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將“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作為一個時間段加以論述，其實并不是重新設置一個新的文學史論述框架，或者將1978年以來的“四十年”作為文學史的段落。我們都意識到改革開放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重大的歷史性影響，而當代文學在近四十年又以文學的方式參與了改革開放。當代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一直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中進行，深刻打上了“改革開放”的烙印。當我們在重新敘述和評價近四十年文學時，所有的敘述和評價不僅表達了研究者對“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理解，也同時顯示了研究者對“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對文學基本問題的影響，成為我們論述近四十年文學的關鍵。

如果我們回溯以同樣的方式討論“當代文學六十年“改革開放三十文學”時的研究，不難發現彼時的共識遠遠大于當下的分歧，這意味著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改革開放中的文學都仍然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但在動態發展中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歷史闡釋段落，比如關于“八十年代文學”已經初步完成了作家作品的歷史化處理，與此相關的一些問題如觀念、思潮、現象的闡釋也逐漸呈現了共識之外的分歧。當下的分歧又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部分研究者對已經形成共識的歷史（如“文革”時期文學、“八十年代文學）做了不同于既往的論述，這樣的現象在“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研究中尤為明顯。不斷重返“八十年代文學，不斷再闡釋“十七年文學，其實也是尋求關于當代文學的不同的歷史與邏輯的敘述框架。

我們現在遇到的難題是，關于近四十年文學和政治文化的共識與分歧重疊在一起，即便是“純學術”問題，其背后“非學術”因素的影響始終存在著。文化現實也是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疊加，當下討論四十年文學所涉及到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四十年文學本身，而如何認識四十年文學又不可避免地要借此詢問文學未來的路向和可能。如此，討論近四十年文學既要置于“改革開放”之中，又要超越“改革開放，回到文學的基本問題。因此，如何討論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同樣存在問題與方法的選擇。

二

我一直主張當代文學的關聯性研究，在討論近四十年文學時，“關聯性”研究尤為重要。只有將近四十年文學置于百年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脈絡中，我們才能知道這個時間段的文學否定了什么、確立了什么，改革了什么、開放了什么，困境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才能把握近四十年文學的來龍去脈。

毫無疑問，近四十年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是以否定“文革”為前提的。如果不否定“文革”，何以有“改革開放，這是基本的常識。而否定“文革”和堅持“改革開放，必然會發生思想解放運動。八十年代的文學啟蒙思潮雖然和思想解放運動有所差異，但八十年代文學參與了思想解放運動，也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我們無法設想，如果沒有思想解放，當代文學曾經的禁區如何被打破，盲區如何被洞察。否定“文革”是新時期文學發生的前提，就無法討論“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這是我以為需要重申的常識。

我們現在可以把那段風云激蕩的歷史做一簡單的概括：重新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從“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從屬論、“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的工具論中解放出來；中央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重申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這是新時期文學發生的最關鍵條件，也是近四十年文學得以穩定發展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我以為這是“改革開放”對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影響。由此文學的發展空間和文學自身才有了重大變化和不同于既往的氣象。

我自然也不認為“改革開放”會對既往文學制度、文學觀念和文學作品形成了徹底的“斷裂”；相反，在否定“文革”的前提下，近四十年文學與歷史仍然保持著這樣那樣的“聯系。這種“斷裂”中的聯系或“聯系”中的“斷裂，我在拙作《論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過渡狀態》中曾經試圖做出解釋。這里需要提及與“改革開放”相關聯的另一個概念是“撥亂反正，否定“文革”是“撥亂”，那么“反正”的正在哪里？這就是“五四”新文學（啟蒙文學）和五六十年代在“雙百方針”指引下確立的文學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和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想象的優秀作品。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在“斷裂”中的“積極”聯系；另一方面，既往的部分消極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近四十年文學中，八十年代對一些論爭的處理仍然存在著非文學、非學術的方式。這種消極的聯系也是我們需要正視的問題，近四十年文學中的一些現象和困境與這些消極因素的重生有關。

無論如何，近四十年文學是新生的文學。文學的政治文化重建了，文學制度重建了，文學觀念更新了，新的文學經驗產生了，文學的文化身份逐漸明確了，中國文學與世界的對話之門打開了，等等。在這樣的歷史轉折中，近四十年文學才能和改革開放聯系在一起。政治文化空間的重構，給近四十年文學帶來了一系列堪稱“革命性的變化。如果說這是近四十年文學的“總體性”也未嘗不可。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八十年代文學”的重要意義也凸顯出來。我和眾多研究者一樣，以為八十年代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最為關鍵的一個歷史段落，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的歷史性變化，便無從討論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但我也認為，八十年代是“未完成”的年代，它沒有形成思想再生長的機制，也沒有形成新的新文化運動。文學進入九十年代以后，許多問題便產生了。

