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左中美依托堅實的云南紅土地，步向生命的縱深，用敏銳的女性感知、溫厚的母性情懷和詩意的靈動筆墨，追求表里如一的美麗，歌吟云起云落的從容，展現民族生存狀態的當下與過程，傳達出深刻的歷史記憶與現實的人文情懷，她的文字宛若漾濞的核桃，散發著親情的香氣，浸潤著溫馨的民間感情。

早年間，讀她的第一部散文集《不見秋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部書寫家園、心靈和生活五味的書，左中美在書中洞察社會，解讀歷史；她超越民族性與地域性，感悟人生，審視文化。其后，她又陸續出版了《時光素箋》和《拐角，遇見》兩部散文集，技巧愈加嫻熟，行文得心應手，但眼界明顯窄了，胸襟也小了，自我陶醉的孤芳自賞多了一些。這次讀到她的《安寧大地》書稿，讓我眼前一亮：她又重新開始關注大地，凝視鄉土。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也就是說，鄉土性貫穿了中國社會的文化構成與中國人的生存方式。于是，包含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牧歌文化底蘊的鄉土世界成為“家”、“母親”的象征，在20世紀的工業文明的凱歌高揚里構成文人們的心靈支撐與價值依托，沈從文的邊城白塔、蕭紅的呼蘭小城、汪曾祺的荸薺庵、孫犁的白洋淀、劉亮程的遙遠的村莊，無不忠實反映著中國文化的鄉土韻致，鄉土田園牧歌世界成為現代中國追尋理想的載體，一如海子詩歌中對昔日故鄉的熱烈追憶。理解中國文化的鄉土特性，也就理解了《安寧大地》作者為什么魂牽夢繞于自己的故鄉，她在書中用紛繁的文字保留了彌足珍貴的鄉土記憶與生存智慧。這些鄉土記憶，在作者筆下娓娓道來，像人類斷片化的記憶形態本身，碎片化、零散化，建構了別具一格的自然生態文學世界，充溢著邊地鄉村的安寧寂靜。鄉村、房舍、田野、花朵、走在鄉間小路上的匠人、竹林里的手藝、屋角院落里的草葉露珠、蜿蜒流淌的溪流、勤勞的農人、少女動人爽朗的笑聲，還原出原生態質樸淳厚的鄉野氣息，一個令現代社會他者感到真實而親切的鄉土，如作者所說：

“我知道，這塊大地是永遠不會丟棄的，只要家還在村莊里的一天，一家人就會一代一代地把它守下去。掛掉電話，我在心里想起這塊大地舊時的樣子，包谷在雨水里嘩嘩生長，在不斷前來的時光里，深情地迎風歌唱。”

流瀉在作者筆下的，是一章章零散又真摯的鄉土記憶。肥沃的土地上生長出各種大地的饋贈，“這大地上生長的許多東西，最終，都要回到樸素的神靈那里。木耳是其中的一種。”田野的植物被人們用精巧的手藝變成一件件實用的生活用品，“我在村莊出生，長大，看著人們一年一年砍下竹子，制成各種各樣的器具，可是，當我回憶起來，竟憶不起村莊的哪蓬竹子開過那樣一串一串褐色的狀若葉蕾的竹花。村莊的那些竹子都還翠綠著。家旁箐里有一蓬龍竹，風大時常常吱嘎鳴響。只是，不管夜里再刮多大的風，我已經確信那竹子其實不會倒下。天亮出門，村莊一切安好。”鄉野大地以地母的溫厚胸懷收納各種生命，成為每一種生命盡情展示活力的舞臺，“螢火蟲，這夏夜里的精靈，我曾在白天時細看過它，那是一只在夜晚被捉到的螢火蟲，它的樣子實在是其貌不揚，全身呈淺淺的土灰色，一對橢圓形的短翅下面，墜著一個鼓鼓的肚腹，這肚腹的后半部分，據說便是它夜晚發光的所在。而造物的圣意是這樣的巧妙，就是這樣一只只看上去灰撲撲的小蟲子，到了夜晚卻是光華閃耀，為村莊和大地點亮萬盞閃亮的螢光，與夜空中漫天清澈的星光遙相呼應。”作者用原初的目光呈現日常世界，以“鄉人”的自覺與自豪保留鄉村的自在性與自主性。如同美國漢學家金介甫對沈從文的評論：“不管將來發展成什么局面，湘西舊社會的面貌與聲音，恐懼和希望，總算在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保存下來了，別的地區卻很少有這種福氣。”因此，《安寧大地》的一個可貴之處在于為本土地域文化留下了生動立體的剪影，這是作者的靈氣之所在、作者創作源泉之所系，也是這片土地上的故事得以被流傳的福氣。

