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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藝是一位有著多元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在近些年的詩歌寫作中，馮藝一方面繼承了他在《朱紅色的沉思》《桂海蒼茫》《紅土黑衣——一個壯族人的家鄉行走》等散文詩集、散文集中所建構的“行走”哲學，以地理學的視角呈現出了美麗壯鄉一幅幅歷史與現實相互交織的人物畫卷及自然、人文景觀；另一方面，他還延續了創作散文、散文詩時期的寫作策略，將歷史人物及自然、人文景觀與家國命運、地域情懷緊密結合，生動地再現了他富于民族性的哲思。美麗壯鄉的歷史人物與自然、人文景觀構成了馮藝詩歌寫作的兩種向度，其詩歌的寫作空間也在民族性、地域性的思考中不斷延展。

“行走”姿態：文化時空與日常的心靈感應

馮藝在寫作散文、詩歌時經常采用“行走”的姿態，這種“行走”不僅有助于他在寫作中建構出獨特的空間意識，而且使他能夠以更為復雜的情感體驗與深刻的生存哲思來書寫歷史人物、自然與人文景觀。

馮藝在1980年代初期以詩歌寫作走上文壇，由于青年寫作身份與理想主義在當時的盛行，他的詩歌常伴有強烈的抒情色彩，集中展示出了個體充滿激情的心理圖景。總體上看，馮藝此時的創作尚沉浸于“小我”的寫作空間之中，一些詩作也不免帶著那個年代的痕跡，較多的是對青春的歌唱，抑或對個人小情感的抒發。而后，馮藝轉向了散文詩的寫作，“我似乎感到，在新的時代新的現實面前，散文詩更適合表達我的新感受。”此時的馮藝以散文詩的寫作形式，逐步實現了自我心理與具體社會歷史語境的“對接”。而在1990年出版的散文詩集《朱紅色的沉思》中，馮藝一方面堅持了對詩歌意象與語言的體驗性探索，另一方面注重總結人生旅程中的點滴經歷，以此凝結成極具個性特征的藝術形象。此階段的馮藝已基本擺脫了早期個人化寫作的“單一化”，轉而走向了對民族、歷史、時代以及生命存在的個體化沉思。值得強調的是，馮藝在《朱紅色的沉思》中開始了“行走”哲學的自覺建構，這主要體現為其詩作所凝構的“旅人——鄉土”的意象組合。

馮藝在散文集《桂海蒼茫》中以“旅行家”的視角行走在廣西的大地上，籍此抵達對廣西少數民族地區歷史、文化、經濟等層面的深刻思考，真切地實踐著自我的“行走”哲學。而在近些年的詩歌創作中，馮藝一方面繼承了其近年來所堅持的“行走”哲學，另一方面還以其深刻的民族自覺與復雜的情感體驗，洞察了廣西地域的歷史人物與自然、人文景觀。這種“行走”哲學使得馮藝在處理“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廣西與全國”等關系時，獲得了更大的主動性。馮藝在面對主流文化和外來文化的侵襲時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壯民族文化身份意識，是在力圖保持自己獨特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性的同時，對壯民族文化特性進行深入反思。

可以說，馮藝在詩歌寫作中堅持著自我的“行走”姿態，這種姿態通過“出發”“抵達”“行走”“去”等動詞性詞語直觀地呈現了出來。詩人行走于美麗的世間，在“行走”中完成了與“世界萬物”的詩學“相遇”，并窺探到了內心深處的“自我”。與此同時，馮藝還在詩中實踐了個人化的生存哲學，如他所說：“《相見》中的一首首詩，包含著自然、社會、歷史、文化和現實人生，包含著真誠與謙卑、苦難與幽暗、悲涼與愛，以及我內斂的頑強，并以此來喟嘆我骨子里不滅的熾熱和虛空。”整體而言，馮藝不僅能夠在多元的藝術形式中行走自如、游刃有余，而且還以更成熟的筆法來處理歷史與日常之間的辯證哲學，并形成了一種富于學理性的沉思。得益于這種“行走”哲學，馮藝在詩歌寫作中更為從容地實踐了文學地理學的寫作意識，并通過思考歷史與日常的辯證關系，實現了二者之間的相互抵達。

“行走”身份：歷史“自我”與“他者”的心靈感觸

“歷史”是馮藝重要的寫作維度，他在詩中“遇見”了諸多的歷史人物，寄寓了駁雜、多元的內心情感，這些情感共同交織成了一幅飽含著歷史滄桑與時代際遇的詩學地理圖景。馮藝在詩中通過書寫廣西的歷史人物，如《飄落的紅葉》中的廣西第一位狀元趙觀文，《最后的儒家》中的梁漱溟，《燦爛收場》中的唐景崧等，深刻地表達了他對廣西地域及壯族文化的自覺認同，同時也展現出了其對家國命運的深刻憂思。

