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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丁丁是近年來兒童文學創作領域中的一名后起之秀，他的創作植根于童年記憶，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濃濃的鄉土氣息。小河丁丁說，自己是一個停留在童年的人。對他而言，童年就像是一塊神秘而寶貴的精神腹地，讓他源源不斷地從中汲取著創作的養料。為此，他在創作中一次又一次地潛回到那個承載著自己童年記憶的故鄉，用心去勾畫它的模樣，撫摸它的每一寸肌理，細數著那些在它美麗而平靜的外表下所潛藏的神奇故事。小河丁丁將個體的地域性的鄉土經驗揉碎在童年書寫之中，以其獨具特色的鄉土童年敘事為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平添了一道清麗而別致的風景。

兒童視角下的民俗記憶

小河丁丁筆下的鄉土世界有一個美麗的名字——西峒。“峒”的意思是山中的小塊平地，在沈從文的小說《邊城》中曾有一個漢人聚集的“茶峒”，它地處湘西，承載著作家理想中的人情與人性。同樣出身湖南山村的小河丁丁也力圖在他的兒童文學創作中構筑這樣一個純粹而美好的鄉土世界。在他的筆下，風景秀麗的西峒如同一個未被現代化潮流浸染的世外桃源，這里不但遠離現代信息科技，甚至連工業技術產品也鮮少出現，人們依山傍水而居，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如果單看他的文字，可能很難想象其竟出自當代青年作家之手，他所描繪的自然風物、風土民情無不與現代城市文明和商業文明相疏離，甚至和現代化的鄉村生活也相去甚遠，頗有一種遺世獨立的氣質。但是在其新鮮清奇的文風的背后，常常又掩映著豐富的現實內容，充滿了世俗的煙火氣息。

對故鄉風土民俗的描繪是小河丁丁兒童文學創作中頗具特色的地方。他常常透過一個孩子好奇而澄澈的目光去捕捉舊時光中的新奇與美好，將日漸遠去的地方傳統風俗、民間手工技藝鮮活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在《殺龍》《月兒圓圓粽子香》《賞月別吃胡蘿卜》《蔥王》《嗩吶王》等作品中，小河丁丁借兒童視角描繪了趕鬧子、臘月二十二送撐架姑娘上天、大年三十舞龍敬紅包祈福等西峒特有的節日風俗。傳統節俗本帶有老舊的味道，但是作者在敘述中突出了節俗中蘊含的美好的民間想象，又以兒童視角加以再現，懷舊之余更多了幾分幻想色彩和童年情趣。除了西峒特有的節俗，一些民間的傳統手工技藝也借助兒童視角得以清晰再現，在童真好奇的目光中變得格外光彩奪目、熠熠生輝。如《想做神槍手的日子里》，一個普通的補鞋匠因為他的補鞋機而魅力倍增，他擺弄材料的樣子在孩童眼中看來簡直就像是個富有的國王；《愛喝糊釀酒的倔老頭》中，母親釀酒的過程也是描繪得活靈活現、令人神往。釀酒、釀豆腐、壓米線、榨甘蔗糖片、扎紙鶴、補鞋……那些傳統的手工技藝沒有隨時光流逝在記憶里變得模糊不清，反而借助兒童的感官體驗呈現得格外鮮活生動。小河丁丁在小說寫作中，時常以散文筆法融入其中，將童年生活場景里的細節一一道來，像方言的特點、食物的制作過程、匠人的手工技藝等。這如數家珍般的講述無疑體現了作者對家鄉的熟悉與熱愛，正如劉緒源先生所言：“看似瑣屑，實則有味，對兒時家鄉風土人物的幽深情懷盡藏其間，不抒情而情更濃。”（1）與此同時，這些兒童視角下的風俗記憶也構成了小河丁丁小說創作重要的環境背景和畫面底色，使其充滿了情感的溫度與生活的質感。

