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左起：哈斯烏拉、馮牧、扎拉嘎胡

話從14年前說起吧。

那時候我們常去扎拉嘎胡先生家，一壺濃濃的茶，茶是云南的滇紅。我們興致勃勃地談忽必烈、蒙哥和他們的蒙古帝國——扎拉嘎胡正在創作長篇歷史小說《忽必烈》。

忽然，聽說扎主席住院了，心想可能是寫作累病的吧。我們去內蒙古醫院看扎主席，走進病房，見他倚在床上，津津有味地看一張報紙。我們都站在他床前了，他也沒發現。直到我們叫一聲“扎主席”，他才抬起頭，報紙還拿在手里。

那張報紙是《文藝報》。扎主席說：“幾天前，金炳華同志來醫院看我，消息發出來了，你們看。”

我們接過報紙，詳細地看了報道，報紙上寫到：金炳華書記詳細詢問了扎拉嘎胡的病情，并代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處對扎拉嘎胡及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希望他安心養病，早日康復。

我們看完《文藝報》，扎老師拿過去，很仔細地折起來收好。接著說了對金炳華書記、中國作協感謝的話，又說起他創作《忽必烈》的事。

扎拉嘎胡于1930年出生在內蒙古科右前旗一個叫斯力很的小村子。科爾沁的冬季很漫長，冬閑的時候村里人們都喜歡聽“烏力格爾”（用四胡伴奏說唱）。小小年紀的扎拉嘎胡總是躲在大人身后，或是坐在一個角落，津津有味地聽“烏力格爾”。他聽過《江格爾》《格薩爾》，聽過蒙古說書人譯成蒙古語講的古代故事，以及許許多多的蒙古民間故事。這些名著和民間故事在少年扎拉嘎胡的心里扎根，也在他心田悄然生長文學的“娜荷芽”。

扎拉嘎胡綻放的第一朵“娜荷芽”是《一朵小紅花》，1952年4月25日發表在《內蒙古日報》上。扎拉嘎胡1947年參加革命，參與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處女作就是寫這時候出現的新人新事。扎老說：“五十年代初，我開始創作，涌到筆下的全是蒙古族的新生活、新人物，以及和蒙漢民族團結一心、建設家鄉的感人事跡。”

這些感人的事跡，在扎拉嘎胡筆下成為一篇又一篇小說接連在《內蒙古日報》上發表。《友誼》《草原上的新路》還上了文學期刊。這些作品都是歌頌那個美好時代，表達青年作家對新生活、新時代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1957年，扎拉嘎胡的中篇小說《春到草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這部小說給讀者一個驚喜，也給評論家、文友們一個驚喜，大家認為扎拉嘎胡的創作有突破了。《草原》雜志刊發的評論說，《春到草原》的創作發表，對我們內蒙古文學界來講，是一件大喜事。作者在小說創作藝術功力上大有進步，在人物刻畫塑造上有突破，恰如其分地通過典型的細節描述，使人物生動具象起來。好人，引人去愛；壞人，讓人去恨。

《春到草原》寫的是合作化運動之后，合作社的鞏固、生產的發展，以及家庭生活和愛情關系的復雜交織等故事。這與作家前期簡約單一的情節敘述形成鮮明對比。扎拉嘎胡的創作，有了一個質的變化。

《紅路》是扎拉嘎胡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代表作。這部小說奠定了作家在內蒙古長篇小說創作領域的地位。

扎拉嘎胡曾于1947年在扎蘭屯工業學校學習，小說《紅路》反映的正是這個時期學校里兩條道路、兩類人物進行斗爭的故事。小說通過民族斗爭、階級斗爭等錯綜復雜的故事，回答蒙古民族選擇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跟著共產黨走革命的光明道路，還是跟著國民黨走倒退的黑暗道路？這一主題無疑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小說發表后，立即有人寫評論文章說，《紅路》通過一場特殊的隱蔽的政治斗爭，通過不同的蒙古族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生活道路來揭示有關民族命運的重大主題。小說塑造的幾個性格鮮明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是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第一批成功的知識分子形象。作者懷著極大的政治熱情塑造的共產黨員額爾敦，是蒙古族知識分子中的先進人物、代表性人物。這個人物的成功塑造，為豐富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人物畫廊作出重要貢獻。

