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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中原華夏諸國的漢語詩歌體式主要以四言為主，現存實例可見于《詩經》。南方的楚辭是雜言，可以說是壓韻的長短句，其實是受上古百越詩歌影響的漢語詩歌，其來源可見于我國已知最早的翻譯詩《越人歌》。五言詩據說始于西漢李陵的《與蘇武詩》。果真如此的話，那就有可能受到了匈奴詩體的影響。佛教于東漢傳入我國之后，漢譯佛經中大量的詩歌韻文對漢語詩歌的發展起到過重大作用。據說漢語的四聲和反切就是受印度梵語的啟發而發現和發明的。曹植借鑒梵唄發明了漢語詩歌的吟誦方法。謝靈運對梵語頗有研究，著有專文《十四音訓敘》，他的詩歌創作在音律方面顯然受到了梵語詩律的影響。其后才有了沈約概括的四聲八病說。可以說，梵語詩律對于在唐代才得以完善的近體詩（律詩）的形成有直接影響。近體詩中的絕句尤其適合配樂歌唱，旗亭畫壁故事中諸伶人所唱即皆為絕句。據說李白等人的絕句傳到了西亞地區，化為波斯語詩歌中的魯拜體——一種韻式為aaba的四行詩體，12世紀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就頗得詩仙神韻。而這種詩體后來又傳入突厥語中，成為維吾爾人喜聞樂見的詩歌形式。據說日本的俳句也源于漢語的絕句，而前者現在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流行詩體了。另一種世界流行詩體是自由詩體，而它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最流行的詩體了。

詩體從一種語言移植入另一種語言當然要通過翻譯，但往往不是簡單復制，而是有所改造，盡管有時是不得已或無意識的。尤其宗教文獻，重在達意，形式則不免被稀釋簡化。公元前3至2世紀由希伯來語譯出的希臘語“舊約圣經”《七十子希臘文本》中想必就有把詩體譯成分行或不分行的散文體的情況。公元4至5世紀譯出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經》中則無疑有將韻文譯成散文或將格律詩譯成自由詩的實例存在。最明顯的例子可見于1611年問世的英文本《詹姆士一世王欽定圣經》，其中《詩篇》《雅歌》《耶利米哀歌》等以及散見的詩體經文，都被譯成了散文。這些散文體譯詩即英語散文詩的濫觴。據說惠特曼也是受圣經中譯詩文體的啟示而始創自由詩體的。漢譯佛經也是類似情況，只不過其中的伽陀（偈頌）大多被譯成了五言或七言的無韻詩體了。與我國的五言無韻詩體極相似的是英語中的無韻詩體，其抑揚格五音步律是薩利伯爵于16世紀在翻譯古羅馬史詩《埃涅阿斯記》的過程中創用的，后來被確認為最符合英語習慣的詩律，對英國詩劇的貢獻尤大。莎士比亞用這種朗朗上口的韻律把英國詩劇推上了巔峰。彌爾頓繼而用它吟誦出了英國最偉大的文人史詩《失樂園》。盡管希伯來語、梵語和拉丁語原詩本來就是不壓韻的，但經翻譯引進后的散文或無韻詩體，在希臘語、漢語和英語中卻是全新的創造。20世紀初，龐德把費諾羅薩用散文體翻譯的中國古詩潤色成了自由詩，就被認為是為英語世界發明（或杜撰）了中國詩。而在許多近代語言中，包括漢語在內，新詩或現代詩幾乎就等于自由詩，而自由詩無疑是翻譯的產物（或副產物）。不妨說，詩體的創新大抵是橫向移植的結果。

世界的詩歌從來就不是一座座隔絕的孤島，而是一個個開放的城市。詩歌的世界早已是由發達的交通和通訊網絡勾連一體的宇宙。一代又一代知名和不知名的譯者正是這偉大工程孜孜不倦的建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