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我的印象當中，中國科幻還是一群熱愛者的小圈子、一個“用愛發電”的小小群體。而今，我看到了一個恢弘的，被資本青睞、被政策加持的科幻生態，感覺有必要談一談在今天的世界上科幻的具體位置是什么。科幻的位置決定了它對于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人類是否存在特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

長久以來近乎貫穿我一生的是科幻閱讀。對于科幻文學的閱讀始終吸引著我、召喚著我、迷惑著我，換言之，科幻閱讀傳達、加劇了我的迷惑。在人工智能時代某種程度上已經蒞臨的時候，學者和思考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問題，而不是重復已知的答案。由此，我首先想要追問的是，科幻究竟是一個通俗的文類、一個想象文類中特殊的文類，還是在20世紀履行特殊功能的社會角色？同時，還有必要討論的是，科幻究竟規定的是人類想象的路徑，還是20世紀的遺產，或者說，科幻是已經失效的遺產，還僅僅是一種想象路徑的遺骸？進而，我們還需要思考，科幻是通俗，像超市當中以商品形式出現的一種游戲性或治愈類的流行產品，還是能夠始終成為20世紀的一種哲學思考？科幻的設定打破了唯物主義的物理限定、我們的身體和知識的限定，在這些限定之外，科幻在思考宇宙、地球、人類、生命的整體及其意義。

更有必要去追問的是，科幻究竟是一種關于未來的書寫，還是一種盡管不那么直接卻更為有效的關于當下的書寫？最后的問題，也是科幻作家們、科幻研究界及哲學人文知識群體都在討論的問題，即科幻究竟是人類共同體，是以人類共同體為單位對人類自身的守望，還是后人類的先聲？毫無疑問的是，今天我們談后人類、后人類主義實在已經太遲了。因為瑪麗·雪萊，標識了科幻文類生日的女性主義寫作者，最初書寫的就是后人類、人與非人、人與后人的狀況和困境，先于人文學者、人文思想者提出了人道主義自身的困境問題。

今天我們正進入到人類文明全面爆發同時面臨全面困境的特殊狀態，人類自身的生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時候我們談后人類、談賽博格是不是太奢侈了？這是發達地區、發達國家特權獲選者的議題，而不是在生存邊緣線掙扎著的大多數的議題。近年來令人憤怒的一個論述是由谷歌的高級顧問提出的：每一輪技術革命發生的時候，我們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剩余勞動力。我們這一輪新技術帶來的剩余勞動力高達98%，而他為當代人類給出的答案是爭當2%。愛因斯坦說：“我從來不討論未來，因為未來來得太快了”。好萊塢電影《她》的導演曾說，自己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外景地，是因為這個城市太有未來感，他把霧霾作為未來感的元素，放置到電影當中，他選擇霧霾非常濃重的日子拍攝，把愛因斯坦不屑于討論的未來再一次作為問題展現在我們面前。這個未來是中國的當下，是中國的今天，也是中國如何擁有未來并且創造人類未來的挑戰。

回答科幻究竟是一個文類還是社會功能的問題，需要重返20世紀科幻文類產生的最高成就。科幻精神之一不僅是想象、探索，或是拓寬人類的視野和我們對于社會、對于此刻、對于明天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在20世紀科幻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冷戰嚴酷當中勃興的文類和類型，充當了兩個重要的社會角色。北大學者王洪喆曾說：“戰后黃金時代的美國科幻作家，他們的身份同時是NASA的高級顧問，他們的寫作被他們自己和相關的政府官員及其政策視為應用文。”科幻是一種應用文，而且作家的想象在現實社會中真的得以應用，這就引申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淵源問題，就是科幻與20世紀的歷史災難的關聯。這個重要的淵源在于今天對人類社會最直接的東西，就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以數碼技術基因鏈破解為基本標志，全面勃興的科幻與這一類科技革命同源同根。而20世紀科幻扮演的另外一個重要角色就是科幻的反科學性。這不是說科幻是非科學的，而是對于科學神話的質詢，對現代性、現代計劃和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成為20世紀最寶貴的生命遺產。

事實上，20世紀優秀的科幻作家中的一部分扮演的是現代文明預警者的角色，他們告訴我們發展主義邏輯是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的指向可能把我們帶向夢魘的、地獄的未來。而今天中國科幻最強有力的表述是處于經濟上升期高度發達的中國崛起的奇跡之中，中國科幻“元氣”十足，可是，坦率地說我質詢這個“元氣”。因為這份“元氣”是某種程度上被發展主義的、未經反省的、未經檢索的現代主義邏輯所支撐的。而與“元氣”十足的中國第一、二代科幻作家相較，新一代科幻作家作品更精美。我經常被他們的作品所吸引，沉浸到閱讀當中，同時我感覺到他們更具有科學家的氣質，也更深地、未經反省地沉浸在事實上作為神話的科學想象和科學信仰當中。當然，這不是年輕一代的科幻作家和作品獨自承擔的重量，而是當下中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國必須是未來的，中國擁有的未來人類才擁有未來，中國作為超大型的大陸國家，作為人口基數如此巨大的國家，當它加入到西方開啟的現代化道路上，要么是偉大的創造力量，要么是對這場災難強有力的助推。所以，我們必須回答什么是科幻的位置，當科幻在中國成為這樣巍然壯觀的事業的時候，我們應該思考科幻的功能和意義這樣的重大命題。

有人認為，電影《星際穿越》是嚴格體現現代科技的作品。在我看來，這部作品當中無處不在的是科學的悖謬，但是這部科幻電影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當現代文明的發展走到末路的時候，當人類徹底毀壞地球家園的時候，我們獲救的可能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獲救。我們獲救的路徑，究竟是把人類視為一個社群還是一個種群。如果我們要作為一個社群生存下去，是朝向星辰大海索取更多的資源嗎？如果把人類視為一個種群，我們又如何警惕政治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在多數人共生共融的意義上思考人類的未來，我們應該怎么面對科幻作為文學，文學作為人學，人學作為人道主義基本理念所支撐的這樣一種人類偉大的實踐。我們反省現代性的時候，怎么對人類中心主義保持覺醒，怎么實現對人類自身的自我提示，又如何再度學會面對自然、宇宙和星空的時候，所必須的謙卑。

人類共同體的生存和人類共同體的未來等問題，不僅是對于科幻而言。這是對于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對于每一個當代人來說都應該成為自問，并且嘗試回答的問題。

20世紀50年代的一部短篇科幻小說中曾寫到，20世紀最高的自殺人群是物理學家。因為物理學家作為當時的科學前沿觸及了人類本體意義上的議題，當然這個書寫背后的邏輯與宗教和信仰密切相關。對于神的追問其實是對人之疆界的追問，當人工智能的沖擊威脅著各個學科、各個領域乃至于每個人生存的時候，我們有必要返回原點去追問文學的意義和科幻的意義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