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雖然我關注女性寫作，但我也堅持認為，在藝術領域，優秀作品和藝術家其實是不分性別的——我們能說簡·奧斯丁是最好的女小說家嗎？她的優秀不獨屬于女性寫作領域，同理，我們也不能說魯迅是最優秀的男作家。

不過，話說回來，因為歷史文化淵源，相對于男性，一位女性在進行寫作時，她有更多的障礙和束縛需要去克服，需要去掙脫。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書寫，對于女性寫作更意味深長。我認為，如果一個女人已經擁有了獨屬于她的房間，那么，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長成一個強大的自我至為關鍵。在我看來，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親情、倫理、教條、掌聲、他人的目光以及愛情面前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是成為一位優秀作家、一位優秀女作家的基本前提，沒有這一點，其它都無從談起。接下來，我就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女性寫作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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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一位拍攝冰心紀錄片的記者問我，為什么早期冰心的寫作只是止于家庭，什么原因使她不如后來的那些女作家寫得那么銳利。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回答起來也很復雜，因為影響作家創作的因素太多了。我只來討論影響她自由創作的障礙。《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是我的博士論文專著，它關注的是1895至1925年的中國現代女作家寫作。在那本書里，我著重分析過冰心的創作。

冰心十九歲開始寫作，很年輕就受到讀者的歡迎。當時，她在創作談里寫過自己的創作習慣：“這時我每寫完一篇東西，必請我母親先看，父親有時也參加點意見”。這句話好象隨意說的，但研究者不能忽視。我讀到這個資料的時候愣了一下。——當一位女作家把她的父親、母親、弟弟們作為第一讀者時，你能指望她拋棄乖女兒、好姐姐的形象？指望她進行“越軌”的創作幾乎是空想，她的家庭教育不允許。也是在那個創作談里，冰心解釋說小說中的“我”和作者不是一回事，她的母親反問她：難道不是你寫嗎？當作家明知身邊人和讀者會將小說人物對號入座時，她寫作時、發表以前會不會自我審查？

而且，當時年輕的冰心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愛，小說中那種對優雅、純潔女性形象的刻意塑造和克制講述使她收到了雪片一樣的讀者來信，也受到了密集的贊揚。這些來信和夸獎來自大眾和傳統，它們對于冰心如何成為“冰心女士”也起到了強烈的塑造作用，最終，這種力量內化為冰心的主體性格，進行寫作的冰心女士有禮有節、溫柔敦厚，從不越雷池一步。

這最終導致了冰心在敘事上的自我清潔，沒有情欲，沒有越軌，沒有冒犯，在寫作過程中，她心中始終有一個“冰心女士”，并且要盡力使她完美。所以，正如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冰心完成了大眾想象中的“冰心”，這是從兩性關系中抽離出來的角色，它潔白，美麗、微笑，但也讓人不滿足。今天的研究者甚至尖銳地說，那個“冰心女士”“不過是披著女性外衣的男性想象物。”

作為現代中國第一位廣受關注的女作家，冰心這樣寫作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種自我保護，她不想讓人說三道四，她的家人也不愿意，所以，她不得不如此。當一位女作家意識到自己作品的第一讀者是父親、母親和弟弟時，當她意識到萬千讀者都期待另一個她時，她會泯滅內心的另一個“我”。

那么，這就是我說的那種不自由。這也意味著這位作家沒有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內在的自我限制、自我束縛、自我清潔使青年冰心的寫作不自由。在這種情況下，年輕的她能創作出一部與傳統抗辯、與世界抗辯、對人們的閱讀習慣進行挑戰的作品么？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所以，年輕的冰心寫作只能如此這般。也必須提到，反倒是到了晚年，冰心越來越犀利，越來越敢寫，因為此時的她開始懂得了什么是解放自我、什么是自由表達，她開始懂得了“自由表達”對于一位寫作者的寶貴。

