世凱殺人的沒有殺錯，他要做皇帝了。（44）

袁世凱殺的當然是國民黨人。在袁世凱的屠刀威脅下，許多國民黨員在報紙上宣布脫黨，自然也是為了保全性命。而殺國民黨人，正是為清除通往帝制的障礙。在寫于1935年4月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魯迅說：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了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出現的便是帝制。（45）

尊孔、祭孔與大殺黨人一樣，都是帝制運動的一部分，都與恢復帝制有直接關系。而在這些運動中，以梁啟超為靈魂的進步黨人，都曾鳴鑼開道、搖旗吶喊，都曾舞槍弄棒、沖鋒陷陣。在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和進步黨人曾是袁世凱帝制運動的“幫兇”，并不為過。而梁啟超、蔡鍔后來的反袁護國，也可視作是將功贖罪。

何況，對梁啟超的反袁稱帝，也可有別樣的解讀。陳旭麓在《論梁啟超的思想》中指出，梁啟超反對袁世凱稱帝，看起來是梁在辛亥革命后“差強人意的一著”。但梁啟超的反對袁世凱稱帝，初衷并非是捍衛共和，乃是因為唯恐國內又出現辛亥革命那樣的革命運動?！耙驗榱簡⒊闯隽巳绻绖P一意孤行地稱帝，必然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造成和辛亥一樣乃至更大的革命風暴，那末他想依托的舊勢力，將遭受更嚴重的打擊。由此可見梁啟超的積極搶奪倒袁運動的旗幟，與其說是在反對帝制，還不如說是為了抑制革命?！保?6）梁啟超自己反復說過，他對帝制與共和的爭端沒有興趣，他只看重“立憲”。只要是“立憲”政體，帝制也好，共和也好，他都能接受。在那篇苦口婆心地奉勸袁世凱不要稱帝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就說得很明白。所以，陳旭麓對梁啟超反對袁世凱稱帝的理解，也是言之有理的。不僅僅是陳旭麓這樣說，這也可以說是近代史學界的共識。彭明、周天度等人所著的《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指出，袁世凱一死，進步黨人立即表示了對北京政府的親近、恭順。袁世凱1916年6月6日死，6月7日，梁啟超即致電段祺瑞，對段極盡諂媚之能事，強調只有段祺瑞才能“扶危定傾”。梁啟超還勸說西南護國軍齊心協力支持段祺瑞。梁啟超又向段祺瑞這個當前的實力派和當權派輸誠，這“不是偶然的”。進步黨作為改良主義政黨，在利益上原本與北洋派沒有實質性沖突。1914年，以熊希齡為首的進步黨內閣被袁世凱摧毀后，進步黨仍然不改擁袁初心。當袁世凱悍然稱帝時，進步黨才感到必須調整策略：“他們看到，袁世凱稱帝必然引起國內大亂，不僅中華革命黨一定要加強反抗，南方各省殘存的國民黨勢力也不會袖手旁觀，即西南各省的實力派，也可能借機圖謀自立，而北洋派內部也已孕育著反袁的潛勢力。正是由于上述考慮，梁啟超等人既不愿與袁世凱一同垮臺，又不甘為牛后，才與蔡鍔等一道決然發動護國戰爭?！保?7）梁啟超反袁稱帝，并非為了捍衛共和，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梁啟超看到了袁氏的稱帝必然失敗。為了在亂后的政局中占據盡可能重要的地位，進步黨必須率先打出反袁的旗幟。

護國戰爭結束，國會恢復，原來的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進步黨也變成了“研究系”。雖然總統是黎元洪，但實權在段祺瑞手里。李劍農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說，梁啟超、湯化龍一派進步黨人，一方面在想著怎樣依附段祺瑞這個實力派，一方面卻倡導“不黨主義”。國會重開，倡導不黨主義的進步黨人分成兩個團體：一個是以湯化龍、劉崇佑等人為首的憲法討論會；一個是以梁啟超、林長民等人為首的憲法研究會。“‘討論’與‘研究’，不知到底有什么區別，為什么原來是一個團體的人，現在卻要分組兩個團體，難道這就是不黨主義么？后來因為他方的舊國民黨人復合，有凌駕一切之勢，湯、梁等自己也覺得分立太無意義，又結合起來，不‘討論’，?！芯俊?。于是從前的‘進步黨’現在變為‘研究系’，這便是‘研究系’名詞的由來?！保?8）