1959年，扎拉嘎胡到包鋼深入生活，和工人同志們吃住在一起。沸騰的生活，火熱的勞動，激發了作家的創作欲望。他開始醞釀小說《草原霧》了。

《草原霧》從寫作到出版，歷時多年。他在包鋼深入生活時醞釀構思，在內蒙古大學文研班學習時動筆寫作。1965年完成。小說稿寄到作家出版社，很快就通過終審，下廠打印出清樣，準備付印。這時候接到上級部門的通知，說內蒙古自治區獻禮辦要求將《草原霧》作為自治區成立20周年重點獻禮作品，要求將小說打印清樣交給他們，再審定出版。沒想到的是，《草原霧》并沒有作為獻禮作品出版問世。

扎老一直到今天也想不明白，《草原霧》為什么就胎死腹中？

包頭作家李汀寫過一篇文章，告訴我們，扎拉嘎胡后來是怎樣再修改作品、再出版《草原霧》的艱辛過程：

1974年秋天，扎拉嘎胡對《草原霧》再做修改。老扎一個人住在二冶黨校的一間斗室。大樓里，白天人來人往，夜晚空寂無人。一座三層紅色大樓，只有三樓北側一個窗口徹夜亮著燈光。老扎趴在桌子上，沒日沒夜地寫作。終于有一天，守夜的工人師傅找到我說：你們當作家的人都這樣嗎，一天到晚地寫呀寫，就是一頭牛、一匹馬也得打盹瞌睡呀，快勸勸你的朋友吧，別把身體累垮嘍。我把工人同志的意見告訴老扎，老扎笑了笑說：“感謝這位工人同志。你要是像這位工人同志一樣關心我，那就給我換一把椅子吧。”老扎站起來扭扭腰。我這才發現，他坐的是一條板凳。我拍拍腦袋，立即給公司辦公室打電話，讓搬來一把舊彈簧椅子。

《草原霧》經過幾個月的修改，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社將題目改為《草原的早晨》做出樣書。編輯王笠耘、謝明清帶著樣書到包頭開審稿會。在聽取了一番討論后，老扎按照大家的意見再修改，將50多萬字的小說刪去十幾萬字，再交給兩位編輯帶回北京去了。

在特殊年代出版的《草原的早晨》留給作家許多遺憾。

這個遺憾，必須彌補。

1982年，扎拉嘎胡再一次動筆，大動大改，再把題目恢復成《草原霧》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扎拉嘎胡在新版《草原霧》的后記里寫到：我愿意奉獻1965年的校樣《草原霧》，它是我生活在蒙古族第一代鋼鐵工程技術人員、工人階級中的忠實記錄，是我家鄉史詩般演變的贊歌。我的心靈里裝滿了我對自己民族的愛。我的愛多么希望能得到公認啊！

這是一位人民作家的信念、意志、堅守、責任，以及一個作家的良心。

198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嘎達梅林傳奇》全景式地描寫了嘎達梅林起義，是反抗蒙古王爺和反動軍閥、爭取蒙古民族利益的壯麗史詩性力作。

嘎達梅林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內蒙古東部草原。嘎達梅林為了保護草原，維護蒙古人的利益，造反起義，浴血奮戰，最后英勇犧牲。

怎樣寫這部史詩性長篇，扎拉嘎胡在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謝明清的一封復信里是這樣說的：我寫《嘎達梅林傳奇》前，已經做了長期準備。早些時候，聽說嘎達梅林故事，就很想寫這個故事，又走訪了熟悉嘎達梅林的一些人，翻閱關于嘎達梅林的許多蒙漢文資料。這其中有嘎達梅林的傳記、傳說，還有達爾罕王家族史、敵偽檔案，以及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和口述材料。我在查閱這些材料后感到，嘎達梅林的事跡能夠在中國廣泛流傳，是蒙古民間故事起了主導作用，而民間故事正是表達了蒙古族對自己民族英雄的愛戴之情。

“忘記自己民族中的偉人、英雄和天才，就是那個民族的恥辱和悲劇。”這是扎拉嘎胡在《嘎達梅林小道》一文里寫的一句話。為了記住和懷念蒙古民族英雄，是作家寫作《嘎達梅林傳奇》的初衷。《嘎達梅林傳奇》一經出版就受到讀者的歡迎，也得到評論家的關注，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長篇小說獎。

199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黃金家族的毀滅》。同年，臺灣強化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繁體字版《黃金家族的毀滅》。

