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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 ，龍文化源遠流長；但是“龍”被翻譯到西方后，往往與歐洲神話中象征惡魔的虛構動物同名。“龍”的翻譯對中國形象會產生多大影響？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日前主辦的“論道稷下：圖像入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學術論壇上，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施愛東提出的話題引起了大家的廣泛興趣。通過研究近代歐美漫畫，尤其是其中的中國形象表達與漫畫時代之間的應對考察，施愛東得出結論：中國形象的好壞，主要關乎國力，其次關乎價值觀，與中國龍的被譯作“dragon”還是“loong”沒有關系。

本次論壇圍繞“中國圖像史學理論體系的思考”“圖示與圖解：讀圖時代的歷史研究”“以圖證史與以史解圖：圖像入史的路徑及其限度”“歷史真實與再造想象”等話題，趙世瑜、韓叢耀、施愛東、孫景超、王加華、朱振華等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20多位學者在論壇上展開研討，既有理論探索，也涉及中國古地圖、東漢墓地祠堂、古代帝王圖像、南宋《萬里長江圖》 、早期中國圖像與天梯觀念、歷代《職貢圖》 、明清滇黔苗夷圖等當下圖像研究中的熱點話題。

“圖像是一種結構性的文化符碼，是最常見的歷史研究材料，它比文字更久遠、更直觀形象地記錄著人類社會歷史，表征著人們的精神范式，視覺性地刻記人類歷史的主線。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韓叢耀多年從事圖像學研究，他學術背景和經歷豐富，對痕跡性圖像、相似性圖像、象征性圖像都有研究。在他看來，圖像研究是一種復合研究，所以他提倡圖書館學、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藝術學、傳播學等不同學科的相互學習與借鑒。

圖像史學從西方傳過來，有著濃厚的學科交叉、互融的特點。但中國自古就有左圖右史的傳統，因此中國圖像學研究應該具有自身的特點。關于這一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世瑜以孔子對“圖”的態度為例進行了深入論述。中國古代的商周禮器上存在大量圖像，但是到了漢代，《漢書·藝文志》列諸子十家等眾多文獻篇目，只有兵權謀、兵形勢、陰陽、兵技巧、天文、歷法6類文獻中有圖卷，而且這些用圖表現的文獻基本與禮儀沒有關系。另一個值得琢磨的問題是，最重視禮樂制度的孔子，為什么他在言論中多次提及樂和舞，卻沒有對圖像的討論？趙世瑜分析，孔子認為“禮不下庶人” ，圖像和樂不同，是庶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因而不能上升到禮。所以圖像和歌不具有規范的意義。中國古代祭儀中的圖像是民間傳統，而禮樂制度是用來明確和維系等級身份秩序的，前者不能起到這個作用。所以總體來說，中國越早的禮器上的圖像越具體，越晚的禮器圖像越抽象。

云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成一農表示，近年來隨著中國史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以往被忽略的史料被納入到史學研究的視野中，如民間文書、簡帛等。但同其他新史料相比，雖然圖像史料得到了研究者的推崇，但一直以來并沒有取得太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由此也引發了一些學者對“圖像入史”的焦慮。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儒學高等研究院民俗學研究所所長張士閃結合山東萊西市雙山村《馬氏族譜》 ，討論了民間文獻圖文并存的傳統，他表示，近年來，隨著大量圖文并茂的民間文獻資料的發掘搜集整理，對于近世鄉村社會史研究的深化成為可能，并有可能促進關于中國社會的整體研究。

“近些年來，圖像入史或者說圖像史學研究越來越得到學界的關注與重視。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王加華指出，縱觀與圖像有關的“史”的研究，可大體分為三個路數：一是直接針對圖像本體諸問題進行探討，如構圖、形式、風格等，主要集中于傳統的藝術史研究領域，如以沃爾夫林、李格爾等為代表的形式主義藝術史研究；二是將圖像作為“資料”與“證據” ，以圖證史，如將《清明上河圖》作為直接證據探討宋代社會各面向的問題等，強調圖像對于“補充”文字史料的價值與意義；三是圖像學的研究路數，除關注圖像本體外，還將圖像作為一面“鏡子” ，強調圖像所“再現”的社會諸層面問題。王加華同時提醒，當下圖像入史也存在多方面的陷阱，比如很多研究圖像者對圖像本體的形式層面、藝術風格發展等內容并不了解，存在誤讀、過度闡釋。他強調，相關研究一再批評圖像史學研究中將圖像作為文字資料輔助與補充的傾向，但圖像證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文字的，事實上，正是文字記載于介紹的背景中，圖像證史才成為可能，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我們的歷史主要是通過文字來記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