國民黨是梁啟超派系的死敵。當初為了打壓、消滅國民黨，進步黨不惜借助袁世凱的力量，使出非法手段。當整天把“立憲”掛在嘴上的“立憲派”使用非法手段打擊政敵時，其實等于在自抽耳光?，F在，為了打擊國民黨，梁啟超又不惜借助“督軍團”的力量。1916年4月，在許多省份為反抗袁世凱稱帝而宣布獨立的情況下，馮國璋提議召集未獨立各省督軍在南京開會，商討怎樣對付獨立各省。史稱“南京會議”。（49）南京會議是在袁世凱的認可下召開的。6月6日，袁世凱死了，而各省督軍還在南京，于是“辮帥”張勛便于6月9日邀請諸督軍到他的老巢徐州，重新開會。參加南京會議的，本就是北方各省軍閥。這些北方各省的土皇帝，唯恐西南的勢力擴展到北方，危及他們的利益，便簽訂了具有攻守同盟性質的條約三項：一是抵制暴徒參政，而暴徒則指國民黨；二是中央如有弊政，各省合力以爭；三是推舉“張上將軍”為參加盟約各省區的全權代表。（50）所謂“張上將軍”，便是張勛。這次會議稱作徐州會議。彭明、周天度等人所著的《中國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指出，這次徐州會議雖然沒有打出什么組織性質的旗號，但實際上北洋地方軍閥已經結成同盟，而以張勛、倪嗣沖為首。九月間，張、倪又召集北洋各省代表到徐州，再開會議。會上，宣布組成“各省區聯合會”，參加者有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直隸、浙江、江蘇、湖北、江西、綏遠、察哈爾、熱河十三省區督軍代表。這個各省區聯合會，仍由張勛、倪嗣沖領銜。聯合會組成后，發布了八條綱領，主要是：“固結團體，鞏衛中央，庶免為少數人所牽，率致貽大局之虞”；國會如“各懷黨見，違反真正民意，不顧國家，至不得已時，亦當為正當之干涉”；憲法如有“必不可行之處，當共抒正論”；等等。后來，人們稱這個“各省區聯合會”為“督軍團”。到了1917年，又于1月和5月召開過兩次徐州會議。督軍團的徐州會議，共開過四次。（51）

督軍團以武人身份公然干涉國會、制憲、內閣，又咬牙切齒地攻擊國民黨，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自然引起全社會的反感、驚恐和憤怒。（52）然而，梁啟超一伙卻與督軍團打得火熱。彭明、周天度等人所著的《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指出：研究系政客梁啟超等人，對督軍團的活動起了推濤作浪的作用。各省督軍剛糾集在徐州，梁啟超就設法依附上去。依附實力派，一直是梁啟超基本的政治策略。督軍團如此仇恨國民黨，研究系至少可以借助其力量打擊甚至鏟除國民黨這個長期的政敵。所以，梁啟超早就與張勛有函電和使節往來。在1917年1月的第三次徐州會議即將召開時，梁啟超由上海到北京，中途在徐州下車，“與張勛密談數日”。后來又兩次派張君勱到徐州，與張勛商談。梁啟超在致張勛信中說：“惟鞭策救濟之功，終須隨時仰諸疆吏。”（53）可見梁啟超對張勛這班軍頭寄予怎樣的厚望。軍人集團如此囂張地干涉國家政事，這與“憲政”顯然是極不相容的。以“立憲”為旗幟、以“憲政”為終極理想的梁啟超輩，不像社會各界一樣嚴厲譴責張勛之流的行為也就罷了，竟然還要依附這個軍閥集團，可見在關鍵時刻，梁啟超輩并無政治底線。

