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新科

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比文學更有溫度、更潤物無聲、更余味無窮

丁東亞（以下簡稱“丁”）：張老師您好，2018年神農架筆會有幸邀請您來，只是未能得以與您暢聊，深感遺憾。截至目前，我有幸責編了您三篇小說，但實際上2016年我在跟您聯系約稿時，其實就對您懷有一份好奇。我知道您是理工科出身的留德博士、徐州工程學院黨委書記，同時還兼任徐州作家協會主席，對于您在文學創作上的成績，特別是近幾年，可謂是佳作不斷，能否談談您從事文學創作的初念？您在從事高校管理和文學創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張新科（以下簡稱“張”）：我在大學是學理工科的，一般來說，學理工科的人理性思維強一點，學文科的感性思維強一點，而文學是偏感性的。所以，學理工的一般只寫論文，不寫小說。我的情況特殊，我的創作欲望其實早已萌發，在小學、中學和大學時期就開始了，完全源于個人愛好，與專業無關。那時所謂的文學創作，是詩歌、游記、感想、散文之類的東西。寫的東西被學校和地方性的刊物收錄后，給予了自己極大的信心和動力。隨著視野、知識、閱歷的增加，自己對文字對文學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優秀的作品有著一種無窮而神秘的力量，展現的不僅是文字、邏輯和故事，更是善良、情懷和擔當，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比文學更有溫度、更潤物無聲、更余味無窮。正是充分認識到文學創作的力量，多年來我潛心生活深處，結交各式人物，體味人間冷暖，不斷用作品關注人性悲憫，謳歌平凡勞作，敬畏善良正義，塑造國家和城市精神與個性，彰顯時代風潮。

我始終認為，大學校長不僅在“象牙塔”內做學問辦教育，更應承擔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要為引領城市風尚、塑造國家精神發揮積極作用。因此，從事高校管理和文學創作是相通的，都是以積極的心態肩負起知識分子的光榮義務，這也是支撐我教育與文學“齊頭并進”的強大動力。多年來，我幾乎放棄了所有的節假日和休息時間，一方面主動謀劃思考高校的事業發展，同時處理眾多繁雜的事物，履行大學“掌門人”的責任擔當；另一方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拼命擠出時間，潛心開展文學創作，哪怕白發驟生、衣帶漸寬也無怨無悔。

丁：您在一篇采訪中說父親是您開啟文學之路的啟蒙老師，是他激發了您在文學上的努力嗎？能談談您出生在怎樣的一個家庭嗎？

張：是的，我的父親是河南省一所重點高中的校長，一干就是四十年。在他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一是盡職盡責的事業心，為了下一代的成長成才甘作“春蠶”，很多事情我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二是博大的胸懷，在物質資源匱乏的年代，容留一些特別困難的學生在我們家寄宿生活，不求任何的回報，這些學生有的考上了大學，有的進了工廠，徹底改變了命運；三是以文學修身，喜好讀書，愛好文學，以儒雅優良的品格修養，在家鄉廣受尊敬。可以說，父親對我的影響是終身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在他的影響下，我從小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從小就迷戀上了文學。我的母親是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婦女干部，參加過淮海戰役的支前運動，是我2018年出版的獻禮淮海戰役70周年的長篇小說《鏖戰》中的原型人物之一，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和對事業的忠誠。出于對父母這一代人的無比敬重，出于新的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呼喚，我的文學創作欲望被激發，經過不斷地積累沉淀，逐漸開啟了文學之路，并將堅定地一直走下去。

丁：您是90年代較早的公派讀博的學生之一，求學的歷程是從河南上蔡到南京，從南京到上海，又從上海到德國漢堡，之所以要談起這點，事實上是因為您那部廣為讀者贊譽和好評的長篇小說《遠東來信》。那部小說被稱為是“中國版的《辛德勒的名單》”，從構思到完成，據說用了18年時間，因為小說是寫被塵封的中國人保護猶太人免遭迫害的故事，所以我猜想它與您的求學經歷一定有著某種關聯，至少它應該拓寬了您的人文視野，您在留學過程中最為深刻的經歷是什么？那么，又是什么動力促使您要去完成這樣一部有著大愛情懷、驚心動魄的作品的？