首先，馮藝筆下的歷史人物大都與當時的家國命運緊密聯系起來，他以深刻的現實主義筆法描摹出了一部風格獨特的歷史圖景。馮藝不僅注意到了人物所處的具體歷史語境，而且還以敘述的方式將人物事跡客觀地呈現了出來。值得肯定的是，他所書寫的人物都是真實存在的，其體悟也是建立在具體史實基礎上，因此其詩中所抒發的感情說服力強，也更能讓讀者與之產生共鳴。如《黑旗獵獵》一詩中，馮藝講述了家國危亡之際挺身而出的英雄劉永福。詩人首先描寫了人物所處的社會環境，如詩句“一個生命/從北部灣升起/被命運刺痛/眼睛/風雨飄搖中”“而此時蒼茫大地/大煙燈下/已滿是/骨瘦如柴/沉重鼾聲”等。盡管環境如此惡劣，但劉永福剛直、清醒，他以一把揮動的“黑旗”馳騁在保家衛國的戰場上，接連在抗法、抗倭等戰爭中取得了勝利。詩中這面飄動的“黑旗”正象征了劉永福為著民族和家國利益而勇敢無畏、奮爭到底的戰斗精神，“黑旗”也與“欽江”“三宣堂”等廣西地域緊密地連接起來，二者實現了詩學意義的同構。

馮藝在詩中不僅關注著作為敘述背景的“大歷史”，而且還對大歷史中的“小歷史”保持了興趣，以獨特的眼光挖掘出了“作為講述的”歷史中的被淹沒者。如《幕后英雄》一詩中，盡管馮藝以較大的篇幅描寫了鎮南關大捷的盛況及馮子材等英雄人物，但這些都是為了烘托作為注腳的幕后英雄李秉衡。詩中強調了“幕后英雄”的存在價值，即李秉衡在家國危亡之際懷有深沉的內心焦慮，他收拾貪生怕死的殘局、整核軍餉、和將安民、推舉老帥馮子材等，從而為推動戰爭勝利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李秉衡卻被講述者的“世界史書”埋沒，詩人為此發出了深刻的召喚：“一個被遺忘者/年輕按察使/李秉衡/應該被/高高地景仰/歌唱”。馮藝在詩中完成了由“歷史講述的年代”走向“講述歷史的年代”的敘述，他意在說明“無名”人物也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銘記這些“幕后英雄”。

其次，馮藝筆下的人物寄托了他對廣西地域的深厚情感，表達出了其壯族身份的文化訴求。馮藝詩中的這些人物盡管屬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有著共同的紐帶——美麗壯鄉，詩人借此表達了他對廣西地域與壯族文化的身份認同。他在詩中不斷強調“廣西”，如詩句“從神話中排列出/一張廣西/厚重的名片”（《最后的儒家》）等。馮藝對于壯族歷史文化和廣西地域的生存狀況有著極為深刻的體認，“廣西”已經作為一種心靈印記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精神世界中，無論行至何處，他都惦念著內心深處的這片沃土。為此，他崇敬于為著家鄉教育事業而不懈奮斗的梁漱溟，驕傲于為祖國戍守邊疆的劉永福，自豪于廣西唯一參加《四庫全書》編撰工作的馮敏昌，對廣西歷史人物的追懷直觀地表明出了他的壯族文化身份。

當然，馮藝的民族情感并不狹隘，他的寫作也跳出了“小我”式的吟詠，歌唱與贊頌了其他民族和地域的人物，這表現了其所持有的“地理”意識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如在對屈原、周敦頤、徐霞客等“非廣西”人物的事跡與精神的描寫中，馮藝亦投入了巨大的感情，詩句“或許那部《離騷》/就是你最鐘情的/離離原上草/最生動的言辭/此刻從我心上/緩緩移過”（《想起屈原》）等便有力地說明了這點。馮藝以多元的民族性書寫消融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身份焦慮，其筆下的多民族文化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前提下完成了相互交匯，建構出了結構復雜而秩序井然的民族身份認同與文化體悟的情感“民族共同體”。

“行走”體驗：土地深沉與壯美的心靈感悟

馮藝不僅有雙捕捉沿途景觀的眼睛，而且還能夠對眼前的風景，尤其是對美麗壯鄉地域景觀進行獨具個性的價值體認。美麗壯鄉的自然、人文景觀及其所承載的歷史文化深刻地影響了馮藝的“心靈感受力”，他在這種復雜情感的召喚下，表現出了對廣西景觀的地域性思考。