1917年7月，張勛復辟并失敗，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而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研究系又成群結隊地擠進了段內閣。馮國璋雖是大總統，但實力遠不如段祺瑞。其時政府中，最大的實力派自然是段祺瑞，梁啟超們像當初依附袁世凱一樣，又一次依附了段祺瑞這個最大的實力派。當初，在熊希齡內閣九人中，進步黨占了四席。而這一次，研究系以更大的規模進入段祺瑞內閣，九人中占了六人。內務總長湯化龍、財政總長梁啟超，內閣中這兩個最重要的職位都由研究系占據。（54）梁啟超一直自以為是財政長才，當初在熊希齡內閣里，他就拼命爭財政總長的位置，只是因為袁世凱實在不愿錢袋子由梁啟超掌管，才沒有當成。現在，段祺瑞居然肯把這個位置給他，梁啟超覺得自己可以大展鴻圖了。但其實，仍然不過是助紂為虐而已。當初在熊希齡內閣，進步黨占了九分之四閣席，結果被袁世凱狠狠地利用和耍弄，輸得很慘。這回，在段祺瑞內閣里，研究系占了九分之六閣席，但同樣被利用和耍弄，輸得更快，也更慘。

段祺瑞當總理，就靠無限度地借外債應付時局。沈云龍在《徐世昌評傳》中說，段祺瑞在敉平張勛復辟后再次組閣，日本政府立即對段示好，表示愿意在財力上予以支持。而段祺瑞當時一心要消滅南方軍事力量，十分需要錢，需要很多錢，便不停地向日本借款，而需要梁啟超以財政總長的身份在借款合同上簽字時，梁從來沒有拒絕過，一如熊希齡當初從來沒有拒絕過在袁世凱的那些非法命令上副署一樣。沈云龍說：“此類借款，若非由財部經手者，梁啟超事前固不得與聞，即由財部主持簽訂者，梁亦垂拱畫諾而已，是名為財長，實等尸位素餐”。（55）

李喜所、元青在《梁啟超傳》中指出，不僅是借款，在一切不合理甚至違法的問題上，梁啟超都配合、協助段祺瑞。1914年，袁世凱在進步黨的配合、協助下解散了第一屆國會。護國戰爭后，國會好不容易恢復。僅僅十個月后，張勛又逼迫總統黎元洪解散了國會。張勛復辟失敗，按理國會應該再次恢復，但段祺瑞卻不愿意恢復國會，其原因，當然是嫌國會妨礙他的為所欲為。但畢竟招牌上寫著“民國”，完全沒有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也不好辦事。段祺瑞于是要先弄個“臨時參議院”代替舊國會，這其實還是在效袁世凱故智。對于段祺瑞此種明顯違反約法的行為，以“憲政”為職志的梁啟超，照樣是表示支持：“梁啟超既然采取擁段立場、站在段麾下，自然要隨著段的鼓點跳舞。因此，他對段違反約法的粗暴無理舉動完全采取了支持縱容的立場?！?月24日，國務院通電各省，征求成立臨時參議院的意見，第二天，梁啟超即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了對成立臨時參議院的完全支持。段、梁此舉引起社會廣泛不滿，有人致信梁啟超，指出這是一部分人為了一己利益而“置國家根本法于不顧”。（56）

但段祺瑞怎么會真的信任、倚重梁啟超這班人呢？被利用之后，梁啟超又要遭受走狗之烹了。幾個月后，段祺瑞便逼得梁啟超這個財長實在干不下去了。后來，由于馮國璋與段祺瑞的矛盾激化，段祺瑞于1917年11月15日向馮國璋提出辭職。閣揆辭職了，閣員還能不辭？梁啟超和其他所有閣員也都辭職了。在段內閣財政總長的位置上，梁啟超坐了三個多月。（57）張朋園在《梁啟超民民國政治》中說：

進步黨以釜底抽薪的辦法將國民黨趕出北京的政治舞臺，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反遭徐樹錚的暗算。（58）

徐樹錚是段祺瑞第一愛將。暗算梁啟超這些人的，還是段系軍閥和政客。

沈云龍在《徐世昌評傳》中說過這樣一番話：

民國以來，書生集團之依附實力派者，往往徒供利用，卒受排斥，或誘之分化，務使一無存在之價值，固不獨研究一系為然也。（59）

身為知識分子卻依附政治上的實力派，這是魯迅特別鄙視的行為之一種。依附段祺瑞，無疑又分外令魯迅鄙視，至于其原因，就在于段祺瑞是魯迅特別憎惡的當代軍閥、政客。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中國歷代職官史上并無“執政”這一稱謂，是其時的“名士”章士釗仿羅馬首席執政官之例替段祺瑞臨時想出的。這個“臨時執政”，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名義上集大總統與國務總理的權力與一身。（60）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民眾群情激憤，學生運動于是轟轟烈烈。8月26日，針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段祺瑞發布了“整頓學風”的命令，在嚴厲譴責了學生的政治行為后，說：“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則火烈水懦之喻，孰殺誰嗣之謠，前例具存，所宜取則，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姑貸，其凜尊焉?！保?1）可謂殺氣騰騰。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在“大沽口事件”的刺激下，到執政府請愿，終于遭到執政府警衛的槍殺，數十名學生和群眾被殺害。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慘案”。