張：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德國留學期間，描寫二戰時期德國人冒死拯救猶太人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開始熱播，影響很大。每當和外國朋友聊到電影，聊到民族與人性光輝時，總會有人提到中國人在二戰期間只想著為自己而戰，沒有為其他民族作更多貢獻的國際情懷，中華民族再有五千年文明，也是黯淡無光的。西方社會在人道人性領域對中國人頗多微詞，無論是三五好友閑聊時的無意流露，還是西方主流媒體的大肆渲染，都讓我內心十分酸楚。我一直在思考，文化與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根與魂，中華民族在世界舞臺上的站立不能只是經濟上的騰飛，更需要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站立起來，以積極的心態勇敢地自信地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還是一個留學生的我，從那時候起就想為此做點事情。

1995年，我偶然在當地德文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說的是二戰期間，猶太人面對德國人的瘋狂迫害與殘殺走投無路之際，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向數千猶太人發放前往上海的簽證以及近三萬名猶太難民在上海得到救助，免遭納粹殺戮的事件。這讓我內心掀起了波瀾巨浪，我決定創作一部文學作品，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二戰期間，中國人民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殺的苦難歲月，仍然懷揣著民族大義，無私地庇護著大批面臨被屠殺境地的猶太難民，并為此做出重大的犧牲。自此，經過大量采訪、調研、搜集資料后，18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堅持不懈，寫就了長篇小說《遠東來信》！

丁：我知道您2017年出版長篇小說《蒼茫大地》獲得了江蘇省第十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它是目前我國第一部弘揚雨花英烈精神、描寫雨花英烈英雄事跡的長篇小說；近來您又完成了描寫淮海戰役的新長篇《鏖戰》，似乎您的創作對歷史題材尤為偏愛，是什么促使您以歷史事件為基礎創作小說？您曾說“文學要塑造人心，創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在寫作中您是如何讓自己的這一觀點一步步得以實現的？

張：哲學家薩特說：“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是亙古不變的，一是高懸在我們頭頂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高貴信仰。”時代呼喚作家，要堅守創作的“本”，哪怕“板凳坐得十年冷”，也要堅持正確的文藝立場，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我想聚焦歷史題材，通過自己的作品，為民眾講好歷史、英雄的故事，集聚起信仰的力量，樹立起信仰的豐碑。

文學要塑造人心，創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創作歷史題材作品，就是出于我內心深處對英雄的無限敬仰。近年來，受江蘇省委宣傳部委托，無論是創作《蒼茫大地》還是《鏖戰》，我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擠出時間，追隨英雄的足跡，自費分別到國內外三十多個城市采訪采風，行程近十萬公里，挖掘數以百萬字中文、英文和德文版史料、實地采訪、深度調研，并犧牲節假日和休息時間，謝絕幾乎所有的應酬，每天只睡五個小時左右，傾注深情與心血，終于撰寫完成這兩部近百萬字的長篇小說。2018年清明節，我第三次來到《蒼茫大地》主人公許包野的老家廣東澄海祭掃，獻花獻書，隔空傾訴，我對革命先輩的敬仰之情是無以言表的。目前，《蒼茫大地》與《鏖戰》兩部小說，先后被江蘇省委黨校列為干部培訓必讀書目，這也令我倍感欣慰。

相對于長篇來說，

中短篇小說更具有挑戰性和力度，

我喜歡這樣的挑戰與力量

丁：您寫短篇似乎不多，2016年您出版了一部小說集《天長夜短》，八個短篇的故事都是發生在上個世紀，小說里的人情冷暖寫得精彩、逼真，人物獨特而鮮活，如其中的《信人》，以巧妙的構思和靈動的筆致敘寫孩童時代有過交往的一位“信人”，指向的卻是對文化斷裂的思考。我責編的您的《活佛》和《大廟》，年代背景設置亦是如此，能否從這兩篇小說談談您創作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和您對人性的思考？

