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因為寫了一部小說，不少朋友將我的身份區分為批評家、學者、散文家和小說家，這些讓我汗顏的名號，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只把自己視為一位“寫作者”，在寫作中我沒有身份轉換問題，也非根據身份去設計文體。我想寫小說，或者想寫散文，就努力去寫了。我想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我崇敬的現代文學史上的那些稱為文學家的人，他們常常在多個文學文體創作或研究領域有所成就，我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身份常常是藩籬，忘記身份或許可以解放自己，此刻，我想回避“小說家”的命名。

坦率說，我已經過了想做作家的年齡，同齡人中的優秀者早已在我問學之初就寫出了優秀作品。夢想文學是簡單的，我青少年時期多數夢想幾乎都與文學有關。我高中開始寫作小說和電影劇本，但沒有一篇是完成的。我常常在小鎮石板街文化站的玻璃窗前駐足，那里面發表公社業余作者的散文小說詩歌劇本等。我沒有想象過自己的名字在窗里出現，但我很想去縣城的文化館看櫥窗里的作品。語文老師說，文化館發表的作品比公社文化站強多了，他不久也會有作品在那里發表。這位老師是我小說中寫了《向著太陽》的楊老師的原型。高中畢業前我唯一一次去縣城是暑假去體育場割草，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逛街。當時，我沒有失落感，我訂了《朝霞》和《解放軍文藝》，我不相信縣城文化館發表的作品比這些雜志上的作品厲害。等到有一天我可以在縣城從容閑逛時，文化館已經沒有了。

事情就是這樣，那些在今天看來失敗的、非正常的文學最初哺育了我。我現在當然意識到，我們這一代人不能走得很遠，與這個“最初”有關，而不僅僅是“現實”的某些原因。作為很長時期從事“文革”文學與思想文化研究的學人，我不會把那個“最初”簡單化，也不會因為“最初”的失敗而牽連到對當代文學與文化的整體評價。但我始終提醒自己，我對“最初”的研究其實是一次自我批判。盡管自己微不足道，但總是在歷史之中。一個“弒父”者可能會成為英雄，但他的血管里流著父親的血，也許有一天兒子看他時，看到了祖父的影子。我們這一代人保持對自己思想來源的警惕，不是沒有必要。即使那些日子里我又讀到了《紅樓夢》《水滸》，還有《吶喊》《彷徨》《朝花夕拾》《我的大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甚至讀到了《金瓶梅詞話》。這些作品在另外一個方向上哺育了我。我現在無法計算這些不同類型不同氣質的作品給了我什么樣的影響，它們模模糊糊存活在我的閱讀經驗、感情記憶和思想深處，此消彼長。

我是在分裂的語言中長大的，可能不僅是我，是我們這一代人。一個人的成長特別是一個寫作者的成長，總是在清理自己語言生活中的一部分。風生水起的八十年代重塑了我們這一代，包括我們的語言。當我們嘗試用另一種語言來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時，也不能完全告別那個“最初”。這是一個痛苦的至今尚未完成的過程。語言對應的是認知、思想、感情和思維，當我們換一種語言表達時，其實也是改變自己的思維、認知、思想和感情。語言和思想互相轉換。盡管那是青少年時期的生活，但它已經存在于自己的血脈之中，現實中的一些因素又不時復活我試圖抑制甚至清理的那一部分。夸張地說，換一種語言表達，就是換一次血。因為有了八十年代，我們才走近“五四”，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才對現代漢語以及漢語的思想表達方式有了初步的認識。

分裂的語言究竟給我們留下什么樣的影響（正面與負面的），現在也難以說清楚。但我明白，我今天的問題首先與昨天有關，然后才與今天有關。如果說之前更多的是被歷史塑造，后來則是歷史塑造和個人選擇的雙重結果。語言與思想、詞與物的關系是復雜的，簡而言之，當我主動或被動選擇一種說話方式或一種文字表達方式時，我的“思想”已經在說與寫之中。但彼此之間也非一一對應，難免有無法控制的縫隙，有許多意外之音自覺不自覺地在口齒和筆下流淌出來。或者，選擇一種說話方式或一種文字表達方式時，又會被另一種方式牽扯。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復雜性。面對一些事物，我們內心有清晰的價值判斷，但有時會模糊表述，也會猶疑、沉默或閃爍其詞。在終于準備完成《民謠》的寫作時，我意識到需要以赤子之心坦陳自己的思想敬畏自己的語言。