段祺瑞政府的“整頓學風”已令魯迅憤怒，而段祺瑞政府公然向請愿學生和群眾開槍，則令魯迅“出離憤怒”。魯迅為此寫過多篇文章。3月18日當天，魯迅寫了《無花的薔薇之二》，以憤怒的語氣，無所顧忌地譴責了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最后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62）魯迅稱段祺瑞統治下的這一天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那說段祺瑞是民國以來最令魯迅憎惡的統治者，也就是合理的。3月26日，魯迅寫了《可慘與可笑》，指名道姓地抨擊了段祺瑞和章士釗之流，批判了他們的所謂“整頓學風”和控訴了他們制造“三一八慘案”的罪行。（63）4月1日，魯迅寫了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留下了好些“名言”，例如：“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64）4月6日，魯迅寫了《如此“討赤”》，又提及了“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愿者四十七，傷百余”的“三一八慘案”。（65）4月13日，魯迅寫了《大衍發微》，一開頭便說：“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們使衛兵槍殺民眾，通緝五個所謂‘暴徒首領’之后，報上還流傳著一張他們想要第二批通緝的名單?！保?6）接著，魯迅把這份流傳中的名單抄錄并分析，對于章士釗之流進行了辛辣的嘲諷。

沒錯，梁啟超于1917年11月便離開了政壇，與段祺瑞的合作，充當段祺瑞的幫兇，那是段祺瑞上一回當政時的事情。段祺瑞任執政的執政府的所作所為與梁啟超無關。但是，1917年的段祺瑞與1926年的段祺瑞，畢竟是同一個段祺瑞，是同一個北洋軍閥首領，是同一個政客。魯迅對段祺瑞當然本來沒有絲毫好感而只有惡感?！叭话藨K案”無疑大大增加了魯迅對段祺瑞的惡感，而在更加憎惡段祺瑞的同時，也自然會更加鄙視曾與段合作的梁啟超。

四、魯迅對梁啟超歐游歸來后的文化觀念也不能認同

魯迅本質上是一個政治虛無主義者，對任何一種政治觀念都不信服的。曹聚仁在《魯迅評傳》中說：“由于魯迅的文字，富有感人的力量；我們讀他的雜感，覺得十分痛快，所以對于他的政治觀，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實他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么成就的。筆者的看法，和他有點相近；我認為政治的進步或落伍，和民智開發的進度有密切關系，至于政治學說，主義的內容如何，并不十分相干的。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說得天花亂墜，結果，國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軍閥時代還不如，而貪污程度，遠過于當年交通系，對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67）梁啟超的政治行為令魯迅厭惡，梁啟超的政治觀念，也令魯迅嗤之以鼻。梁啟超一生多變。但政治觀念無論變成怎樣，都只讓魯迅感到滑稽可笑。所以，魯迅不可能在任何意義上成為梁啟超政治上的認同者、追隨者。梁啟超善變的性格，在文化觀念中表現得很典型。但變來變去，梁啟超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種文化觀念讓魯迅首肯、令魯迅佩服。在袁世凱走向帝制的過程中，梁啟超陣營的人成為尊孔運動中的干將，令魯迅憎惡。后來，梁啟超又變成中西文明融合論者，此種調和性的文化觀念，也不可能不讓魯迅厭棄。

從1918年底到1920年3月，梁啟超在歐洲游歷了一年多，回來后寫了一本《歐游心影錄》，集中表達了他對歐洲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梁啟超認為，經歷了世界大戰，西方的“有識之士”已經對西方文明失望甚至絕望，正急切地要把印度、中國等東方國度的文明輸入西方，以東方文明之長補西方文明之短，以東方文明之優越濟西方文明之低劣。而要完成這種偉業，只有依靠中國人。梁啟超以那枝“常帶感情”之筆寫道：

