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0年，我從一所全日制學校辭職，和朋友一起創辦培訓學校。2014年，偶然發表了一個小說后，我就對其余諸事無心。2016年，便干脆辭了行政職務，周內在家閱讀和寫作。但這也讓我面臨一個新的風險，當以往的經驗都暫時性地挖完用盡后，我還能寫些什么？對于我這類靠經驗寫作的人來說，是需要“深扎”的，是需要跟生活肉搏的。

于是，我開始計劃定期去拜訪一些同學和故舊。他們長期在教育行業里“翻地皮”，提供的故事一定遠勝于書齋里的玄想。

有一次，我去了附近的一所中學。坐在圖書室，我和朋友隨意閑聊，她突然提到前不久的一件糟心事，正如小說里所寫，高考結束后，學校獎勵大家去旅游，但必須按學科的高考貢獻率來確定名單。自然，語文的貢獻率在所有學科中最低，即使是最好的高中都概莫能外。這樣，語文老師肯定不干了，就在群里吵起來，鬧成一個事件。

這只是現實生活里語文老師遭遇中的一種。

所以，當朋友聊起“貢獻率”的遭遇時，我立即意識到，這可以生長成一個小說。但我又明白，小說寫作不是直接奔著問題去，不能成為社會學的圖解，不然那真的就成了“問題小說”。小說除了認識價值，還得提供審美的空間，想言說卻又難以言說的意味。否則，小說就等同于社會新聞。

小說要以語言為入口，故事為阡陌，最后遇著“良田美池”和“黃發垂髫”。這么說，小說就得專注于人的刻畫，要回應人類最初和最深的關切。在一次阿來也在的聚會上，我提起他所說，小說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的深度。他對我說，是呀，如果你要表達思想，那不如去寫哲學，寫思想隨筆。所以，我們得在小說里創造人物，寫出他們選擇的掙扎、對命運的反抗和妥協，寫出他們人性中的那點惡和善，寫出小人物的悲喜，寫出艱難也寫出光亮……

我也認同石一楓的說法，作者心中有人物，人物背后有時代。我希望自己寫出的人物，又是某個特定時代下的人物，要把“思想”附麗于她們，而不是相反。讓同代的人讀后有感于：“吾昔有見，口不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讓歷史下游的人讀后能窺見到今天這個時代的一個斑點。

《逍遙游》是不是達到了這樣的寫作目的，最客觀、最有評判權的恐怕只有讀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