張：我的創作堅守一條規律與原則，長篇小說偏重選擇重大歷史題材，力求挖掘、還原、放大那個守土衛國的年代里壯懷激烈的感人故事，弘揚主旋律和正能量，與此不同的是，我的中短篇小說將關注的目光投放在當下社會普通人豐富而多元化的生活，以小人物呈現對人性的反思，折射時代與社會的變遷。

我認為，人性雖然呈現的形式有光輝與偉大，也有扭曲與變異，但歸根到底，沒有絕對善與惡的人性，只是由于所處環境的不同，造成了選擇上的一念之差，也許這就是人性善變與脆弱的體現。而我通過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說，就是想塑造不卑微、不放棄、不言敗的人性，我想讓讀者在震撼與思考中，感受到人物命運的曲折變化，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通過這種“平民史詩”，感悟到積極樂觀、偉大向上的人性光輝。

丁：事實上，我對您的短篇小說《公民方聞山》一直印象深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書寫的是當下的現實生活和世情，這樣的小說不僅好讀，人物也鮮活，更容易拉近與讀者的距離，這樣的小說您是否也同樣會寫一個系列出來？有這樣的計劃嗎？

張：文學肩負著對社會和人性批判審視的作用。我所寫的現實題材的中短篇小說比如《公民方聞山》等絕大部分都是對當下社會現象的剖析、鞭笞、揭露和批判。實際上我的中短篇小說當中，很多人和事都是我看到、聽到，接觸到的，我就想把他們挖出來，寫這樣的作品不是趕時髦，也不是嘩眾取寵，而是讓人們反思，讓社會變得更加理性，更加和諧，更加善良，更加美好，當然，創作這些作品的過程，對我本人來說，也是一次心靈洗滌和凈化的過程。我認為，相對于長篇來說，中短篇小說更具有挑戰性和力度，我喜歡這樣的挑戰與力量，因此，這樣的小說我會堅持寫下去，會寫成一個系列。

丁：長篇小說的寫作，更是考驗寫作者的耐力和定力，而短篇小說，由于篇幅所限，像王安憶說的，那些“巨變性的事件、深刻性的思考”她很難置入其中，但您的短篇似乎并非如此，短篇和長篇，您更偏愛哪種？您是否有特定的寫作場所和具體的日程安排？寫作的方法有過什么變化？

張：對于兩種體裁，沒有專門的偏好，我想一位優秀的作家，既能用長篇小說承擔起歷史的厚度，突顯民族的情懷，又能用中短篇小說彰顯人性的溫度，展現人性的本質。每一次，在準備創作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時，我都會進行了大量的史料查閱、實地考察、人物采風，比如《鏖戰》，雖然提筆創作僅有兩年時間，但是之前的素材積累卻用了八年，這期間，我遍訪了淮海戰役大大小小幾乎所有的指揮所、戰場等，采訪了數以百計的大戰參與者。當然，在搜集到的豐富素材中，又讓我看到了小人物的可愛、隱忍、仁義與堅守，于是在創作長篇小說期間，就把對社會、對小人物的思考與感動，點點滴滴地記錄下來，轉化為《天長夜短》《偃旗息鼓》《信人》等中短篇小說。無論是書寫“大英雄”還是訴說“小人物”，我都要精心構思，巧妙安排，力求完美，不留遺憾。

我不是職業作家，我的首要身份還是大學黨委書記，日常還有繁重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我所在的學校正處在上升的黃金期，從把控學校發展方向、帶領團隊拿大項目、到為學生上好每一節課，事無巨細，我件件不敢懈怠。所以我的創作只能通過業余時間，也沒有固定的寫作場所。我的家在南京，但異地任職揚州、徐州兩地的校長已經12年，我已經習慣了隱忍孤獨與寂寞，我的休息日，只要學校沒有工作安排，或調研采風，或在辦公室、家里潛心創作。