三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關鍵詞在近四十年此起彼伏：主體論、本體論、革命、啟蒙、人性、人道主義、自由、個體、反思、先鋒、尋根、形式、純文學、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現代性、后現代性、傳統、西方、性別、市場、階級、人民、大眾、全球化和世界文學等。我提到的這些關鍵詞，并不是一個嚴格的序列，有許多關鍵詞彼此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立的。而這樣一個現象表明近四十年文學的內部其實充滿了矛盾和張力。

其實，無論是“五四”啟蒙文學還是“十七年文學”都充滿了內在矛盾。一些西方學者看到了“八十年代文學”如何與“五四”相統一的關鍵所在，在談到李澤厚和劉再復的文學觀念和批評主張時，有學者這樣分析：“李和劉所設想的主體被理解和闡述為一種個體，因而在根本上與毛澤東的解個體化的群眾不相一致。李和劉二人都提出，美學經驗可以將個體從政治異化中拯救出來。盡管在五四時期啟蒙和美學現代性相互抵觸，但是這兩種傳統現在卻在辨別共同的敵人，亦即在這一觀念上統一起來：文學不過是對社會階級相互間發生的諸多沖突的再現。”我們暫不對這一說法中的偏頗之處加以分析，但此說理解問題的思路具有啟發性。

九十年代以后，文學的語境再次發生變化，市場和全球化的呈現，擾亂了文學的方寸，“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無果而終，表明了八十年代關于文學主潮的敘述已經不能移植和擴展到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學。這不是八十年代文學經驗的失效，也不是八十年代文學形成的常識已經失效，而是文學遭遇到了我們預期之外的問題。隨著“純文學”的反思，文學的本質主義受到質疑；而在新世紀之后，隨著文化身份意識的增強，曾經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對文學創作和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西方理論也開始在建立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呼聲中被指摘，盡管西方理論的影響仍然持續。文學創作對本土敘事資源的重視，逐漸強化了形式的另一種意識形態性。而新的“革命敘事”則調和了曾經是對立的種種因素。顯然，在“總體性之外，其他問題紛至沓來。

“新左派”文化批評家的出現，是九十年代末以來文學的又一重要現象。我無法對這一現象做出更準確和深入的分析，但我覺得這樣的評述有助于我們觀察和思考這一現象：他們同繼續固守支配著80年代的批評關切的問題——美學理想和啟蒙價值觀念——的‘自由主義批評家們相互抵觸。在90年代顯露頭角的新左派摒棄了對社會和文化議題的普世主義的、抽象的——或者說超歷史的——研究的信奉，轉而強調一種非本質主義的立場，認為應該聚焦于跨文化關系的權力網絡。因而，它既與‘自由主義批評家們不同，也與毛澤東的批評理論有別。與其說這一新的批評思潮僅僅聚焦于中國社會之內的社會層級化，不如說它更多地關注全球化時代的跨國文化關系。不過，盡管它不無新意，但這一批評立場也僅僅是在整個20世紀支配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那種文學的社會性和自治性之間對立的一種晚近表達罷了。”

如此說來，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也在循環著百年來中國文學的基本問題。

四

我們通常注意到了八十年代“朦朧詩“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對文學文體的影響，所謂文學形式的問題在這些文學思潮漸次展開后得以呈現。如果就此而言，這只是八十年代的一部分，文學批評的文體也在“小說革命”前后發生轉型。拓寬視域觀察，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文學批評以及與文學相關的報告、社論、領導人講話等文體形式都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還反映在那些并非及時性評論的文學史研究著作中。于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除了文學審美形式之外，文學研究的的表達形式（文體）從八十年代以降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的文體形式是如何轉型和重建的，應該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幾年前，我讀到一本在思想史層面上討論“文”與“道”關系的著作《漢語思想的文體形式》，這是一本被忽視的書。作者劉寧先生認為：長期以來，思想史所關注的思想史料，都沒有‘文體個性，而文體學的討論，又往往忽視說理議論的思想表達文體。中國思想史和文體傳統的豐富內涵，也因此受到障蔽。”劉寧對中國古代思想表達思想的文體傳統進行了梳理，在他看來，古人極為關注“文“道”關系，中國思想在“文”的豐富傳統中展開，而“文”亦需結合思想的曲折才能深刻理解其內涵。他的基本判斷是：一個思想家，在不同文體中所表達的思考，會有值得關注的差異；而同一個思想潮流中，不同的思想家，往往有不同的文體偏好，由此折射其思考路徑的分殊。從大的范圍來講，各種文體在歷史上的興衰起落，也常常與思想潮流的演變相伴隨。”