年輕冰心并不是個案。另一個例子是她同時代的黃廬隱，黃熱愛寫作，一直在《小說月報》發表小說。這個雜志喜歡刊登書寫社會問題的小說，廬隱一直堅持寫這樣的作品，工人，農民，貧窮者等等，她因此成為當時著名的女作家。但是，作為女高師的學生，這些人的生活之于廬隱是隔膜的，她最擅長寫青年女性生存的困惑。可是，那又不是《小說月報》所愛，我們也知道，主編茅盾非常欣賞廬隱關于社會生活的小說。某種程度上，廬隱的小說創作，深受《小說月報》及其主編喜好的影響。今天看來，廬隱并不是非常優秀的作家，她的作品幾乎被遺忘。之所以如此，原因一則當然與她的個人天賦有關，另方面，也是因為，她為了編輯和批評家的趣味，沒有真正打開自我。事實上，即使是寫她的青年女性生活時，她也畏手畏腳，怕讀者對號入座。

一百年來中國的女性寫作史上，像冰心廬隱這樣的女性很多，她們身上未必沒有成為優秀大作家的潛質，或者，她們也許可以寫得更好，但是，最終卻沒有能“人盡其才”，我想，很大原因在于環境、道德以及內心對自我的束縛。

當然，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跟那時候已有很大不同。可是，今天的我們真的能打開“自我”嗎？真的能解放內心、不為世俗、不為文學趣味、不為批評家/讀者好惡而寫作嗎？如果有人把這個問題拋給我，我肯定也不能給大家滿意的回答。我必須老實承認。

流行什么寫什么，是當下許多作者的習慣，至少我在雜志上看到的是這樣，社會現實如此千奇百怪，但在作品里卻千人一面：底層寫作，日常生活的描摹，婆婆媽媽式人際關系，又或者，對社會問題的簡單勾勒。能沖破當下寫作氛圍的作品很少，就我目前所見，鮮少有那種有獨立判斷力和穿透力的作品。我們的寫作常常會被時代風潮、外界的看法、雜志的意愿所影響。女作家的作品也不例外。

千百年來，婦女是在限制中成長的。“婦女是受條件限制的。她們不僅受從父母和老師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們所讀的那些書的限制，受到她們所讀的書――包括女作家們所寫的書――所傳給她們的那些神話的限制。她們受到傳統的婦女形象的限制，而她們感到要脫離這種模式又是極其困難的。” 波伏娃在《婦女與創造力》中說。波伏娃說的情況今天依然存在。我們常常以為我們來到了新時代，我們身上沒有了枷鎖，沒有了限制，其實不然。今天的女性，在成長過程中，依然是處處有限制，——什么是美，什么是好女人，怎么樣可以討得愛人歡心……這些話題依然是最受歡迎的。今天的女性，依然在被灌輸如何看別人臉色，如何討好他人和男人。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我想說的是，在我們身上，在我們母親身上，在我們年輕的下一代身上，那種隱秘的強大的限制依然在。

那么，作為寫作者的我們，在寫作時是否想到過要沖破藩籬——沖破教育的、世俗的、書本里有關好女人/好作家形象束縛？大部分時候，作為女性，我們是與這些規則和諧相處的，我們沉緬于“好女人”/“好作家”的規則中，以使自己適應這個規則。取悅他人，為身邊習俗與慣例所困擾，是大多數女作者面臨的障礙。

作為女學者、女批評家又何嘗不是如此？當我想到自己一篇論文要給某家雜志時，會要考慮到雜志的趣味，哪個段落可能這個雜志不喜歡。如果雜志不喜歡，我要不要修改？我會糾結。是的，我會糾結，也許我拒絕修改，但是糾結還是有的。還比如，假如我的一個觀點和我尊敬的師長、我的好朋友觀點不合時，我心里會不會猶疑，又或者，我會不會告訴自己干脆不表達，沉默了之？坦率說，我會在內心進行長時間掙扎，我要突破內心的巨大困擾。又或者，當你的某一類文章受到表揚時，你內心會不會因為別人喜歡而不斷地寫下去，進而迷失在別人的掌聲中呢？

