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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微博用戶經逐字逐句對比發現，2016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麥芒”譯的《莎士比亞悲劇集》的內容和翻譯家朱生豪先生翻譯的莎士比亞幾乎一字不差，只是將譯者的名字由朱生豪直接改為麥芒，系堂而皇之的直接洗版。

而澎湃新聞在接下來的檢索中發現，天津人民出版社與此書同一批次出版的還有包括《神曲》、《呼嘯山莊》、《1984》、《美麗新世界》、《月亮與六便士》、《百萬英鎊》、《霧都孤兒》、《野性的呼喚》、《獵人筆記》、《局外人》等在中國最暢銷的外文作品近百本，而所有書的譯者均被注明為以下三人之一：麥芒、羊清露、楊風帆，且幾乎所有書都在2016年至2018年間出版。

即便再高產的譯者和出版效率恐怕也難以在三年間完成如此巨量的翻譯和出版任務，因而有書業從業者指出，麥芒、羊清露、楊風帆三個名字涉嫌是出版社杜撰的“洗版專用名”。 

朱生豪與妻子宋清如

麥芒譯《莎士比亞悲劇集》：打開潘多拉的盒子

揭開這樁大規模發生于2016到2018年間的“塵封往事”的是一位叫做@桃花島的少年的微博用戶，8月15日，該用戶在微博寫道：

今天到圖書館看到一本麥芒譯《莎士比亞悲劇集》，翻了一下，文風很熟悉，隨手抽出一本朱生豪譯本，翻到相關章節對照了一下，竟然一字不差一模一樣。這個麥芒是何許人也，竟然如此猖狂，直接剽竊名家的翻譯！在京東上搜了一下，麥芒不僅翻譯了莎士比亞的著作甚至還翻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仔細看了下，這個麥芒翻譯的作品都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發行的，這個名字顯然只是出版社用來盜版洗版的工具。翻譯者的著作權需要得到尊重！這種赤裸裸的剽竊應當被所有人唾棄！ 

@桃花島的少年對比兩書，發現翻譯內容一模一樣

之后，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英文系講師朱績崧在其公號“文冤閣大學士”中，就此事寫作了《不能欺負人家朱生豪先生沒有微博》一文，羅列了很多圖文指明麥芒譯本的《莎士比亞悲劇集》確系洗版。

而澎湃新聞記者在售書網站“孔夫子舊書網”中，以“麥芒”+“譯”為關鍵詞搜索，發現這位譯者堪稱“譯著等身”，不光是被網友指出的《莎士比亞悲劇集》，還翻譯了《神曲》、《呼嘯山莊》、《1984》、《美麗新世界》、《月亮與六便士》、《綠山墻的安妮》、《百萬英鎊》、《霧都孤兒》、《野性的呼喚》、《老人與海》……等等幾乎窮盡了所有最為著名的英文作品。而這些“譯著”的共同點一共有三個——均署名“麥芒譯”、均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幾乎都是2016到2018年間。

而天津人民出版社麾下像麥芒這樣格外突出的譯者還有“羊清露”和“楊風帆”，在“孔夫子舊書網”中以這兩個名字檢索發現，羊清露主要“翻譯”包括高爾基、契訶夫、奧斯特羅夫、屠格涅夫在內的諸多俄語名著；而楊風帆則負責“翻譯”包括加繆、小仲馬、雨果、羅曼·羅蘭等在內的法語名著。這兩位譯者的無數的譯著幾乎也在2016到2018年之間出版。 

除了被網友指出并經過對比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麥芒譯本的《莎士比亞悲劇集》是洗自朱生豪的譯本，而其他的幾十數百本英、法、俄的譯著也可推測不可能由三位譯者在短短幾年間完成如此巨量的翻譯任務。而麥芒、羊清露、楊風帆究竟何許人也？

在GQ雜志2019年采訪北京豆瓣書店老板卿松的一篇名為《一家只賣滯銷書的書店》的稿件中，這位經營了十五年書店的資深“淘書人”在訪談中曾指出過“麥芒現象”，卿松在北京東南五環外的王四營批發市場（這是北京最大的圖書批發市場）淘書時，曾拿著一本《羊脂球》，一本《局外人》，對隨同他的記者指出：“你要注意譯者的名字，都是同一個人。眼前這些法國名著，譯者皆為楊風帆；俄羅斯名著，全是羊清露翻譯；一個叫麥芒的人，幾乎承包了所有英文作品，不分英國美國，不分作家流派，歐·亨利、毛姆、勃朗特……全是ta的翻譯范圍。”