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的好處。我們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們對于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四分之一的責任。不盡這責任，就是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同時的人類，其實是對不起自己。我們可愛的青年??！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8）

所謂“祖宗三大圣”，就是老子、孔子和墨子。這種論調，在魯迅看來，無異于高燒醉酒時的囈語胡話。魯迅發表于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三號的《隨感錄五十四》，批判的是那種“二重思想”。魯迅說，中國社會的狀態，是最陳腐的東西與最新鮮的東西共存于一時，所以簡直是將幾十個世紀濃縮在一起。這篇隨感錄，主要是介紹黃郛的觀點。黃郛于1918年12月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了《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主旨與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相同，都是結合歐洲的世界大戰重新思考中國應該選擇的道路，但結論卻頗相異。魯迅在《隨感錄五十四》中，引用了黃郛書中這樣一段話：

七年以來，朝野有識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習俗之轉移；庸詎知舊染不去，新運不生：事理如此，無可勉強者也。外人之評我者，謂中國人有一種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時勢，各種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時，而彼之所謂改革者，決不將舊日制度完全廢止，乃在舊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層新制度。試覽前清之兵制變遷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謬焉。最初命八旗兵駐防各地，以充守備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敗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兩軍以應急：從此旗兵綠營，并肩存在，遂變成二重兵制。甲午戰后，知綠營兵力又不可恃，乃復編練新式軍隊：于是并前二者而變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雖已消滅，而變面換形之綠營，依然存在，總是二重兵制也。從可知吾國人之無澈底改革能力，實屬不可掩之事實。他若賀陽歷新年者，復賀陰歷新年；奉民國正朔者，仍存宣統年號。一察社會各方面，蓋無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寧，是非之所以無定論者，簡括言之，實亦不過一種“二重思想”在其間作崇而已。（69）

魯迅把黃郛這么長一段話照抄，說明是認同黃郛的看法的。抄錄了之后，魯迅又有所發揮：

此外如既許信仰自由，卻又特別尊孔；既自命“勝朝遺老”，卻又在民國拿錢；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著過活，誰也沒有好處。

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70）

而梁啟超所標榜的中西方文化融合，在中國，一定變成新的“二重制”。雖然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問世在黃郛的書之后，但黃郛的書卻可以認為是預先便對梁啟超的中西文化融合論進行了批判。

何況，既然是刻意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覓補救西方文化之弊的東西，最后必然走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單向崇拜。實際上，在“五四”時期，梁啟超又成了一個尊孔者。陳旭麓在《論梁啟超的思想》一文中對此有所分析評說。1920年，梁啟超寫了《孔子》一書，把孔子打扮成一個極其尊重思想自由的人：“孔子主張調和，不主張排斥，因為他立在中間，看見那兩極端所說，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他”；“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書里頭，從沒有一句排除異己的話?！保?1）《孔子》一書后面，附有《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的殘存稿。在這部未完成的孔子傳記里，梁啟超表達了對孔子無以復加的崇拜：“吾將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誠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盡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舉中國人，雖未嘗一讀孔子之書者，而皆在孔子范圍中也?！保?2）陳旭麓認為，這是梁啟超早年所作，對孔子的極端尊崇，甚至捧為教主，甚至認為比一切教主還偉大，完全是康有為的觀點。（73）雖是早年殘存稿，梁啟超在1920年的時候仍將其作為附錄收入《孔子》一書中，說明他并未完全放棄早年觀點。中西文化調和論，在魯迅看來必然變成“二重思想”。而對中國文化的單向推崇和歌頌孔子，則更令魯迅鄙視了。

梁啟超晚年投身學術文化界，但雖然同居北京，卻與魯迅沒有過交集。這一點，侯桂新在《<魯迅全集>中的梁啟超形象》一文中也指出過。其原因，則在于兩人屬于不同甚至對立的圈子。1920年4月，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了文化學術團體“共學社”。共學社出版雜志、印行圖書，還出面邀請國際文化名人來華講學。共學社先后邀請了杜威、羅素和泰戈爾來華，在各地巡回演講。這是那幾年間極其轟動的文化學術事件。（74）杜威、羅素、泰戈爾這幾個外國名人，魯迅對他們本沒有多少好感。他們來華后，程度不同地表達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當下生存狀態的肯定、贊美，這尤其激起魯迅的憎惡。魯迅曾在文章中對他們的在華言論予以嘲諷。魯迅認為他們以國際名流的身份到中國奉承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實際是大有害于中國的，而邀請他們來華的梁啟超，當然難辭其咎。

