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新書《患難之生——鄒韜奮在抗戰中》（三聯書店）的封底，我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何謂愛國？抵御外侮，韜奮先生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六次離家流亡。何謂明志？在國家危亡之際，韜奮先生選擇了共產黨，做一名無產階級戰士。何謂愛事業？《生活》周刊五次遭封殺，韜奮先生六次創新刊，百折不回，做一生做不完的事業。何謂愛人民？韜奮先生親筆為讀者寫一萬多封回信，哪里有生活書店哪里就是讀者的家。何謂創業？韜奮先生一生創辦了六刊一報一店，生活書店在全國建55家分店。何謂鞠躬盡瘁？韜奮先生為宣傳抗戰顛沛全國，吃著止痛藥在蘇北根據地各處演講，在病床上寫作至生命結束，一生獻給革命事業。

深入研讀鄒韜奮先生的相關資料后，我不禁為他的職業操守和奮斗精神所震撼，思昔看今，感慨萬千。

想當年，父親希望鄒韜奮學工科以后當工程師。在南洋公學，他學的是機電；他逆反，偏偏愛文，在圣約翰大學讀書期間就給上海最大的報紙《申報》撰稿；畢業后，他到紗布交易所當英文秘書兼翻譯，不久便到職教社的《生活》周刊做編輯，并兼職《時事新報》的秘書主任。1926年，《生活》周刊創刊第二年，他接手做了雜志主編。當時，刊物發行量只有2800份，人員只有他和徐伯昕，外加兼職會計孫夢旦。自此，韜奮先生把自己的畢生全部傾注給了這份事業，在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中求變、求新、求發展。“努力多登新穎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陳腐”，追求“有價值、有趣味”的風格，每期幾個欄目，他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慚虛、秋月、落霞、春風等七八個筆名撰稿。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韜奮先生深感國難之痛，迅速將刊物的內容從城市中產階級的趣味轉向宣傳抗日救國，《生活》周刊這個職業教育刊物瞬即變為新聞評述周報，“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躋身于全國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這正契合了全國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發行量猛增到15.5萬份，創下當時我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他既是出版家又是著名的新聞記者、作家、翻譯家，他一面搞出版（親手創辦、主編了“六刊一報一店”，即《生活》周刊、《大眾生活》《生活日報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戰》三日刊、《全民抗戰》五日刊、《生活日報》和生活書店），一面筆耕不止，翻譯了《革命文豪高爾基》，撰寫出版了《經歷》《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大眾集》《坦白集》《患難余生》等著作，結全集14卷，計800萬字。

自《生活》周刊始，鄒韜奮便把辦雜志、出版圖書、為民眾提供精神食糧作為一生的事業而奮斗，把新聞出版當作陣地來堅守。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復拉攏勸說，韜奮先生笑稱自己是個不識抬舉的人，明言“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韜奮先生如此“不給面子”，其命運可想而知。雜志屢遭封殺，生活書店在全國的55家分店一一被查封，人員被逮捕；他自己幾次上特務捕殺的黑名單，以至全國通緝，密令就地正法。為此，他與沈鈞儒等“七君子”一起被捕入獄，關押243天，六次流亡海外、他鄉，但他終沒屈服，永不放棄。《生活》周刊被封，《新生》誕生；再封，再創辦《大眾生活》；再封，又創辦《生活星期刊》；抗戰爆發，又改辦《抗戰》三日刊及《全民抗戰》五日刊、《生活日報》；創辦生活書店，在戰爭年代就搞全國連鎖經營。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繼，如縷不絕。

韜奮先生因何對自己追求的事業如此執著，用他的話說：“一個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業。”“為著做了編輯，曾經亡命過；為著做了編輯，曾經坐過牢；為著做了編輯，始終不外是個窮光蛋，被靠我過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樂此不疲’，自愿‘老死此鄉’。”

韜奮先生對事業的這份執著讓我想到一個關鍵詞——信仰。信仰，相信與敬仰。假若不相信、不敬仰，又何談信仰？從事出版事業，如果沒有國家情懷、民族情懷和民眾情懷，怎么能夠為此甘愿奉獻自己的青春與智慧？

文學也是一種信仰，它是人類精神與靈魂的另一種寄托。文學的意旨是崇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褒揚真誠，貶抑虛偽。有志于文學者，本身便是對人生做了選擇。他們愿為自己的選擇放棄按部就班，順其自然，甘愿接受挑戰，甚至承受清貧與寂寞。既然文學在有志者心目中如此神圣，那么定力就是他追求這份事業不可或缺的一種基本素質。鄒韜奮的精神啟示我們，無論是有名的還是無名的，也不管曾經名噪一時還是家喻戶曉，只有真正以文學為事業、信仰，并愿為此付出自己畢生心血，不遺余力地終生探索研究、筆耕不輟，才能真正在文學之路上行穩致遠、有所建樹。

假若你深愛文學，對它虔誠，上下求索而孜孜不倦，百折不回而苦苦追求，文學便與你親近，陪伴你一步一步攀向高峰，接近那光輝的頂點，幫你留下一個一個只屬于自己的獨特的足跡和永恒的篇章。假若你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玩弄它，它也不會嫌棄你，只是它無法與你接近，也不知你的取向，無法與你相伴相隨，你也就不可能領略它的真諦，你只是在碼字而已。至于寫什么，寫得如何，連你自己都含糊混沌，即便借助某種外力或手段，把自己經營得名噪一時，甚至獲得這樣那樣的獎勵，但不可能長久，其作品終究經不起時間的檢驗。

做事沒有定力的人，好比空中的風箏，只能隨風飄搖。是什么影響了現實生活中一些同志的定力呢？

應該不會是待遇。要說待遇，20世紀30年代的作家大都是以寫作謀生的自由撰稿人。韜奮先生結婚后，為了養家，他只能同時兼職幾家報刊撰稿；流亡香港時，新創辦的《生活日報》和《生活星期刊》因往內地郵寄成本過大而虧損，流亡期間借的債沒還清；范長江發現他家的窮困境遇后，預付他《抗戰以來》在《華商報》上連載的稿費，他才得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也不會是寫作環境。要說寫作環境，魯迅他們那個時代最為惡劣，他們寫的許多文章只能用筆名。鄒韜奮病重到上海治療都不能用真名，四次換醫院四次化名，直至病逝用的都是“季晉卿”這個假名。

更不會是生存風險。當年魯迅與鄒韜奮兩位先生去參加被國民黨特務槍殺的民主人士楊杏佛的葬禮。魯迅幽默地跟鄒韜奮說：“有幸咱們倆也榮獲入選他們的黑名單，他們不敢拿我怎么樣，為了家人，你還是出去避一避。”鄒韜奮說：“你今天不該來。”魯迅說：“今天我出門就沒帶鑰匙，沒打算回得去！”魯迅、韜奮先生他們為了自由，為了國家存亡，為了民族尊嚴，冒著掉腦袋的危險用文學去捍衛自己的信仰、立場和主張。坐牢、遭槍殺的威脅都沒有讓他們有絲毫動搖。他們像戰士一樣戰斗在文化陣地上，手中的筆桿子發揮著跟槍桿子同樣重要的戰斗作用。

說到底，定力是由信仰與胸懷決定的。有什么樣的信仰、什么樣的胸懷，就有什么樣的定力。鄒韜奮在出獄后說，個人沒有勝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勝利。他的信仰是國不可亡，民族不可侮，中國人必須團結一致抗日。為此，他愿意犧牲個人一切。因為他心里裝著國家存亡，裝著民族安危，才把個人的一切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