我作品里的每一個人物，

都是鮮活、豐滿地“活在”我的心里，

也“活在”我的眼前

丁：我想請您談談自己筆下的人物。寫作過程中，那些在小說中出現的人物在您自己眼里到底有多真實？他們是否有著各自獨立于小說敘事之外的生命？

張：我作品里的每一個人物，都是鮮活、豐滿地“活在”我的心里，也“活在”我的眼前，我所作的就是用筆、用文字，將這些鮮活的人物展現在讀者面前。例如，在創作長篇小說《蒼茫大地》時，憑著對英魂的深切悼念，我走進雨花臺，深入檔案館，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和珍貴檔案，在感動震撼中接受了一場滌蕩心靈的精神洗禮。在成百上千的雨花英烈中，我選取了中共早期地方杰出領導人、我黨歷史上第一個留洋博士許包野同志為主要人物原型，描述、刻畫矢志興邦、舍生取義的英烈們的革命事跡。許包野與我同為留德博士，我的老家河南，人在江蘇工作，而許包野曾經做過江蘇與河南兩省省委書記……多少個夜晚，我在看著、想著、寫著的時候不自覺地淚流滿面。而中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很多都是我年少時認識的人和聽過的事，有同學、有玩伴、有親朋、有鄉鄰，一直印象深刻地“存在”我的腦海里，不同時期、不同年代，這些人與事會給予我不同的思考，給予我不同的感動……

丁：作家的寫作都會受到文學上的影響，您的寫作是否受到過一些作家作品的影響？能否談談您欽佩的作家及其作品的具體影響？

張：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當代聯邦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早在我留學德國期間，就開始接觸、閱讀他的德文版原著，如他的長篇小說《鐵皮鼓》《我的世紀》等作品，因涉獵面寬廣，語言新穎，想象豐富，手法獨特，在當代世界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

格拉斯筆下的人物都是獨特的、奇異而富有審美價值的意向性符號，是他用犀利的目光打量眾生萬象的視點，如《鐵皮鼓》中的奧斯卡。諾貝爾獎委員會在給君特·格拉斯的授獎詞中稱“他是寓言家和學問淵博的學者，他是各種聲音的錄音師，也是倨傲的獨白者，既是文學的集大成者，也是諷刺語言的創造者”。我認為，這就是對一個作家的最高褒獎。我喜歡讀他的這些作品，主要是因為作品的廣度、厚度與我的閱讀需求相符。一般作家的作品，我讀起來就像喝白水，太寡淡，沒味。當然，我的創作不會模仿他，沒必要。我現在和今后都不會模仿任何人。

丁：托馬斯·曼寫完新作品，有時會讓全家人聚到一起念給他們聽，帕慕克也會把他的作品讀給與他生活相交的朋友聽，你寫完新作品，有沒有讀者為您看？倘若有，他們給您作品提出過什么具體的意見嗎？可否例舉一二。

張：會的。每一個重大題材，從結構到細節，從事件到人物，都必須一絲不茍，謹慎對待，因此，要創作好一部作品，不僅要讓自己成為這方面的專家，還要捧著一顆誠心，虛心請教。我在南京、揚州和現在的徐州當大學的院長和黨委書記，出于對歷史事實和文學藝術的敬畏，在完成《遠東來信》《蒼茫大地》等作品初稿后，我都會叫上愛好文學的不同領域的大家和普通的閱讀者，一起坐下來，深入交流研討，汲取大家的智慧，每一位朋友都會從政治、歷史、戰爭、宗教等不同領域，提出一些意見建議。我還會與一些同仁交流，聽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記得，決定創作長篇小說《遠東來信》時，我將創作的幾章初稿念給母親聽，母親堅定有力的一句“中！”給予了我極大的鼓舞和信心！

文學作品必須要有廣闊的受眾面，

才能真正起到成風化人的作用

丁：每個讀者對一部作品的解讀和認知不同，所謂“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您想象過自己的讀者嗎？期待自己的讀者會是什么樣子？您希望您的作品對別人有什么樣的影響？

張：文學作品必須要有廣闊的受眾面，才能真正起到成風化人的作用。目前，每年都有“海量”的文學作品面世，其實作家與讀者之間也面臨著一場耐人尋味的“雙向”選擇，是主動迎合，還是回歸文學的本源，其實各有千秋。當然對于我來說，我希望自己的讀者來自不同的年齡段，不同的職業領域，為讀者帶來正能量，大家在讀者會上發出不同的思考和心聲。我的夢想，就是想創作無愧于時代、無愧于歷史的感召之作，帶領廣大讀者走進歷史、走近英雄、走向神圣！讓革命精神和信仰力量得到新的詮釋和傳承，影響當代，傳之久遠！