如果從大的背景上看，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也解放了文學研究的文體。當思想表達的文體越來越具有“個人性時（更多批評家的文體具有識別度），“大批判”文體衰落，偶有浮起也隨即被學人唾棄，“社論”文體同樣也在文學批評中式微。這當然也與學術體制重建、批評家知識結構調整有很緊密的關系，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的思想、學術資源越來越豐厚，個人表達的多種可能性也就隨之增大。如果做一比較，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更多的是文章式的，九十年代以后則以學術論著為主。這正是當代學術制度重建后的結果，越來越多的文學研究者在學術體制訓練后將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由近代學術體制確立的以論文和著作為核心的學術文體形式在九十年代以后得以恢復和鞏固。如果做粗略的劃分，近四十年的文學批評從文體形式上講，大致可以分為西式論著和中式文章，部分文學批評介乎兩者之間。——這同樣是一個需要討論的話題，如果我們把文學批評也視為近四十年文學的組成部分。

五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以兩種方式存在著，一種是“原生態”的文學史，一種是以方法、規則和偏好等加以選擇和敘述的文學史（文學史著作、理論和文學批評）。后者所呈現的文學史是被簡化了的文學史，是以“確定性”的論述來敘述“非確定性”的歷史狀態。我們一方面承認文學史著作或者文學批評對作家作品的歷史化（經典化）處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這種“歷史化”只是初步的、階段性的。文學史著作和文學批評是我們今天觀察和思考近四十年文學的一個參照，而不是進入“原生態”文學史的通道。

我曾經將當代文學史著作的結構簡化為“文學制度”與“作家作品”的相加，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作品作為一個“事件”與其他事件的聯系。如理查德?馬克塞所言，“在當代實踐中，這顯然是最復雜、最容易產生分歧的問題之一。我想不是“如果簡單化，而是事實上文學研究者關于歷史說明的組織原則不外乎下列諸原則中的一種：1）編年史的原則：對作品、作者或流派按照簡單的年代順序排列；2）有機組合的原則：把每一個文本統一到某種支配性的價值觀、標準、傳統及單位觀念，或者統一于通過歷時性研究方法實現的類比中；3）辯證的原則：引入另一個必要的層面，作品在這個層面上聯系到某種或多種構成因果的因素，如具有決定作用的經濟、社會、政治、語言或心理的結構；4）敘事的原則：構建連貫一致的故事，（即R.S.克萊恩〈R.S.Crane〉所說的，‘任何個體或群體的人以因果方式所連接的一系列獨特事件的連續性，在一段時間內，正好與構成變化的連續統一體的成分相關）；在作者與其素材、形式和目的之間不斷變化的關系中，這種構建特別包含著‘情節和代理人的選擇和發現。”顯然，我們目前的文學史是以前三條“組織原則而對歷史加以“說明的，第四種也即敘事性的文學史尚未發育成熟。

當我對照這幾條原則對文學史著作進行簡單的歸類時，不是討論文學史寫作問題，而是說在這些原則下，近四十年文學的復雜景觀并沒有完全進入文學史著作中，文學史寫作的選擇權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刪除或者忽視了諸多問題之后，讓我們對近四十年文學的理解有了偏頗甚至盲視。更為重要的是，我引入這個話題想試圖說明，作家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只是與社會政治、經濟的關系，也不只是與歷史、現實、虛擬世界的關系，還與作為知識生產和話語權力的文學史寫作與文學批評有著主動或被動的關系。

隨著對八十年代作家作品的歷史化處理，盡管只是初步的，但它對作家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這不僅指文學史既是文學批評的參照，也是很多作家希望獲得永恒價值的終結目標（入史的夢想或理想），而且作為知識生產的文學史寫作和文學批評直接影響作家在當下的位置，這個位置事關他們作品的讀者、發行數量、評獎、作品的意義闡釋以及能否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而被納入知識生產之中。如果把這種學術體制內的知識生產置于大背景中，我們就會看到作家在社會結構中的關系在九十年代以后遠比八十年代更為復雜。這是九十年代以后，特別是在新媒體發達之后，作家與社會關系之間的一個重大變化。當文學越來越小眾越來越專業化后，作家與知識生產的關系更為密切。

我曾經在重讀陸文夫時談到他寫于1994年的《文學史也者》，陸文夫在九十年代初期便意識到他的同行中有這樣的“苗頭。陸文夫用嘲弄的口吻說：近聞吾輩之中，有人論及，他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將如何如何。”他覺得文學史是管死人而不是管活人的，并調侃道：活著的人想在文學史里為自己修一座陵墓，就像那些怕火葬的老頭老太，生前為自己準備了壽衣壽材，結果還是被子孫們送進火葬場去。“人們常說千秋功過要留于后世評說。這話聽起來好像很謙虛，其實已經是氣宇不凡了。后世之人居然還能抽出時間來評說你的功過，說明你的功與過都是十分偉大的了，要不然的話，誰還肯把那些就是金錢的時間花在你的身上呢？”這當然是調侃的話，但在調侃中顯示了一個作家非功利的心態。

