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雖然《證言》通常被看作是《使女的故事》續篇，并且是借著“使女”被影視化的契機而創作完成，但正如作者阿特伍德一直強調的，這么多年來，憑借《使女的故事》帶給人的思考一直都沒能脫離它所對應的現實語境，它的全球暢銷是基于閱讀者對一類文化乃至社會現象爆發式的關注，而這也敦促著作家需要對“使女”系列故事有所拓展，可以說《證言》的問世，便是對當下世界文化潮流的適時回應。

被奴役的性別

與“使女”的敘述主要以使女奧芙弗雷德的視角展開不同，《證言》的視角是多重且彼此交錯的，雖然仍以三位女性作為主要的敘述者，但敘事焦點已經由“使女”這一特定群體推及到基列共和國的各層面。也就是說，阿特伍德在這部新小說中需要直接面對“基列共和國”這個龐然怪物一般的存在，繼而對之抽絲剝繭，以抓住它的核心。由此我們似乎會產生一些錯覺，覺得小說對女性的探討較之于它的前作不再那么集中。尤其是小說的主要敘事人莉迪亞嬤嬤，她見證并參與了基列國從興起到瓦解的整個過程，留下了最有力的證言，然而這位女性的性特征卻是格外模糊曖昧的。

在成為基列國權力中心“阿杜瓦堂”的掌控人之前，莉迪亞是一名中年女法官，這一社會身份也是她被大主教選中的主要原因。毫無疑問，這身份是中性化且社會化程度極高的，它所產生的價值使莉迪亞嬤嬤的處境看似與使女們完全相悖，她明顯享有更高的權力、地位與聲望。但實際上，作為被操控的一方，她的頭腦與手腕與使女們的子宮一樣，無法擁有任何自主權。莉迪亞是權力運作機器上的一枚螺絲釘，猶如使女是權力的具體顯現方式——集體生育機器上的一枚螺絲釘。

先把一個作為整體的人進行拆解，進而將其中有用的那部分抽取出來，其余的則進行壓縮和降維。就如作為“使女”的女性，她們必須首先是一個具象而獨立的人，性別才會產生意義。然而當性別功能被粗暴地簡單定義為生育，并將此功能從一個具體的人中剝除，并無限強化之后，“一名女性能夠生育”這個事實就被轉化為“能生育使得女性才能成為女性”的觀念。

工具人的出現往往與觀念有關，對觀念的直接掌控則是權力的核心體現。在《使女的故事》里，莉迪亞嬤嬤看似是一種新型女性觀的塑造者，比如她會給使女們觀看充滿了暴力和死亡情節的色情片，讓女性徹底成為被觀看的對象，從而起到恐嚇與馴化的作用，但她自己也在被一種更徹底的暴力恐嚇與馴化，那就是獨裁者發出的死亡威脅。

《證言》通過對基列國建國過程的追溯，實際上是追溯了莉迪亞從一名法官到一個嬤嬤的塑造過程，這是另一類女性的命運，作者試圖將之與使女們的命運對接起來。從使女到嬤嬤，從瓊到莉迪亞，甚至是基列國中因備受性壓抑從而導致病態的男性角色，如果只是展現其性別被征用的過程或后果，這顯然不足以體現阿特伍德全部的創作理念，她希望書寫的并不“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選擇能力的受害者”，而是一個個“有趣且重要的人類——性格各異、舉動不同”的人，如何在被奴役的境況之下成為非人。

被奴役的信仰

小說強烈的女性敘事色彩，使很多讀者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一部女性主義小說，但僅將基列國看成剝奪女性自由的一架權力機器仍是不夠完整的。筆者注意到，這個畸形國家正在制造的另一項重大危機：對信仰自由的徹底扭曲和剝奪。

表面看，無論是《使女的故事》還是《證言》，都彌漫著一股濃厚的宗教氣息。從大主教的治國理念、人與人之間平常的問候語，到使女們的穿戴，似乎這里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政教合一國家。正統的信仰并不回避秩序的存在，帶領者與順服者的關系不但是普遍的，甚至是被強調的。然而任何秩序都必須服從兩個前提：首先它必須有一個堅實的核心內容；其次，秩序的建立必須基于自由，這是彼此約束的前提，也是雙向或多向互通的基礎。宗教改革家們意識到神的全權與人的自由之間的張力，承認個體具有自我意識，這既是認識神的結果，也是認識人的結果。

但基列國對神權的掌控和施行卻是單向且封閉的，它竭力毀滅人的自我意識，這樣信仰就變成了對人心靈的禁錮，使人失喪自由，而不是在信心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小說其實是通過對一些宗教用語、儀式和習慣的戲仿來達到“反宗教”的效果，以此暗示信仰的核心要義和基本屬性一旦被人為地篡改，個體將陷入何等可怕的境地。

被奴役的文學

《證言》和它的前傳一樣，都虛構了一個極端政權，都表現了個體的喪失，也都對現實有一定的影射。阿特伍德曾經提到自己的創作觀乃是“以文學作為預言”，這也是她建構基列國這樣一個未來虛擬國度的根本動機。近年來西方評論界開始賦予這類小說一個新的稱號——懸測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從字面意思上看，推測，探究（speculate）行為是這類作品創作的主要意圖。在新版《使女的故事》前言中，作家就寫道：“最近的美國大選之后，恐懼與焦慮蔓延。人們普遍認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過去數十載，甚至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贏得的許多權利也面臨危機。”距離小說的發表年份1985年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阿特伍德顯然意識到，她當年在小說中埋下的那對未來的恐懼正在漸漸變成某種“現實”。

這或許可以被認為是作家或文學的某種成功，它的預知能力，它對實事的洞察力，以及它建立在虛構之上的內在真實性，是其他的文藝載體難以企及的。但如果反過來看這個問題，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為，這也導致了文學作品與現實社會之間的關系變成了一種更以目的論為導向的合謀關系呢？文學真的需要與現實保持如此親密的關系嗎？

我們可以在《證言》中感受到一種磅礴氣勢，以及作家對她所要處理的一切問題的強大把控力，因此我們也難以察覺小說中那些具體人物的內心世界，她們的心理活動被處理得相對簡略，為的是能更好地為小說的價值走向服務。相對于《使女的故事》，《證言》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單薄，乃至過于標簽化了，對人性復雜性的揭示幾乎蕩然無存。

過于強調對外部世界的整體性把握，往往只能止步于觀念，而《證言》的危險就在于過分沉溺在對政治觀念的推演。雖然作家寄希望于通過小說的敘述方式來讓筆下的這些人物具備“目擊者”的豐滿內心，并以此成為“有趣且重要的人類”。但事實上，他們仍然只是一個個承載作者觀念的容器。

阿特伍德本人深諳極端統治中觀念先行的可怕后果，然而當她希望通過寫作來反抗這一可怕的后果時，是否能夠避免將自己創作的文本也當作一種觀念的載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