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傳說是個很有意思的東西，也值得思考。

我們往往有種習慣意識，無論古今，聽說了什么人或事，本來已經要信了，但只要再一聽，這是個“傳說”，立刻就不信了。似乎只要是傳說，就不可靠。

有的傳說，也確實不可靠。

但正如通常的人和事一樣，傳說也有兩面性。首先是杜撰性，其次，也有真實性。杜撰性就不用說了。一個人或一件事，經過若干時間，乃至幾百甚至上千年在民間的口口相傳，到后來走了樣、變了味兒，這是很自然的事。曾有一個關于傳說的傳說，說是當年在鄉間，有個老人吐了一口血，不知這老人的身份特殊還是他當時得的病特殊，總之，這件事立刻就傳出去，而傳到后來，竟然說成這老人吐了一只雞。可見，這個杜撰性，也就是所謂的后來走了樣、變了味兒，也有兩種可能，一是在口口相傳的過程中真實性的衰減，“保真度”的局限，也就是由于客觀因素無意中造成的；還一種可能，則是出于什么目的，是有意的。當然，這種“有意的”也有兩種可能，一是出于善意，二是出于惡意。

這兩種可能且放到以后，在別的話題里再說。

當然，也還是要說一下。這后一種可能，如果拿到今天，其實也就是“謠言”。只不過在歷史的長河里一“泡”，謠言就不叫謠言了，被我們說成是帶有杜撰性的“傳說”。近的、當下的，叫“謠言”，時間久遠了就叫“傳說”，這是不是也有些哲學意味？

正如前面所說，傳說還有另一面，也就是它的真實性。這個真實性，就是我們俗話中說的，是“有影兒的事”。也就是說，本來這個傳說中的事就確有其事，人也真實存在，只是后來在口口相傳的過程中才漸漸變成了“傳說”。其實我們現在所說的“傳說”的這一面，才是最有意思，也最有價值的。史學家如果追溯真相，往往要通過考據和論證寫成志書或論文之類。小說家則寫成小說。這也就是《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區別，陳壽是西晉時期的史學家，而羅貫中則是元末的小說家。所以，從小說的角度說，這里所謂的“考”其實也是演義的一種，不過是敘事策略層面的事，和真正意義的考證不是一回事。

但這里還要說明一點的是，小說家寫“考”，也是從相關史料中去尋找線索和梳理人物或事件的脈絡。這一點，與史學家的方法近似，只是不會像史學家那樣苛求嚴謹。這就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我們常說的“有案可稽”，這個“案”的可靠性又有多大？當然，史學家有他們的方法，可以通過幾方面的史料相互佐證，倘能形成一條完整的證據鏈就更好。小說家自然不用費這么大勁。小說的故事本來就是虛構的，在“杜撰”的基礎上虛構也未嘗不可。但這一來又有一個問題，我們前面所說的史料，是不是也存這個問題呢？

關于傳說，前面說了這么多，就是為了要說這個“王三奶奶”。

這個“王三奶奶”的事，我在長篇小說《煙火》中也提到過。當時寫到這里時，就曾想，關于這個傳說中的人物，等有時間，可以單獨拿出來寫一寫。倒不是因為這個傳說有故事性，是覺得這個人物有些意味。應該說，無論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民族，流傳下來的傳說都不是偶然的，傳說中的人物也不會是憑空捏造出來的。一個城市也如此。它這里產生的傳說，一定會與它的地域文化和特定的民俗等等諸多方面息息相關。

天津是一座有著厚重的市井文化積淀的城市，多少年來，一直蒸騰著它自己獨有的煙火氣。所以，在這樣一座城市，有“王三奶奶”這樣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出現，且流傳至今，也就并不奇怪。我想，“王三奶奶”這個人應該是先在民間流傳，后來流傳得越來越廣，漸漸地才有了現在這個相對完整的傳說，這也符合傳說形成的規律。再后來，在天津老城東北角的天后宮里塑起一尊“王三奶奶”的座像，應該也是因為她在民間的影響已大得不容忽視。所以說，這尊塑像，也是天津的民間完成一次“造神運動”的結果。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過，每個城市都有屬于它自己的文化，但天津這座城市的文化很特殊，它無法用一兩句話概括出來。我曾經用了一個比喻，它就像是拼圖，其中的每一塊都是這整體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如果再用一個形象的比喻，這座城市的文化也像是一個“藏金洞”，至今也沒人知道，在它的里面究竟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寶物。也正因如此，我寫這部《王三奶奶考》，就是想再打開一條通道，去這個洞里一探究竟。

還真別說，在這里透露一下，我確實又有了新的發現。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王三奶奶”究竟是誰，似乎已不重要了。

2021年3月1日 寫于天津木華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