首先，馮藝詩中的景觀承載了美麗壯鄉悠久、豐富的歷史文化。他的詩歌中不時回蕩著廣西地域的獨特景觀，如湘江（源頭）、榕湖、桂江、左江、圣堂山、海棠橋等。馮藝并非僅停留于對外在景觀的直觀描寫，而是看到了其背后所暗藏的豐富多元的歷史面貌，表達了他對壯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如《海棠橋》一詩中，他將“海棠橋”與“一個孤獨詞人”（秦觀）直接聯系起來。該詩描寫了“他”在由海棠花的開、落所熔鑄的時間，以及海棠橋所凝構的空間中“以酒做伴/觸景生情/寫下/醉鄉廣大”“治學尚文/喚醒邊疆/沉睡的詞根”，“他”的詞句不僅喚醒了“沉睡的詞根”，更喚醒了海棠橋及其所代表的橫州文化。而《去宜州》中的“宜州”則與黃庭堅建立了文化意義上的同構性，黃庭堅所代表的宋詩寫作無疑給宜州增添了無盡的文化氣息。因此，詩人在詩中不斷強調著對“宜州”的接近：“去吧去宜州/在他靈魂的墓前/親切而溫暖”“朋友/我要去宜州”。

此外，美麗壯鄉的自然景觀還與抗日戰爭的歷史語境緊密地結合起來。在詩歌《1938 桂林的幾個場景》中，馮藝通過敘述抗戰時期巴金、茅盾、郭沫若、夏衍等“逃亡文人”，在“還沒失陷的桂林”中的“七星巖”“麗澤門外”“新世界大劇院”等地域集聚的場景，真切地再現了“桂林”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貢獻——“兩千多逃亡文人/一群火烈鳥/抵達桂林/抵達大地/最深處的痛/尋找通向自己/身心的脈管”，而這一特殊的精神際遇值得人們永遠銘記。除桂林外，湘江、三海巖等自然景觀也成為抗戰時期廣西人民的精神紐帶。如“無法想象/這樣險要的地方/數萬紅軍/曾經戰斗在這里”（《湘江的苦難》）等詩句中，馮藝一方面敘述了這些自然景觀在抗戰時期的獨特地位，另一方面也以其深沉的情感，生動地描繪了廣西及其他地域的人民同仇敵愾、驅趕日寇、保衛家鄉的英雄壯舉。除自然景觀外，作為人文景觀的“坭興陶”則承載了（廣西）欽州的歷史文化。詩中的“坭興陶”是一位從容的老人，“紫煙日照/在他身上涂抹/古色古香/記憶/融詩畫 書/于一體”。“他”不僅給“欽順之地”帶來了歷史的神秘與厚重，更重要的是帶給欽州以文化的自尊感。

其次，馮藝將美麗壯鄉的景觀與現實體認聯系起來，借此表達對生存遭際的深度憂思。如《海角亭》中，詩人將由“海角亭”聯想到的歷史與當前的現實想象并置起來，“與海角亭/并肩站立/萬里瞻天/至少還有想象/聲韻直逼/歷史深處/我感到/一派黃昏的時光”，在深厚歷史與生存現實的瞬間交感中，體悟到了深刻的“內涵”。而在《三角梅》中，馮藝主要描述了三角梅的開放與謝落，尤其對落花場景進行真摯地描摹：“花謝了/曾有人為之流淚/可是落花/是芬芳的浩大出場/那是最后/歸屬/綻放的姿態/宛如事物的本質”。詩人意在指出，不要一味地沉浸于落花帶來的悲郁氣氛中，只要曾經用心體悟過花開時的溫馨燦爛，現實生活就能充滿無盡色彩。

最后，馮藝描寫美麗壯鄉景觀，寄寓深厚的懷鄉之情，并表達出了深沉的民族情感。《三月》一詩中，馮藝將他對家鄉的思念寄托于煙雨三月中的“紅木棉”，由紅木棉所凝構的“濕潤的春歌”更代表了詩人內心深處揮之不去的思鄉情。而當“紅棉已落”，它所留下的“紅色糯米飯”則在新的精神維度中安撫著離鄉的“小伙兒”。《左江》一詩中，詩人一開始便營造了“思鄉”的情感氛圍，而“那黝黝的生命/在故鄉河的脈流中/漸紅”則代表了尋找新生的可能性。不僅如此，馮藝的詩中還有著對“鄉情”的直接描摹，如《萬福山》中，詩句“山離我很遠/不知該怎樣接近/扯傷我的心思/山離我已近/帶著淡淡/鄉情/在圣境中/將心放逐”直接將詩人內心深處的“鄉情”和盤托出，而當體味這種淡淡的“鄉情”時，詩人內心感受到了無盡的幸福。

綜上所述，馮藝在其詩歌寫作中建構了鮮明的文學地理學空間，他的詩以“行走”的姿態，在與美麗壯鄉、美麗世界中的歷史人物、自然及人文景觀的深情“相見”中，完成了對相互交織著的歷史與現實的生存哲思。值得注意的是，“相見”的寫作方式通常表現為寫作語境與視域的單一性，并容易造成寫作內容與形式的同質化，但馮藝依憑著豐富的生活閱歷與多元的生存體驗巧妙地避開了這點，他將自我的真摯情感投諸獨特的詩學觀察之中，經由多元的寫作技藝與個人化的詩歌語言，建構了頗具歷史感與現實性的“行走”哲學。

（作者簡介：鐘世華，山東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博士，南寧師范大學教師，文學創作二級，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與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