丁帆說：“前現代式的農耕文明社會文化結構仍然存活在中國廣袤的中西部的不發達地區，雖然刀耕火種式的農耕文明生活方式不復存在，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文明生活方式仍舊在延續著。”云南也是中國西部的一部分，較為緩慢的發展速度，令農耕文化得以更完好地存留。《安寧大地》中尤為珍貴的是對鄉土日常生活中民俗儀式充滿詩意的細節描寫。比如，“上梁的吉時一般在正午未時至申時之間（下午3時左右）。那根最后的正梁（又稱“喜梁”）架在院子正中的一對木馬上，正中部以一塊畫了八卦圖的正方形紅布以棱形包上，且中間以一個包有五谷和硬幣的祝愿富貴吉祥的“梁包”，兩頭拴上長繩。主人家備好一只大公雞，一提籃拌有硬幣、五谷和各種糖果的餌塊粑粑，一桶水。餌塊粑粑當中，有兩只大的餌塊筒子，其中一只里面包了硬幣。”作者還不厭其煩地記錄了上梁時候的種種吉語歌謠：“金絲梁、金絲梁，你在山中做樹王，主人取得黃道日，把你取回做中梁。”“祭梁頭，文登科，武封侯！”“祭梁中，代代兒郎坐朝中！”“祭梁尾，金玉滿堂多富貴！” 風俗與節慶是鄉土生活的重要部分，是民間恒常的生活習慣，也最能表現民間的價值觀念。作者把記憶中的生活細節還原到細致入微的地步，通過作者對鄉土手工藝和風俗儀式的不厭其煩的描繪，令人充分感受原生態鄉土生活與豐厚的鄉土經驗。鄉土生活的深層意義就在風俗、傳說、宗教儀式中，它們維系著鄉土世界的恒常感以及與過去時代的連續感，原生化的鄉土經驗與鄉土敘述是中國記憶中彌足珍貴的內容。

現代性生存與農耕文明混雜共生的時代，全球化與邊地文化交叉互滲的轉折點，作家們往往用鄉土書寫來抵御工業文明帶來的異化。在很多西方學者看來，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義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對他們仍有價值的東西作代價。對“詩意棲居”的追求是工業時代以來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定位，追求人類世界與自然世界相互依存、和諧共生的理想狀態，也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對生存價值信念進行的解構與重建。

人與土地是生死相依的共同體，土地是人類的衣食之源，也是滋養精神的母地，作者對古老鄉土的情愫與自己心靈的脈動遙相呼應，用生命與土地融為一體的熱愛來歌詠著故鄉。因此，在安寧大地上的人們，在生養自己的大地上，獲得心靈的踏實，養育單純而質樸的生命追求，建構起天性的愜意，這是工業社會背景里的一種奢望，因為奢侈，這種詩意的記憶更顯溫暖。作者擁抱當下的生活的溫熱，卻不拘囿于生存的狹促，而是與生存境遇拉開距離，進行審美觀照，擴展穿越時空的縱深視野，確立個人主體地位，在歷史與現實的雙重滄桑中，守護原始生命的質樸，在現代文明的建構中，納入傳統邊地民族精神的倫理，建構現代人價值共同體和民族精神的重振，保持詩意與時代性結合的完整。詩意讓棲居更美好，人如果沒有了詩意，大地就不再是家園；精神就會變得平庸，不再有幸福。

弗洛姆認為：“人誕生為人便意味著他脫離了自然的家，割斷了與自然的關系，這種斷絕使他感到害怕——只有當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這個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所以文學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以不屈不撓的努力，為人類提供情感慰藉，提升人性，塑造理想的人類生活。人類的理想應該是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而不是人的商品化實現程度，因此人類需要在理想的精神家園中得到情感撫慰和智性反思。《安寧大地》嘗試著承擔了這一文學使命，在市場經濟、都市文學普遍泛化的當代社會，提供了一個詩意的鄉土與靈魂的憩園，無論社會怎樣發展，文明怎樣進步，尋找精神家園才是人類最終的永恒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