《黃金家族的毀滅》是扎拉嘎胡歷時10年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小說成功地塑造了蒙古族杰出作家尹湛納希這個藝術形象。作家以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展示了清朝后期“黃金家族”在內外交困的混亂中走向毀滅的歷史悲劇。作者用濃重的筆墨寫了沒落家族毀滅過程中一個由迷惘走向覺悟的偉大作家尹湛納希的形象，謳歌了蒙古族勇敢正直、探索追求、向往自由、渴望發展進步的偉大民族精神。

《黃金家族的毀滅》是重大的歷史題材創作，書剛剛出版就由中國作協創研部、內蒙古作協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在北京召開研討會。評論家曾鎮南說，《黃金家族的毀滅》是綻放在強烈陽光中的文學奇葩，是扣動讀者心弦的民族史詩。它既渾厚又靈秀，既雄邁又婉麗，熔寫實與志異于一爐，鑄世象與人物于一鼎。時代精神和民族特性，緩緩地、深透地傳遞給我們一種藝術的美和力。多位評論家表示，小說的歷史深度、思想光彩和藝術魅力，集中地凝聚在尹湛納希這個典型人物身上。如果說，國內外諸多尹學家搶救了瀕臨消失的尹湛納希的書稿、遺物，以扎實的研究成果，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那么，扎拉嘎胡則以一個杰出的作家對前輩和同行的同情、理解、崇敬，通過靈妙的藝術想象和素中有絢的生花之筆，在我國當代歷史小說的畫廊里，成功地復活了這一文學靈魂，使他活靈活現地立在讀者面前。

《黃金家族的毀滅》的成功創作，進一步提升了扎老在內蒙古民族文學領域的影響力。

扎拉嘎胡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第一代蒙古族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活動家。他的作品無論是歷史題材，還是現實題材，都植根于蒙古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植根于草原人民豐富多彩的生活，努力探索和反映民族精神的發展演變，精心描繪草原生活的巨幅畫卷。

扎拉嘎胡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寫到：我的作品幾乎都是寫蒙古人的。這是我在文學創作上的優勢，也是我的長處。我常常想，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作家要把自己的創作納入中國文學的行列乃至世界文學的行列，首先要準確地掌握和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和長處，才能達到目的。我們蒙古族的文學必須立足于蒙古族生息、繁衍的土壤里，面對蒙古族的悠久歷史，開掘蒙古族的深層文化，從而反映當今的社會變革、民族氣質和蒙古人的精神風貌。一個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最先得到本民族的歡迎，才有可能受到其他民族的歡迎。

扎拉嘎胡的寫作有著使命感，有著對民族的一種責任與擔當。扎老常說，我在寫作的時候，始終沒有忘記，我是一個有著使命感的蒙古人。通過我的作品，我拼命想讓世人理解：成吉思汗子孫和忽必烈的后代是怎樣駕馭著風云突變的時代駿馬。我不是民族主義的鼓吹者，我是虔誠的國際主義信仰者。

扎拉嘎胡出生在內蒙古，一生工作、奉獻在自己的家鄉。他當過報社記者、文學編輯，搞過專業創作，當過《草原》雜志主編，擔任過內蒙古黨委宣傳部的文藝處長和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此外，還任過內蒙古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內蒙古作協主席，并當選過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委員等許多職務。他的這些經歷告訴我們，扎拉嘎胡是人民的作家，是草原的歌手，是一個時代的謳歌者，更是一位優秀的黨的文藝工作組織者和領導人。

2020年國慶節，我們去看扎主席。因為節日，家人把住院的扎主席接回家里，一家人同祝國慶節。我們在客廳里和扎主席說話。他坐在靠窗口的一把椅子上，背后是落地式報架子，一期又一期《文藝報》排列在架子上。我們問：“扎老師還堅持看《文藝報》呢？”

扎老師說：“眼睛花了，看不大清楚，讓孩子們給我讀《文藝報》，從這里我了解一些文壇上的事，作家們的事，還想知道一些新老文友們在寫什么、干什么呢……”

14年前，我們在扎主席家里談寫作，談他創作的長篇歷史小說《忽必烈》。可是，今天我們卻要繞開這個話題，因為我們知道，扎主席是為了創作《忽必烈》而病倒的，而且一直在醫院里待了這么多年，誰忍心再說這個事讓他傷心難過呢？

我們知道，扎拉嘎胡的《忽必烈》，在他住院前已經敲出20多萬字了，一直在他的電腦里靜靜地臥著。這20萬字仿佛是忽必烈大戰陣前踏冰臥雪的勇士，他們等待著戰鼓的雷鳴，等待著號角的長嘯，等待著一聲號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