在這篇文章中，陸文夫有兩段話值得我們思考：“我不了解死后進了文學史是何種滋味，總覺得那文學史是個無情的東西，把你揉搓了一頓之后又把你無情地拋棄。一般地講，文學史對去世不久的文學家都比較客氣，說得好的地方也許比較多一點，這里面有許多政治的、現實的、感情的因素在里面。時間一長，許多非文學的因素消失了，那也就會說長道短，出言不遜了。時間再一長，連說長道短也慢慢地少了，這并不說明已經千秋論定，而是因為文學史太擠了，不得不讓請你讓出一點地位。時間再長一些，你就沒有了，需要進來的人多著呢！當然，有些人是永遠擠不掉的，那也是寥寥無幾。看起來，那些老是惦記著要進文學史的人，都不打可能屬于那寥寥無幾中的幾位。“其實，文學史是一門學問，是文學的派生，文學不是靠文學史而傳播、而生存的。有些在文學史中占有很大篇幅的人，卻只有學者知道，讀者卻不甚了了。有些在文學史中不甚了了的人，他的作品卻在讀者中十分流行，而且有很強的生命力。作家被人記住不是靠文學史，而是靠作品。”

坦率說，在越來越多的作家為獲獎寫作、為文學史寫作的時候，我想提出：在處理與政治的關系時，需要非功利的寫作；在處理與市場的關系時，需要非功利寫作；在處理與文學史或有或無的關系時，需要非功利的寫作。文學研究者同樣需要非功利的寫作。

六

如果以八十年代為參照，可以說我們現在的文學研究處于危機狀態。這與無序的文化現實有密切的關系。作品認同的分歧只是表面現象，背后的差異是無法模糊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文化關懷和始終存在的文學本體論問題。理查德?馬克塞在《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序言中使用了“持續危機”的概念，我以為當下的文學批評也處于“持續危機”之中。但正如理查德?馬克塞所說，像以前的批評一樣，現代批評似乎也是在持續危機（真正的或人為的）的范圍中繁榮的。

當我們回溯改革開放四十文學歷程，或許有助于我們消除或縮小批評中的分歧。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論述改革開放四十文學，又成為一個文化問題。我在這里所說的文化問題，重點不是指我們意識到的：批評的話語范圍已經成為超出文學的交叉學科，以及批評的研究對象已經涉及所有形式的文化生產；而是重申這樣一種觀點：文化問題注意對爭論的矯正，包括對排斥和包容的程度、統治和忍受的程度以及在社會領域里共謀和抵制的程度等進行矯正。

事實上，我們現在的困境還處于只有分歧沒有爭論的狀態，或者說是沒有實質性爭論的狀態。“當代文學批評的共識與分歧”是2017年4月我為當年6月召開的一次會議擬訂的一個主題。我和《南方文壇》張燕玲主編商量，可否就“共識與分歧”這一話題召開由兩代批評家參與的會議，燕玲主編非常贊成，并很快得到中國作協理論批評委員會、《揚子江評論》雜志社的響應，6月在蘇州大學召開了“當代文學批評的共識與分歧研討會。這一以青年批評家為主的會議，討論熱烈。不久前在南京的青年批評家論壇上，這一話題再次得到深入討論，有青年批評家甚至提出了現在是一個共識破裂的文學時代。

2012年我寫過一篇學術隨筆《回到文學的常識》。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到：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我們在“撥亂反正”和“與時俱進”中形成了許多新的認識和經驗，因此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常識。比如說，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與人民的關系，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文學與傳統的關系，文學與西方的關系，等等，都形成了近四十年文學研究的基本理論。我認為，這些常識還是要堅持的。當然不夠，所以還要發現和定義新的常識。這么多年來，我們所做的文學研究工作，其實只是在堅守常識。這不是貶低我們所做的批評或研究工作的崇高、創造和意義。上一代學者在打破禁區中回到文學的常識；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這一代是堅守常識，也去發現和定義新的常識。年輕一代也許不能完全體會到回到常識和堅守常識的艱難與意義，但我相信青年批評家比我們更有銳氣去發現新的常識，而不是去遮蔽已經呈現的常識。常識不是訓誡，八十年代以后恢復的常識、產生的常識是打破訓誡之后形成的。

我還是想起理查德?馬克塞說的那句話：簡單說來，盡管文學批評具有內在的爭論特征，但在互相沖突的理論家中間，其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嚴重，他們都面臨著元批評的任務。他所說的“元批評任務”是：1）對從紛亂爭論中凸顯的主要批評問題的區分；2）主要研究的問題（不管它是“作品、文本還是語境，也不論它是創作的前提還是后來構成的后果）的境遇；3）耐心辨別引發了什么樣的批評語言或專門詞匯。

現在看來，我們走過了四十年，但還沒有完成“元批評”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