1913年袁世凱讓熊希齡充任內閣總理時，本打算把梁啟超放在教育總長的位置上。梁啟超嫌教育總長太不重要，不肯就任，又實在當不了急想當的財政總長，最后就任了司法總長。如果梁啟超接受了袁世凱最初的安排，那差不多就成了魯迅的頂頭上司，多少會有些交集。梁啟超本人雖然與魯迅沒有直接接觸，但他的得意門生范源濂卻幾度執掌教育部。范源濂是湖南人，梁啟超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時，范源濂與蔡鍔同為時務學堂學生，也同是梁啟超的愛徒。1899年秋，范源濂和蔡鍔應梁啟超之召，一同赴日本留學。后來，范源濂在政治上緊緊追隨梁啟超，是研究系的骨干性人物。范源濂在日本留學時，曾入東京高等師范就讀，回國后又從事教育工作，算得上是那時候的一個教育家。1911年冬，范源濂出任清政府學部參事。1912年1月，蔡元培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應蔡元培之請出任教育部次長。而魯迅也應蔡元培之請到教育部任職。應該說，從這時候起，魯迅便與梁啟超的這個高足有了直接接觸。1912年7月，蔡元培辭職，由范源濂代理教育總長。不久，由陸徵祥任內閣總理，而范源濂則正式就任教育總長。1913年2月，范源濂因病辭職。張勛復辟失敗后，段祺瑞組閣，研究系中多人進入內閣，范源濂再次就任教育總長。當然，這次干的時間也不長，到1917年11月底又辭職。1920年，直皖戰爭以皖系的失敗告終，徐世昌當上了總統。八月間，靳云鵬任國務總理，范源濂第三度出任教育總長。1912年12月，隨著靳云鵬內閣的終結，范源濂的教育總長也當到了頭。（75）范源濂與梁啟超終生保持著深厚的情誼。1927年，梁啟超和范源濂都住進協和醫院。后來梁病情好轉出院，而范源濂則病逝。李喜所、元青在《梁啟超傳》中說：“這年12月下旬，梁的學生加好友范源濂病逝，使他大為傷感。范和蔡鍔同在湖南時務學堂受梁啟超教誨，后在政治上多跟隨梁，梁亦視他為知己。范生病期間，常和梁在醫院打頭碰面，坐下來聊天，又成了病友。范的離世，給梁以莫大的刺激?！保?6）

林冰骨在《我所記憶的四十五年前的魯迅先生》一文中說：“當時的次長范源濂，依附北方派系，頗有學閥作風。他與蔡先生對抗爭權，組織了尚志學會，便是暗中樹立學部舊系旗幟之意。果然不久范便借袁世凱的支持，代蔡先生為總長。魯迅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記道：‘上午赴本部職員會，僅有范總長演說，其詞甚怪。’這不滿之情在寥寥十數字中也看得出來的?！保?7）范源濂是否糾集清政府學部舊同僚與蔡元培爭權，還可深入研究。但從魯迅1912年9月6日所記日記看，魯迅的確是一開始便對范源濂沒有好感的。楊莘士在接受上海師范大學師生訪談時說：

范源濂第二次做教育總長時，他提出要“祭孔讀經”，引起我和魯迅、許壽裳、錢家治、張協和、張宗祥等從浙江同來教育部任職的六人的憤慨，當即議定由我執筆聯名寫信，堅決反對，據理駁斥，信寫好后，魯迅等人都親筆簽了名。該信一式兩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攤放在辦公桌上，讓大家觀看，是辨明是非。為此范源濂惱羞成怒，陸續把反對他的人排擠出外，名義上是外放廳長，實際上明升暗降。魯迅因為是社會教育司的，所以無法把他弄到外地去。（78）

如此說來，魯迅曾與范源濂有正面沖突，有直接交鋒，也受到過范源濂的打壓。范源濂與梁啟超的親密關系，是盡人皆知的。魯迅對范源濂的厭惡，當然也會影響到魯迅對梁啟超的看法。