丁：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在長篇小說寫作時，期間會試著變換不同的寫作內容，他認為散文或詩歌對小說的寫作會有幫助，您在小說創作外，是否想過從事編劇寫作或其他文學體裁的創作？

張：我寫散文，不寫詩歌。我的散文被很多專家定義為“知識性散文”或者“學者型散文”。讀我散文的群體也非常大，層次也比較高——比如大學校長群體，有幾百位大學校長經常問我要散文讀。我創作了《面道》《過早》《矛盾》等一系列散文，從自然、理性和新的視角，運用辯證的思維，來反映變遷發展的社會與有序美好的生活本質。這些作品發表于一些文學刊物后，被很多選刊和報紙刊發，同樣受到讀者的喜愛。但我暫時沒有編寫劇本的打算，說不定以后會，主要是要把自己的一些作品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劇本，影響更多的人。

丁：據說您有兩部長篇小說已被改編成電視劇，目前正在拍攝中，很是期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改編這件事的？

張：目前，我與北京一家影視公司進行著廣泛而深入的合作，他們同樣有著執著的信念、高尚的情懷和崇高的擔當，把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遠東來信》改編拍攝成了電視劇，目前后期制作已經完成，即將與觀眾見面，對此，我非常期待。他們還將投入巨資傾力改編拍攝《蒼茫大地》等作品，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展開。這將更大范圍、更多層面、更為鮮活地呈現英雄們的熱血青春和矢志奮斗，也將進一步擴大作品的影響力，甚至能填補國內相關領域題材電視劇的空白，更好地展現和發揮作品在精神塑造方面的價值。

丁：比及影像的直接性和完整性，小說家無疑是處在劣勢的，有一些寫作者甚至是在模仿電影寫作，拼接或借用其中的情節，您覺得電影能夠教育小說家嗎？

張：我覺得“寫作者”“小說家”截然不同，是對這兩類人最明顯的定性，模仿電影寫作，顯然是一種急功近利，本末倒置。一位作家，只有用博大的胸懷去擁抱時代、深邃的目光去觀察現實、真誠的感情去體驗生活、藝術的靈感去捕捉人間之美，才能夠創作出不負時代的偉大作品。我作品中一些情節、細節的設計，讓很多讀者大呼“意想不到”，我覺得這源于自己堅持不懈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認為，作家就是要有這種有別于常人的智慧與敏銳。

丁：最近您在讀什么書或看了什么好的電影，能否分享一下？

張：我的業余時間幾乎都用來創作，但創作需要學習，需要日日新、又日新。我的閱讀雖然廣泛，但也有所選擇，每周幾個小時的德語溫習，是我二十年來一直堅持的習慣。最近我正在閱讀《歐洲史》《德意志之在》和赫伯特·馬爾庫塞所著的《單向度的人》。就說說后面這部作品吧，描繪了西方社會通過壓制人們內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從作家的角度，對這部作品可能有著不一樣的體會，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中華民族的久而彌堅的精神文化，迫切需要有人去傳承、弘揚和推廣，才能放大其感召力、吸引力和影響力。

丁：2019年您的寫作計劃是什么？可以簡單透露下題材內容嗎？

張：2019年上半年，我創作的以解放戰爭時期渡江戰役為背景的，50萬字長篇小說《渡江》即將與觀眾見面，這部作品作為渡江戰役勝利70周年的獻禮之作，將全面、立體描繪渡江戰役背景下不為人知的地下斗爭，將與《蒼茫大地》《鏖戰》一起形成描寫新中國成立艱難歷程的三部曲，形成在宏大戰爭背景下諜戰小說的一個系列。我想通過創作這幾部重大歷史題材小說，來傳播正能量，讓社會上更多的讀者甚至是青年人崇尚英雄，尊崇英雄，學習英雄。

丁東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