如此，我不能不經由語言回到那段歷史中。我不是寫“我”的歷史，是寫“我”在歷史之中。我在為《收獲》公號寫的創作談中說：“如果說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系，這個重建幾乎是我中年以來在各種文體的寫作中不間斷的工作。我在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和一段時間以來的散文寫作中，一直在詢問這個問題，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尋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這個過程中時隱時現。也許我并不是在尋找自己，我只是詢問與我相關的一段或幾段歷史的那一部分。”有一位年輕朋友讀了這段文字后問我：你們60后這一代學人為何特別愿意談論歷史？其實，談論歷史應該是所有學人的常態。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已經是歷史的幾個階段，比如“文革”和“八十年代”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我們是在這樣的歷史中長大的，學術的訓練也養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喜歡談論歷史的特性，談自己就要談到歷史。歷史對我們這一代人塑造的痕跡很重，然后我們又在新的語境中反思歷史。有意義的是，在我們這一代人開始學會反思歷史時，曾經的歷史論述解體了，正是這樣的契機，我們才有可能放棄一種語言。

回到我自己的那個村莊（不是我筆下的村莊），我發現人的生存狀態、命運與分裂的語言秩序有關。詩分風雅頌，一個村莊的語言也是這樣。在普遍意義上，父老鄉親說的是“風”，但他們離“雅”很遠，離“頌”很近。這正是歷史的吊詭之處。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生活在“風”中，或言語或沉默，其中一些人我只聽過他們喊我的名字，或者聽他們問別人吃飯了嗎？他們只有生活，沒有語言，生活就是他們的語言。其中的個別人，生活在“風”中，偶爾也“頌”（廣義的），但多少年過去了，他們又回到“風”中。我熟悉的那些鄉村知識分子，他們從書本里學來的“雅”早被風吹雨打去，偶爾會文雅起來。其中的一些人因為教書，保留了部分“雅”的語言。也正是這些鄉村知識分子在那個局限的空間中常常是“頌”的轉述者，但不是創作者。我在初高中時期的作文等，其實也是另一種“頌”。這種分裂的語言生活，其實就是歷史本身。

如果說我在寫作《民謠》時有什么特別用心之處，那就是我想呈現曾經的分裂的語言生活。卷一至卷四的敘述和“雜篇”的注釋是我今天的文字表達方式，“雜篇”和“外篇”則殘存了另一種語言的狀態。我嘗試寫作雜篇和外篇，既想還原我們曾經的語言生活，也想探究我們思想的來源。卷四的語言有些飛揚，那是我和我的伙伴們想掙脫某種語言的束縛。我的語言并不憂傷，是那些人事物讓我憂傷起來。但我坐在碼頭上，陽光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我同時有了破碎的溫暖。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也許因為這個村莊的古老，我總覺得它的陽光潮濕，散發著我難以名狀的氣息。這氣息彌漫著許多人的呼吸，我熟悉的陌生的那些人；還有草木枯榮的清香和腐朽。好像歷史和人的命運就在在這呼吸與枯榮中沉浮。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的內心有了一絲憂傷，然后又是什么溫暖了憂傷。記憶在我的語言中，我在語言中呼吸。我用語言留下記憶，用語言抵抗虛無，也用語言虛構記憶。

因為離開了村莊，我才可能在“世界”中識別分裂的語言和它的聲音。漢語流浪到世界各地，于是漢語又被稱為華語。我不習慣華語這樣的說法，但我知道我們討論漢語的參照系變化了。那些“華語作家”的漢字仍然連接著一個偉大的傳統，在我第一次訪問歐洲時，我見到了一位華裔作家，她用普通話對我說：我沒有去過大陸，但我在唐詩宋詞中熟悉了祖國。而后來更為廣泛的接觸和閱讀告訴我，連接著一個偉大傳統的漢字在華語寫作中又融入了另外的傳統。我們無法把漢語寫作孤立起來，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

我知道，在分裂的語言中，個人的語言是孤獨的。如果我夢想成為漢語之子，我只能再次告訴自己：個人的語言是孤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