卿松對這類現象的解釋為：“這都是洗版的書，隨便找人攢出來的，一般都賣給圖書館做館配，要不就賣給超市。”

而澎湃新聞除了在主要經營二手書的孔夫子舊書網能夠檢索到大量的這三位“譯者”的書以外，發現在京東、淘寶、當當等售書網站也在售賣這批書，并且在詳細介紹的部分寫明了“正版保證”和“名家翻譯”的字樣，如最近因為同名網劇而較為暢銷的作品《美麗新世界》，在淘寶網的介紹頁面如下：且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另一麥芒譯本的《美麗新世界》還在豆瓣網建有詞條，由此可見，這些書已經溢出了如卿松所說的“給圖書館做館配或者賣給超市”，而是以新的、比較吸引人的裝幀設計和低廉的價格抵達了許許多多讀者的手中，且如朱生豪先生一樣曾為這些作品嘔心瀝血過的譯者們的名字均被隱去，換成了：麥芒、羊清露、楊風帆。

而無論是卿松在采訪中輕描淡寫的一提，還是在討論該事情時，一些微博用戶的意見，如微博用戶@正牌瞎溜達在轉發了這條微博時指出的：“英譯漢的麥芒，俄譯漢的羊清露，法譯漢的楊風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合同制二級印鈔工，這故事您是剛聽說？”均表明，這種大規模的洗版行為在出版界已經屢見不鮮了。 

由來已久的洗版現象

8月18日，關于“麥芒”現象，天津人民出版社在給媒體回復中表示“我們將對此事進行調查了解，給大家一個相關說明。”

澎湃新聞就這種現象采訪了老牌文學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外編室主任歐陽韜，人文社建社時間早，且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初持續出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該系列叢書為新中國第一套系統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大型叢書，包含了后來最為大眾所知的《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等作品，因而幾十年間，已經歷了許多次被洗版盜版，且人文社的采訪中，歐陽韜介紹，國內一般比較大型的、傳統的外文文學出版社，像是人文社、上海譯文以及譯林被洗版的現象非常多。“最近很多出版社和書商出版一些文學名著和高校老師們做研究以及讀者們都曾反饋過，他們發現了一些譯本來源不明，用譯者的名字去檢索也找不到出處，這是出版業中非常普遍的現象了。而且也有一些翻譯作品甚至不署名譯者，只是寫XXX主編，一個人主編幾十本譯作，這是‘由來已久’了。”人文社五十年代開始出版的外文作品的網格本裝幀

歐陽韜也以具體的案例指出了被盜版、被洗版的出版社維權之艱難，他指出，馬愛農翻譯的《綠山墻的安妮》曾被中國婦女出版社抄襲，97%的內容都跟馬愛農的內容一模一樣，只是改了一點主人公的名字之類的細節。2013年7月25日召開“馬愛農維權新聞發布會”發布會至二審判決結束，馬愛農的維權過程歷時8個月，在《譯林》雜志及譯林出版社首任主編、社長李景端的倡議下，100位翻譯家曾聯名聲援此事。

“這是我們曾經勝訴的一個案例。而更多時候，一些翻譯家跟出版社反映，覺得自己的作品可能被抄襲了，我們就請專業的校對人員去比對，但實際操作中很難抓到有力的證據，這些抄襲的人本身也很狡猾，他們往往會擇其善者而抄之，取百家之所長，比如他要抄襲一部法國文學的譯作的話，他會去抄一點傅雷、抄一些施康強，再抄一點鄭克魯，甚至是人民文學的抄一點、譯林的抄一點、上海譯文的抄一點，而訴訟一般會要求雷同率要達到多少，這樣在比對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時候在幾頁中雷同率高達90%多，但是過了這幾頁好像又差得很遠，因為他已經調轉槍頭去抄別的人了。在世界名著的翻譯領域，這確實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歐陽韜說。

“我們想過走法律程序，但是取證的過程往往比較困難，而且像是馬老師的案子，即便是勝訴了，獲得的賠償也是杯水車薪。從另一個層面反映出，這些抄襲者他們的違法成本是很低的。”歐陽韜也指出。

