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2011年春天算起，我潛居北京整整10年了，從第二年開始搬到現在所住的小區，也9年有余了。這個小區緊挨著通州，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中弘·北京像素”。“像素”是個專用詞，什么意思我只是大略知道，從來沒有去深入探究過。我有幾個搞攝影的朋友，和他們閑談時，口中會時不時地蹦出這兩個字。小區有幾十幢造型不好看的高樓，而且全部是筒子樓，跟“像素”也沒有關系。但小區里有不少和藝術有關聯的企業和住戶，也有不少藝術培訓機構，分布在這些造型相似的筒子樓里，特別是每幢樓的底層，都被各色店家占領了。在這些店鋪中，就有酒鋪、書吧、茶社、畫室、咖啡店、主題書店、音樂教室等等，我還在某幢樓里碰到過一間玉雕工作室，在另一幢樓里，看到陶藝工作室，周末去小區的步行街散步，不經意間會和一撥正在表演的樂隊相遇。

我在這里居住、生活、工作，時常去畫廊、酒吧、書吧、咖啡店坐坐，玩玩，看看畫，喝喝啤酒，翻翻書，更會遇到一些“藝術家”出沒于書吧、咖啡店舉辦的小型畫展上。時間長了，會認識其中的一兩位，然后，朋友圈漸漸擴大，他們中就有畫家、音樂家、翻譯家，也有歌手和鼓手。和他們聊天或聽他們聊天的時候，一言半語中，能聽出他們的故事和生活的情狀。我的幾篇小說，比如《戀戀的時光》《像素》《貓臉》《非中心的燈色》等，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受其觸動生發出聯想構思而成的。而真正觸動我寫《自畫像》的，是一次喝精釀啤酒時的遭遇。這家酒吧叫“某某酒鋪”，就在我對面的那幢樓里，當時的顧客只有我一個人，在我差不多要離開時，突然進來一個中年男人，跟吧臺要了一瓶啤酒，一邊喝一邊欣賞墻上的一幅幅油畫，在其中的一幅前，看著看著，就淚流滿面了，他對吧臺女老板說，我先回家了，十分鐘后，請你打我電話，邀請我再來喝一杯。女老板答應了，還跟他笑了笑。我感到奇怪，人都到了，酒都買了，坐下喝就是了，為什么還要請別人再次來邀請？請別人邀請，這還是邀請嗎？而且是在十分鐘以后。我也看了看那幅油畫，主體是一個戴灰色圍巾的女人，色彩有點晦暗，女人褐色的頭發在風中凌亂著，眼睛特別大，卻特別空洞，而且整個畫面給人錯亂、不安的感覺，從藝術上講，這幅畫沒有什么驚人之處。女老板看出了我的疑問，告訴我，這幅畫就是她畫的。她還是個畫家，這一點也不讓我奇怪。但是，女老板又說，他也是畫家，他失業了。我知道她所說的他，就是剛才那個男人了，他在欣賞這幅畫時，哭了。這是為什么呢？女老板看出了我的疑問，也不說話，過了會兒，才說，畫上這個人像不像我？我看了看畫，又看了看女老板，覺得不像，又覺得很像。在回去的路上，我在想，失業的畫家，和酒鋪女老板兼畫家有什么關聯呢？再聯想到那些和我有過交往的畫家們，聯想到我去過的深圳的大芬村，聯想到北京的“798”的，聯想到形形色色的眾生，于是，這篇小說的輪廓就大致形成了。

我曾在以前的一篇創作談里說過，對我而言，小說的“線頭”很重要。但也不是每一個線頭都能扯出花樣翻新的故事來。我不相信那些玄虛、高深、混雜著主義和思潮并且引用幾位名人名言的“創作談”，我覺得小說就是胡思亂想、自圓其說的產物。但是，具體到每一篇小說的寫作，那個首先觸動你的“線頭”很重要，這個線頭能扯出你記憶里的某些東西，能牽出你讀過的某本書，經歷過的某些事，也能讓你聯想到生活中的某個人物。

《自畫家》的“線頭”，就是那幅讓失業的畫家悲傷落淚的油畫。我至今也不知道失業的畫家和酒鋪女老板是什么關系。但我敢肯定，他們之間是有某種關系的。而且我還想，畫家還能失業？畫家失業就不是畫家了。不是畫家還叫畫家嗎？這個疑問很快就找到了另一個答案，2020年疫情期間，我看到朋友圈的一篇短文，大致意思是，一個畫廊在疫情之前非常火爆，僅畫工就聘了160多名，專門臨摹世界名家。這些臨摹作品銷往世界各地。疫情來了之后，這些“世界名畫”滯銷了，畫工們或轉行或失業了。于是，這篇《自畫像》就找到了一個切入的角度了。

幾年前，我的小說寫作處于間歇性停頓階段，轉而寫一些現代文學方面的隨筆，出版了《俞平伯的詩書人生》《朱自清在西南聯大》《讀汪小札》等專著。一位亦師亦友的著名評論家對我的轉變不以為然，讓我繼續在中短篇小說方面再寫一寫。我聽從了朋友的話。近兩三年間，寫了不少中短篇小說。《自畫像》能在《十月》發表，也是對我繼續寫作的巨大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