在以溫情的筆觸回溯童年、書寫民俗記憶的同時，小河丁丁更深入到兒童主體的生命成長空間之中，去揭示民俗傳統之于現代童年成長的作用。如童話《花鼓戲之夜》寫小動物喬裝成村民下山看戲，雖然作者用的是童話的形式，有很多非寫實性的內容在里面，但小動物們興致勃勃、歡天喜地的樣子和那些沉浸在節日歡樂中的孩童別無兩樣，寫動物實則是在寫孩童。文中小河丁丁著意用筆墨去寫臺上唱戲和臺下觀戲的場景，不僅將花鼓戲藝人的神態風韻再現于童話創作之中，更體現了民間曲藝帶給孩童的美妙的欣賞體驗和恒久的藝術魅力，進而表達了民間曲藝對兒童的藝術熏陶和審美啟蒙。還有他筆下那些形形色色的工匠藝人，看似平凡無奇的身份但卻在西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如在小說《小鶴王》中，輟學的哥哥原本無心向學，自覺是個沒用的人，直到在一次進山采蟬蛻的途中偶遇紙扎匠人“鶴王”，被其誠懇的心意打動，拜其為師，自此深下苦功，學會了扎紙鶴的絕技，最終繼承“鶴王”衣缽，成為村子里的“小鶴王”。“扎紙鶴”正是日漸凋零的民俗技藝的象征，然而在年輕人紛紛選擇放棄傳承民俗技藝，投身學文化考大學的時代大潮之中，輟學少年卻在擔負傳承民俗技藝的使命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價值和安身立命的方式，這無疑帶給讀者對于以民俗技藝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思索和啟示：傳統文化之中蘊蓄著現代童年成長所需要的精神力量，而那些在現代化洪流中迷失的自我、丟棄的價值，也能夠在文化的傳承與堅守中得以尋回。

童真幻想中的民間精神與世俗氣息

“奇”是小河丁丁兒童文學鄉土書寫的又一特色，他創作中的傳奇色彩多生發于鄉土民間，傳達出大眾的世俗精神和鮮活的民間趣味。小河丁丁很善于從民間幻想故事和坊間流傳的奇人異事中汲取創作素材。這些以口頭形式流傳下來的故事本身就帶有濃郁的幻想色彩，體現著民間的智慧和審美趣味。而他在講述這些奇人異事時，又自覺地將地域色彩、武俠文化和現代童話元素融入其中，在童年和民間、現實與幻想之間謀求最佳的結合點，這使他的創作既富于傳奇色彩，又真實可感，帶給讀者一種亦真亦幻的閱讀體驗。

最能體現這一特點的是小河丁丁的童話創作。從風格上來說，他的童話與日本兒童文學作家新美南吉、安房直子略有相似，新美南吉創作中那種清新自然的鄉土味，和安房直子幻想文學的虛實相生、亦真亦幻的朦朧之感都在小河丁丁的童話創作中有所體現。較之兩位日本作家，小河丁丁童話的獨特之處在于他總能將富有中國傳統民間特色的幻想帶入童話創作中。他一方面借此搭建起連通現實與幻想的橋梁，另一方面也使童話中的人物和幻想情節更富于世俗生活氣息和民間味道。如《白公山的刺梅》中，每次父親去白公山砍柴都會帶回五顏六色的刺梅，“我”從父親口中得知那是他和兔子精白公下棋贏得的。甜甜的刺梅成為了“我”童年時的最愛，滿足了一個鄉下孩子的口腹之欲。直到多年以后，“我”也當了爸爸，進山會了白公之后才知曉了父親當年的秘密，雖然他贏得了刺梅卻也被白公拿走了作為干糧的飯團，那些年的刺梅都是父親忍著饑餓，負著重擔走了長長的山路為“我”換來的。若拋去結尾部分，這篇作品幾乎就是極具現實感和鄉土氣的兒童小說，但是作者卻在行文中嵌入了白公山兔子精下棋的傳說，這就為作品由現實進入幻想留下了一個秘密入口，引人遐想卻又未得確證。直到故事結尾“我”以親身經歷印證了傳說的真實性，這條由現實世界通往幻想空間的秘徑才真正顯現出來。傳統民間幻想的融入，在連通現實與幻想空間的同時，又模糊了現實與幻想之間的邊界，留下無限遐想與余味。

在融入民間幻想的同時，小河丁丁的童話創作還極具現實感染力和世俗情懷。他的童話與其說是對人間生活的隱喻，不如說更像是世俗生活本身。如《花鼓戲之夜》，小狐貍喬裝打扮成孩童下山看戲，然而戲沒看完，卻半道悄悄跑去看人家生小孩，寫出了小孩子對出生之謎的好奇；又如《小麂子指路牌》，失憶離家的雌麂在雄麂一家溫暖熱情的招待下喚醒了對家和家人的記憶，體現了家的溫暖和親情的守護。雖然兩篇作品用的都是非寫實的表現手法，但表現的內容和傳遞的情感卻是真實可感的，也充滿了世俗生活的煙火氣。

