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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小兵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3月 ISBN：9787520712941

1918 年到1919 年之交的冬季，韋伯對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就志業問題做輔導，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在演講中，他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洞穴隱喻（其實質就是啟蒙的隱喻）作了深刻而形象的詮釋：一群人被鐵鏈鎖在山洞里，面向石墻，光的源頭就在他們身后，他們卻看不見。他們只關心光射在石墻上所顯現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終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轉過身去，看見了太陽。目眩神搖之下，他四處摸索，結結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講出來。別人都說他瘋了。漸漸地，他習慣了用眼睛去注視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領他們走向光明。這個人是哲學家，而太陽代表學問的真理。

這是韋伯面對歐戰剛剛終結、德國戰敗的政治現實發表的演講，其隱含的意味在現代中國的啟蒙運動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軌跡。魯迅在《吶喊》自序中的“鐵屋子”的比喻與這個洞穴隱喻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柏拉圖洞穴隱喻中的象征真理的太陽，在近代中國知識人的心目中就是“西方”（盡管這個西方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形象與代表）。甲午之后，“向西方尋求真理”成為一種普遍的潮流，而傳統中國面對政治和社會危機往往是訴諸三代之治的歷史想象和四書五經等經典文獻。在這個巨大的歷史轉身之中，報人群體取代了柏拉圖隱喻中的“哲學家”群體，成為現代中國啟蒙的最重要的主體之一。一方面，是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之中，知識人因科舉制廢除和王權崩解而日益邊緣化，而另一方面，是從傳統士大夫脫胎而出的新式知識人通過張灝所言的制度性傳播媒介、新式學校和新式社團，在晚清民國集聚了巨大而復雜的政治能量和思想力道，“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似乎成為梁啟超、嚴復、胡適等知識人的文化自覺，直到1922 年胡適在《努力周報》發表《政論家與政黨》還在標舉“監督政黨的政論家”式“文人論政”的文化理想。

可以說， 文人論政與報人報國是理解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的最重要的視角之一。加拿大學者季家珍的《印刷與政治：〈時報〉與晚清中國的改革文化》（以下簡稱《印刷與政治》） 處理的就是這樣一段清末的啟蒙故事。《時報》創刊于1904 年的上海， 終刊于抗戰發生之后的1939 年，是晚清民國上海一份重要的綜合性日報， 尤其是清末這段時期一度是輿論政治之中心。梁啟超、狄葆賢、陳冷（后任《申報》主編）、包天笑（可見《釧影樓回憶錄》） 等都是《時報》的主事者和重要編輯、作者，報社內安置的息樓一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聚會的重要公共空間。《印刷與政治》從“新興中間階層”（其實也就是新式文化人和受教育者所代表的社會中間階層） 這個視角出發，通過對報刊文本的細致梳理，完整地展現了清末這些新式知識人面對內憂外患的時代狀況，通過援引西學、嫁接傳統、建構憲制和想象民間， 試圖將一個積貧積弱的古老中國引領向光明西方的啟蒙故事， 同時也將其自身所表征的所謂中層社會視為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之間的協商平臺。在我看來，貫穿全書最核心的焦點就是現代中國的新式國民的生成問題，也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言的“立人”或者說“改造國民性”問題， 而“立人”問題與“立國”問題牽纏到了一起。所謂“立人”與“立國”成為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個人的翻身與國家的翻身成為雙峰并峙的同構過程，而現實生活中的民眾則更多呈現出來的是阿Q式的無知無識形象。在整個清末民初的輿論政治中，人民就具有了雙重肉身，既是被文人精英仰視甚至膜拜的對象，人民成了上帝；人民又是一群不知現代政治為何物的群氓，需要通過啟蒙、灌輸等各種方式去喚醒他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自治能力，就此而言，人民又是被文人精英所俯視甚至鄙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