魯迅沒有表達過對梁啟超學術成就的明確評價。但胡適對梁啟超學術成就的評價可以作為一種參考。梁啟超晚年與胡適保持著親密的關系。1929年1月20日，梁啟超遺體在廣慧寺入殮，胡適親往送別。胡適當天日記中記述了此事（79）十多天后，在2月2日日記里，胡適寫道：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統系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名一篇一書。后來我的結論是他的《新民說》可以算他一生的最大貢獻?！缎旅裾f》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80）

作為親密友人的胡適，這樣評價梁啟超的學術成就。魯迅內心里對梁啟超的學術成就，評價決不應該更高。

魯迅對梁啟超，是發自內心地鄙薄的，其原因也不難找到。用所謂“傲慢的偏見與影響的焦慮”來解釋魯迅對梁啟超的態度，應該是不能成立的。

參考文獻：

（1）馮雪峰：《回憶魯迅》，見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等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中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679頁。

（2）侯桂新：《<魯迅全集>中的梁啟超形象》，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12期。

（3）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9頁。

（4）（5）魯迅：《瑣記》，見《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頁，第296頁。

（6）見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77頁。

（7）（10）（12）（21）（22）（28）（34）（35）（36）（54）（56）（57）（74）（76）見李喜所、元青著《梁啟超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2—143頁，第222頁，第222—223頁，第235頁，第229—230頁，第304—305頁，第317頁，第317頁，第318頁，第429頁，第432頁，第435頁，第501—510頁，第665頁。

（8）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見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等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中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43頁。

（9）周作人：《關于魯迅之二》，見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等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中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87頁。

（11）見《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8頁。

（13）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頁。

（14）（15）（20）見《胡漢民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15—16頁，第12頁，第24頁。

（16）見《吳玉章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41頁。

（17）（18）魯迅：《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頁，第57頁。

（19）見《中華民國史》第一卷（1894—1912）下，李新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7月版，第438—439頁。

（23）見《蔡元培年譜》，高叔平編著，中華書局1980年2月版，第29頁。

（24）見《中華民國史》第二卷（1912—1916）上，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7月版，第321頁。

（25）周天度：《蔡元培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56—57頁。

（26）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365頁。

（27）（29）（30）（31）（32）（33）（58）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6月版，第56頁，第10—15頁，第16頁，第29頁，第29頁，第29頁，第87頁。

（37）（38）（39）（40）（43）見《中華民國史》第二卷（1912—1916）下，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7月版，第423頁，第425頁，第431頁，第445—448頁，第449頁。

（41）（42）（48）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13頁，第314頁，第369頁。

（44）魯迅：《<殺錯了人>異議》，見《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頁。

（45）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見《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頁。

（46）（73）陳旭麓：《論梁啟超的思想》，見氏著《近代史思辨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77頁，第281頁。

（47）（51）（52）（53）見《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李新、李宗一主編，彭明、周天度等著，中華書局2011年7月版，第24—25頁，第37頁，第38頁，第40頁。

（49）焦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400頁。

（50）焦菊隱：《武夫當權：督軍團傳》，群言出版社2015年7月版，第12頁。

（55）（59）沈云龍：《徐世昌評傳》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96—397頁，第395頁。

（60）彭秀良：《段祺瑞傳》，中華書局2015年6月版，第209—210頁。

（61）見《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頁。

（62）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見《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頁。

（63）魯迅：《可慘與可笑》，見《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版。

（64）魯迅：《記念劉和珍君》，見《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頁。

（65）魯迅：《如此“討赤”》，見《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頁。

（66）魯迅：《大衍發微》，見《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頁。

（67）曹聚仁：《魯迅評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第205頁。

（68）梁啟超：《歐游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五冊，中華書局2015年1月版，第5723—5724頁。

（69）（70）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四》，見《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345頁，第345頁。

（71）（72）梁啟超：《孔子》，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冊，中華書局2015年1月版，第6926頁，第6934頁。

（75）見《中華民國史·人物傳》第二卷，中華書局2011年7月版，第739—743頁。

（77）林冰骨：《我所記憶的四十五年前的魯迅先生》，見《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薛綏之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85頁。

（78）見《魯迅年譜（增訂本）》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50—351頁。

（79）（80）見《胡適全集》第3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21頁，3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