同樣富于民間傳奇色彩的還有小河丁丁筆下形形色色的民間奇人。這些奇人通常具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特點，一是身懷絕技卻不輕易示人，隱居山林陋巷之間，長存濟世之心；二是急公好義，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氣。從這兩個特點來看，他的奇人系列很符合中國古代民間對“俠”的想象。如長篇小說《蔥王》中的跛醫師、蔥王皆是此類。跛醫師平日里鮮少露面，卻又常在危難時刻如天降神兵，救人性命，后來經外來戲班班主點破方知曉原來跛醫師曾是頗有名望的戲班叉手，一把叉使得出神入化，又愛打抱不平，人送外號遆大俠。蔥王以賣蔥為業，善于種蔥、用蔥，能把蔥的效用發揮到極致，卻因為愛說公道話，常被打得遍體鱗傷，還被封了個“落花流水大俠”的諢名，但卻始終不改仗義執言的性格。諸如此類還有長篇小說《嗩吶王》中一把嗩吶嚇退日本兵而后便銷聲匿跡的嗩吶王盤小吹，《云臺漁鼓》中把云臺漁鼓唱得活靈活現的瞎子老道，《名堂》中的解穴高人乞丐老頭，《我本來可以大俠》中暗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九個頭爺爺等等，都顯現出虛懷若谷、正直不屈、舍己奉公的俠者風范。

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追求正義、心系蒼生，正是中國古代民間所崇尚的俠義精神的體現。從古至今這種對俠義精神的推崇早已印刻在一代代炎黃子孫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形成了深厚的民族情結，在很多通俗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都有所體現。小河丁丁筆下的奇人也可以算是繼承了這種民間俠義精神，同時在人物塑造上也參考了傳統武俠小說之長，但比傳統武俠小說更真摯生動，也更具有世俗氣息。他筆下的奇人多屬于“隱于市”的“大隱”之人，出身草根，混跡民間，謀求現世安穩，從事著三教九流的職業，如醫師、藥師、拳師、曲藝伶人、樂手、手藝人、小商販等。外表上看來和普通人別無兩樣，甚至如蔥王者比之常人還要落魄三分，但卻身懷絕技，并能在時代洪流中始終如一地堅持自我，不炫耀所學之技，不爭名逐利，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方顯俠者仁心。在這一隱一顯之間不難看出，小河丁丁塑造的這類人物在傳承俠義精神之余，也在傳遞著民間正直善良、謙遜豁達、以德為本的傳統價值觀和隨遇而安、低調示人的生存智慧。與其說這些奇人們是俠，不如說他們是民間道義的堅守者，是作者用傳統道德文化為人心躁動的現代社會修筑的一座燈塔。而對于兒童來說，他們更像是一種精神偶像，在成長中肯定著他們人格中的正面力量。和那些民俗記憶一樣，這些人物故事都是小河丁丁從鄉土民間挖掘而來的創作的精神養料。正如學者在文章中所言：“當這些驚才絕艷的奇技被凝結在平凡無奇的普通人身上時，民間傳說所蘊藉的生活經驗和智慧財富也真正歸屬于民間了。”（2）

成長書寫中的鄉土文化視野

從小河丁丁的兒童文學創作中不難看出，他對自己童年成長的鄉土民間有著極其深厚的情感，民間與鄉土已經成為他童年書寫始終如一的立場和資源。但如果站在童年和兒童成長的立場上來看待他的鄉土童年書寫，我們的關注一定不會僅僅停留在鄉土民俗的書寫和民間性的表達手法上，而是會從童年成長的實際需求出發去考慮它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意義。以此為視角，小河丁丁的童年書寫不僅以鄉土和民間作為敘事的空間背景與創作手法，更將其視作啟蒙少年兒童成長的寶貴的精神源泉。

小河丁丁在創作中構建了一個頗為理想化而又充滿世俗氣息的鄉土世界，劉緒源先生曾用“極世俗而極風雅”來評價他的創作，可以說再精當不過。當西峒以典型的異域風土和文化身份出現在讀者面前時，那里清新秀麗的自然景致、歷史悠久的民俗技藝、純粹質樸的風土民情，無不吸引著現代人的鄉土情愫。它可以帶我們從被現代工業和技術異化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來，回到那單純質樸的原鄉世界。從這個意義來說，小河丁丁筆下的西峒傳承了沈從文湘西書寫的藝術傳統，它在以一種詩化的鄉土想象構建著現代人的精神棲息地，同時也豐富了現代童年的生命視野和審美體驗。