最近幾年，作為寫作者的我，深刻認知到，養成獨立思考和自由寫作的習慣如此之難，養成秉筆直書、坦陳己見如此之難，我恐怕終生要與這樣或那樣的內心的羞怯、虛弱、虛榮搏斗。也是在此意義上，我以為，養成獨立思考、坦承己見的習慣，是寶貴的開始。沒有對自我虛榮與虛弱的克服，其它就無從談起。

當然，也有女作家，在她最年輕的時候就天然地具有自由寫作的勇氣。我想到丁玲。當時的讀者回憶說，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到來，宣布了冰心時代的結束。所有讀者都意識到一位新銳女作家的到來，甚至一個新的寫作時代的到來。這部小說中寫了一位現代女性的內心世界，女性在愛情中的兩難。年輕的丁玲在寫作時，一定沒有想過她母親看過后會怎么樣，廣大讀者會不會將她與莎菲對號入座，她恐怕是毫不在乎的。要知道，那是1927年代的中國。丁玲當時也很年輕，寫作莎菲時，丁玲是完全沒有興趣做什么乖乖女，在當時，她是任性地聽從了內心的聲音。她也一下子就成為了中國最受人矚目的女作家，她為什么受到大家的關注？因為她勇敢地沖破了傳統的、道德的、寫作慣例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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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們都知道的，現代女作家里，我獨愛蕭紅。接下來的時間里，我想說說我對蕭紅的理解。蕭紅是好作家，她的好，在于天然的沒有邊界感，她不僅僅是能解放自我的那種作家，而且，在她生命的后期，她也具有了沖破障礙，向一切成規說“不”的勇氣。雖然蕭紅命運多舛，一生飽受不公，但只要去讀她的作品，就會完全明白，她實在是可以稱作文學世界的“勇者”。

我寫過蕭紅的隨筆，發表在2011年6期《人民文學》，在那篇文字里，我對寫《生死場》時的蕭紅做過一些分析。下面就是那篇文章里的部分說法。《生死場》有許多不合常理的、讓有潔癖者避過頭去的書寫。寫作時的蕭紅是“忍心”的。她寫曾經美麗的女人月英癱瘓后象個鬼，曾經被男人熱愛的身體已經成為小蟲們的洞穴。她寫金枝對性的復雜感受，因為男人成業的粗暴而深為恐懼夜晚的來臨，但是，那痛苦分明又追著某種歡樂。當然，她也寫鄉村女人的生產和死亡，很卑賤，看得時候驚心動魄。

《生死場》里有許多驚世駭俗的身體書寫。一邊是男人和女人的性，一邊則是豬的，牛的。在她眼里，全世界都忙著生忙著死。寫得如此真切，觸目驚心。我想，年輕的蕭紅面對身體的態度一定是矛盾和驚惶的，她很早就有生育的經驗，那些性的、生產的經驗，都包含在這樣的文字里了。

蕭紅是那種對疼痛極為敏感的女人，可是，在文字中她又可以如此直視那困擾她一生的傷口、鮮血、哀嚎、屈辱。當年魯迅評價她的寫作是越軌的筆致，是“力透紙背”，很貼。看蕭紅，很多人會想到女性寫作領域的“身體寫作”，但是，蕭紅的大不同在于，她時時可以跳開“自我”，目光遼闊。比如她一方面寫饑餓，說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一方面，她也看到屋外的窮人們，衣不蔽體，她并不自憐自艾。

