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自從人類開始耕種、放牧，并把財產代代相傳，經濟不平等就一直是人類文明的顯著特征。在《不平等社會》一書中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沙伊德爾回溯了從石器時代到今天的經濟史，從長遠的時間維度追尋和解釋經濟不平等現象。沙伊德爾認為，幾千年來，文明社會并沒有讓自己適應和平的平等化進程，我們需要問自己，人類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們以這樣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將要采取什么措施來改變這些結果。

本文摘自該書序言，由澎湃新聞經中信出版集團授權發布。作者在其中討論了該書課題的兩個根本性問題：經濟不平等今天重要嗎？為什么它的歷史值得探索？

所有這些都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很難在不同的文化中研究不平等的動態，從長遠來看，我們為什么還要做這樣的嘗試呢？對這個疑問的任何解答都需要解決兩個單獨但相關的問題——經濟不平等今天重要嗎？為什么它的歷史值得探索？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家哈里·法蘭克福最出名的是他早期《論瞎扯》（On Bullshit）的研究，他通過在序言開始部分對引用的奧巴馬的評價進行反駁而開啟了他的《論不平等》（On Inequality）：“我們面對的最根本挑戰不是美國人的收入普遍‘不平等’。實際上是我們太多的人民‘貧窮’。”毫無疑問，貧窮是一個變動的目標：在美國被視為窮人的人在中非看來卻并不如此。有時貧窮甚至被定義為不平等的一個函數（在英國，官方貧困線被設定為收入中值的一個比例），盡管絕對標準更為常見，例如世界銀行所使用的以2005年價格表示的1.25美元的門檻值，或者是參考美國的“一籃子消費品”的成本。沒有人會否認，不管如何定義貧窮，它都不是受人歡迎的，這其中的挑戰在于證明“這樣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對我們的生活有負面影響，而不是證明可能與之相關的貧窮或巨大財富。

最精明的方法集中于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經濟學家已經一再指出，很難對這種關系進行評估，而且問題的理論復雜性并不總是與現有研究的經驗規范相匹配的。即便如此，一些研究認為，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確實與低增長率有關。例如，較低的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不僅導致經濟增長更快，而且導致增長期更長。不平等似乎對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特別有害。甚至有些人支持這一備受爭議的命題，即美國家庭中較高的不平等水平促進了信貸泡沫，從而促發了2008年的大蕭條，因為低收入家庭利用現成的信貸（部分是由上層人士的財富積累產生的）借款以跟上更富裕群體的消費模式。相比之下，在更嚴格的貸款條件下，財富不平等被認為阻礙了低收入群體獲得信貸的渠道。

在發達國家中，更高的不平等與代與代之間較少的經濟流動性有關。因為父母的收入和財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標，不平等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我延續，而且前者越高，就越會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區域隔離的不平等效應也是一個相關的議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大都市地區，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區的人口增長以及中產階層的萎縮，導致兩極分化加劇。特別是富裕的社區變得更加孤立，這一發展有可能導致資源集中，其中包括當地資助的公共服務，這反過來又影響兒童的人生機遇，阻礙了代與代之間的流動。

在發展中國家，至少某些種類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內部沖突和內戰的可能性。高收入社會面臨著不那么極端的后果。在美國，不平等被認為是通過使富人更容易施加影響而在政治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盡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會懷疑，是否是巨大的財富而非不平等本身造成了這一現象。一些研究發現，高水平的不平等與自我報告的較低幸福程度有關。只有健康似乎不受這樣的資源分配的影響，與收入水平相反：盡管健康差異導致收入不平等，但反過來仍然沒有得到證實。

所有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它們關注的是物質不平等的實際后果，以及為什么它可能被認為是一個問題的重要原因。對資源分配不合理的另一套反對意見是建立在規范倫理和社會公正概念之上的，這種視角遠遠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圍，但在一場常常被經濟問題支配的辯論中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然而，即使在純粹的工具理性的有限基礎上，毫無疑問，至少在某些情況下，較高的不平等水平與收入和財富水平的拉大對社會和經濟發展是有害的。但是，什么構成了“高”的水平，我們如何知道“增長”的不平衡是當代社會的一個新特點，還是僅僅使我們更接近于歷史上常見的條件？還有，用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的術語，那些正在經歷擴大的不平等的國家應該渴望回到不平等的一個“正常”水平嗎？如果就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現在不平等現象比幾十年前還要高，但比一個世紀前低，這對我們理解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決定因素有什么幫助呢？

在大多數有記載的歷史當中，不平等或者在增長，或者保持相當的穩定狀態，顯著減少的情況是很少見的。然而，旨在遏制或扭轉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趨勢的政策建議者往往對這一歷史背景知之甚少或者缺乏正確評估。那樣是應該的嗎？也許我們的時代已經從根本上變得如此不同，完全不再受限于其農業和非民主的基礎，以至那段歷史沒有什么可以教給我們的了。事實上，毫無疑問，許多事情已經改變了：富裕國家的低收入群體總體上比過去大多數人富裕，最不發達國家中處境最不利的居民也要比他們的祖先活得更長。不平等的接受者的生活體驗在許多方面與過去的非常不同了。

但在這里，我們關心的不是經濟發展或更寬泛的人類發展，而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是如何分配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它們以這樣的方式被分配，以及將要采取什么措施來改變這些結果。我寫這本書是為了證明，那些用來塑造不平等的力量實際上并沒有變得面目全非。如果我們試圖重新平衡目前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以實現更大的平等，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對在過去完成這一目標需要采取的方法視而不見。我們需要問，如果沒有大的暴力活動，巨大的不平等現象是否已經得到緩解，與這個大矯正力量相比，有多大的良性效果，未來是否也會有很大的不同——即便我們可能不喜歡這些答案。

《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

[美] 沃爾特·沙伊德爾 著，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