然而，對小河丁丁來說，鄉土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為兒童帶來了生命體驗的審美擴張，它還以美好純良的道德觀、人性觀實現著對兒童生命之初的成長啟蒙。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中探討過中國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這種結構是以“己”為中心，由“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正因為如此，鄉土社會是一個彼此熟悉的社會，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禮治”的社會，這里所說的“禮”不是禮儀或者禮貌，而是“社會公認合適的行為規范”。（3）“德”與“善”是維系鄉土社會秩序和人情關系的重要保證。小河丁丁從傳承傳統道德精神的立場出發，塑造了諸如蔥王、嗩吶王這類頗具俠者精神的奇人形象。與此同時，他也將這種對理想的道德觀、人性觀的期待寓于鄉土美好的人情人性書寫之中。如《愛喝糊釀酒的倔老頭》中，五保戶老人逢趕集就來“我家”打三角錢的糊釀酒，多少年來風雨無阻，而“我家”的糊釀酒也是始終如一從不變價；《小照相師》中，12歲的小照相師在父親去世后自覺承擔起下鄉照相的工作，一路上鄉親們的友善相待讓他對未來有了新的憧憬。在小河丁丁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堅守道義而又充滿溫情的西峒，它正以美好的人情人性呵護并催發著兒童心中“德”與“善”的萌芽。

在小河丁丁的童話創作中，這種真誠友善的鄉土倫理又演化成一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倫理。小河丁丁筆下的動物、神仙、精怪大多從大自然中而來，滿懷好奇闖入人類生活的世俗空間，和人類相遇并產生友善的交集。如《花鼓戲之夜》和《毛角坳的孩子們》中，小動物們喬裝成人類的模樣到村子里去看花鼓戲、趕圩，明明漏洞百出，卻未被拆穿，歡天喜地地在村子里走了一遭又返回山林間。這些從自然中而來的使者們在得到人類友善對待的同時，也在回報著他們的恩情，如《心里開朵野百合》《零陵香》中都有動物幻化成人形報恩的情節，人與精怪之間消失了界限，精怪可以變成人，人也可以是精怪，人與物在鄉土之上和諧共生。《中庸》有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說的是萬物共同生長而不相妨害。追求人與物的平等，尊重自然、關懷眾生，正是儒家世界觀的體現，小河丁丁以詩意的筆觸書寫著人與精怪之間毫無芥蒂的相處方式，可以說也是在向兒童傳達這樣一種萬物平等、和諧的世界觀和生態倫理觀。

從對民俗技藝的留戀，到對民間精神與趣味的傳承，再到對美好人情人性的書寫和對生態倫理的表達，無不體現著小河丁丁對鄉土與民間的深深眷戀。在這份眷戀中，既有對傳統的堅守，對民間的熱愛，也有對童年成長的現實關懷，但歸根結底他的目的還是在對鄉土民間的守望中找尋到童年成長的根基與力量。從成長的立場出發，小河丁丁并沒有在創作中一味地表達對鄉土的崇拜情結，他也在反思鄉土空間對童年成長的制約。在他近期創作的《夢根》中就流露出對鄉土的封閉性的思索。小說中，古老的西峒在一個陌生闖入者的攪動下泛起了微微波瀾。根雕藝人為尋夢中之根而來，為了一塊蔸疤（樹根）與當地瑤人產生了摩擦，他們的爭執無關乎金錢利益，而是為了各自的理想與堅守。鄉土社會古樸稚拙的精神信仰與人類至真至純的藝術理想都巧妙地凝結在了蔸疤這個物象上，根，成為夢的載體。而對于少年丁丁來說，從一塊塊蔸疤中生發出的是童年生命里層出不窮的奇思異想，隨著外來根雕藝人的出現，一個嶄新的世界向他敞開了，年少的心正在逐漸燃起對“夢”的憧憬與期待。令我們不禁猜想，這是否也預示著這片古老的鄉土將迎來它新的改變。

小河丁丁筆下的鄉土既是經由童年記憶的濾鏡詩化而成的理想的鄉土，同時也是具有真實生活溫度的世俗的鄉土，而在這片鄉土之上，有著他對童年成長的關懷與期待。“文學從來不只是描繪一個地方和一種生活，它還構建著我們立身其中的這片土地和這土地上生活的樣貌。”（4）小河丁丁正在以他的鄉土書寫為童年成長創造一個理想的精神家園。

注釋：

（1）劉緒源：《從夏到夏》序，第2頁，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16。

（2）周瓊華：《論小河丁丁小說中的童年書寫》，碩士學位論文，第23頁，浙江師范大學，2018。

（3）費孝通：《鄉土中國》，第33、54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

（4）趙霞：《鄉土的倫理——論王勇英的兒童小說及其現代性書寫》，《南方文壇》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