仔細去想，蕭紅的寫作實在跟所謂的“教養”二字不沾邊。——有教養的女人是溫婉和柔和的，是有規矩的，可是蕭紅完全不是，她的色彩是硬的，是橫沖直撞的，是濃烈的而不是素雅的。大眾意義上的有教養的女作家是什么樣子？是像早期冰心那樣的，如果她想到自己的書寫會導致別人怪異的目光和奇怪的流言便會羞怯地停下筆。可是蕭紅不。蕭紅沒有，她絕不因為自己天生是女人就要躲閃什么；相反，她象個接生婆一樣注視女人的分娩，看著那作為負累的女人身體撐大、變形、毀滅。

誰說女性的寫作一定是柔軟的、溫馴的、素凈的；誰說女性的寫作一定是羞怯的和膚淺的？誰說女性的寫作一定是不銳利、不勇猛的？誰說女性寫作一定是這樣而一定不是那樣的？蕭紅的寫作打破了那些慣常印象。在我看來，蕭紅拿起筆寫作，她首先掙脫和戰勝的是自己內心的恐懼。我們都是女性，都是從事寫作工作的人，想想我們寫作時的猶疑不安，對真相的修飾和掩藏——設身處地，我們就會了解這個女作家如何掙脫束縛，也就會了解這位作家的勇氣。而在當時，作為她的愛人和伴侶，蕭軍又是那么龐大的存在，她同時也要忍受蕭軍對她的不屑與輕視。

在蕭軍那里，男人們因為抗戰獲得了男人的尊嚴，可是，蕭紅看到的是別的。對于《生死場》中進城做了洗衣婦的金枝而言，日本鬼子可以把她抓來羞辱，要求縫褲子的中國男人把門一關照樣可以“侵入”。這就是蕭紅看到的世界，她比蕭軍看到的世界小，但是深刻而透辟。普通作家，或者，女作家，也不一定沒看到，沒感受到，戰爭時代這樣的故事并不是個案。但是，她們為什么沒有寫下來？在抗戰文學潮流里，她們是不是因想到要顧全大局而略去不寫？

大多數作家在寫作時都會自我規訓，以使自己的寫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學慣例，大多數作家，都不敢、也不試圖去做那個“不合時宜”者。想一想蕭紅寫作的年代，東北淪亡，舉國悲憤。盡管她愿意以書寫故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念和憤怒，但她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力。她沒有完全加入抗戰的大合唱，她有她自己的聲音，她要尋找到她自己的寫作調性。蕭紅寫了戰爭期間女人的感受和困惑：一切都將會因為戰爭的結束而發生變化嗎？這是她的困惑。她為我們保留下了她的困惑，今天，回過頭看，這種困惑多么重要和深刻，她比她的前夫蕭軍要冷靜得多深刻得多，即使在他們的婚姻存續期，蕭紅的才華被蕭軍及其朋友低估。

當年蕭紅把《呼蘭河傳》第一章給朋友看，朋友說，寫得不錯，但就不知道這是小說還是散文。蕭紅的回答是，我不管，只要寫得好。這個回答是蕭紅三十歲的時候，她臨死前的一年。她還對聶甘弩說過一段話：“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這是蕭紅寫《呼蘭河傳》之前說的。這些話屬于自由自在的寫作者蕭紅。這多么美好。也許，蕭紅以前在寫作中有過遲疑和自我否定，但是，到寫《呼蘭河傳》的時候，蕭紅內心已經開始養成了獨立思考、坦陳己見的習慣。

《呼蘭河傳》寫得比《生死場》好，是因為她完全跨越了寫作文體的界限，她以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的寫作樣本對那些所謂的文學慣例說“不”。《呼蘭河傳》也許放不進某種慣常的文體，但這一點兒也不影響它的魅力。《呼蘭河傳》中大泥坑的隱喻，小團圓媳婦無端地被殺死，出現在彼時彼地的中國，也出現在今時今日。蕭紅由一己之所見，抵達了遼遠，她寫出了人類整體的命運和際遇。這個作家寫出了“這一個”世界。蕭紅只活了三十一歲，生命短暫，但是，她文字的生命卻遠超過她肉身的。《懷念魯迅先生》、《呼蘭河傳》能為萬千讀者誦讀，能為幾代讀者共同熱愛，實在是一位目光遼遠、內心養成自由寫作習慣的作家應得的榮譽。