而對于天津人民出版社這個案例，歐陽韜也認為：“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只要是抄襲、侵權，哪一個出版社都應該承擔責任。當時馬老師的案件中，追責后發現是出版社跟一家書商合作，書商當然不會告訴出版社自己抄了什么作品，這有點類似于買書號的行為，他從出版社那里拿到一個書號，自己攢了一些翻譯出了書，追責的過程中，賣書號的出版社自身也是有責任的。”

關于如何去應對這種現象，歐陽韜說：“從個人經驗來說，我也希望普通讀者能夠提高這方面的意識。在選擇外文作品時，注意一下譯者的信息，著名的翻譯家起碼會有一個詞條介紹，而有一些洗稿譯者一般是不敢留真名的。書商可能也會雇傭一些大學生，給他們幾個版本，讓他們短時間內搞出一個新版本出來，這些孩子可能為了賺一點零花錢就下水了。也有一些不良書商可能直接就由下面的編輯加工洗稿了，比如‘他走進來’，改成‘他走了進來’；‘我愛你’改成‘我真愛你’這樣的。”

最近，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知識產權的案例均由網友曝出，最后抄襲者接受的是網絡的審判。這或許是因為首先因為抄襲者格外狡猾，總有一些角度為自己開脫，在法庭上并不一定會輸，而且如果僅僅是民事的訴訟，其實賠償很低，事件的熱度很快過去，被抄襲者需要耗費許多經歷去應對，常常得不償失。

對此，歐陽韜說：“其實可以請當事人公開答辯一下，不涉及隱私可以直播，面對著讀者和觀眾，如果真的是有真才實學，給大家講講是怎么翻譯的，然后現場隨機翻譯一部分看看作品質量，不借助詞典或是電子產品。如果真是一看翻譯的生花妙筆，出版社方面的嫌疑自然就被洗刷了，如果真是這樣，也是好事一件，中國這么大的圖書市場，我們也歡迎才子誕生……”

被隱沒的譯者與被欺騙的讀者

歐陽韜在采訪中指出，洗版盜版行為常常傷害的是多方的權益：“無良書商第一個傷害的是著作權人的利益，朱生豪的譯本雖然公版了，但是也存在一種傷害。正規的出版社要付翻譯的稿費的，而抄襲的稿酬是零，他們省下的錢去擴大印制量，折扣就會很低，價格會更便宜，連帶著市場競爭力就會更強，結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網店壓折扣，追求利潤最大化，抄襲作品的成本就是紙錢和印刷錢，最重要的精神價值完全沒有給，這就侵犯了正規資質出版社的利益。第三，他還欺騙了消費者，為了洗稿，怕被抓到抄襲，原來很好的內容被打亂了。”

此次決定在公號文章中曝出此事的“文冤閣大學士”朱績崧也對澎湃新聞表示：天津人民出版社掛著“人民出版社”之名，做的卻是欺世盜名的事情。朱績崧在公號文中寫道：“朱生豪先生是我最崇敬的三位近代翻譯巨匠之一。另兩位是嚴復先生和楊憲益先生，朱先生是用生命翻譯莎士比亞的，雖然英年早逝，未竟全功，雖然因條件極有限，難免錯解誤譯，但他的譯本在幫助中國讀者親近莎劇魅力這方面，作出了卓絕百年的至巨貢獻，是任何馬后炮式的妄議都無法抹殺的。他被洗版我是絕對無法容忍的。”

人文社方面也談道：“朱生豪先生當時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時手邊的資料也是及其匱乏，本人的身體的也是體弱多病，而且當時戰亂頻發，所以他的譯文確實也存在些瑕疵，人文社在比對了很多莎翁作品的譯本后，仍然認為朱先生的譯本整體完成度是最高的，但是我們并沒有直接拿過來印，而是聘請了很多當時英語界的翻譯家，由他們去再次校訂。編輯還要對校訂的譯文再次校訂。這個本子后來50年代出來以后已經初具規模了，后來我們又不斷再版、不斷豐富。這其實是包括朱生豪先生在內，幾代翻譯家和編輯背后的默默耕耘，付出了很多心血。”

而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這批書籍中，這些譯者、幾代的編輯、翻譯家們的努力，則均被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