作為作家，蕭紅為我們提供的經驗是，在時代潮流里盡可能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寫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評她立場不堅定，寫作沒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絕不自我規訓和自我審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數人的審美口味。這也是我喜歡蕭紅的原因。比如當時開抗戰創作會議，別人都在討論如何寫抗日，蕭紅的發言則是，抗日是必須的，同時她也認為，文學，小說，永遠都對著的是人類的愚昧。這樣的發言，在那樣的場合里，說出來多么不容易！如果我們能回憶起自己在各種場合所做的發言，就知道，在一個強大氣場里說出格格不入的話，實在是一種大勇氣。我想，這緣于蕭紅對自我寫作追求的確信。

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親情、倫理、教條、掌聲、他人的目光以及愛情面前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寫作的自由。我覺得很多人把自由二字狹隘化了，寫作的自由不只是指突破審查制度，也包括作家的自我解放、包括作家對自我虛榮的克服。今天，我們有沒有為了獲取掌聲而扭曲內心最真實的表達——如果有，那是不是另一種不自由，另一種作繭自縛？另一種不自由是隱蔽的，通常被大眾認為在追求自由，被大眾認為是勇敢。這是題外話。

回到女性寫作。即使今天男女平等已經成為常識，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與男人不同，作為女性，我們常常會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種不平等。以前我很憤怒，現在，我對此有了不同的理解。雖然要努力爭取平等，但是，在藝術領域，這個邊緣位置有時也能帶給我另外的視角和感受。站在弱的一方看世界，站在弱的一方思考；站在女性立場，站在女性角度認識世界，這個世界會顯現不同。我想，那是屬于我作為女性的感受，承認并尊重這個感受，不掩藏，把我感受到的世界寫出來，是對平等的追求，是對寫作自由的追求。

不怯懦地表達，即使身處邊緣，也要發聲，也要勇敢地與全世界進行平等交流。寫作需要自我解放，但也需要一種自信——對自由表達的確信，對獨立思考的確信，對坦陳自見的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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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作家都是能在精神世界層面沖破束縛和枷鎖的人，內在里他們都有對自我表達的確信。還以丁玲為例。《我在霞村的時候》中貞貞被日本人玷污，同時，她也為抗戰獲取過寶貴情報。那么，這個女人到底是“貞”或“不貞”？丁玲寫下了她對民族國家利益和個人身體尊嚴之間那個模糊和含糊地帶的思索。這是女性寫作，小說的困惑來自女性身體的感受。——丁玲為什么會想到這種古怪的問題，她寫出來不怕難為情？當然，這是她本身生活際遇引發的思考，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決不讓這些灰色的感受流走，她決不因為它是私人的感受而避諱，她不畏懼這些思考見光。在我眼里，丁玲也是我們文學世界的“勇者”。今天看來，在有關抗戰的作品里，這小說獨具意義，丁玲的思考也是深入的。

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喜歡讀張愛玲，這個小說家非比尋常，她有她理解世界的方法，不一樣的歷史觀，想想《傾城之戀》，想想《封鎖》，張愛玲之所以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獨特的存在，與她獨特的理解力和世界觀密切相關，也與她并不畏懼與潮流相異的秉性有關。“不合眾囂，獨具我見”，這是魯迅先生的話，我很喜歡。作為書寫者、藝術家，也不單單是女作家，終其一生追求不就是不合眾囂、獨具我見？

在《一個人的房間》中，吳爾夫設想過莎士比亞妹妹，一位女文豪出現的條件——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自由、坦陳己見，獨立行走，目光遼闊是這位前輩給予后來女性寫作者的期許，多年來，作為讀者，我受教于此。

坦率說，今天之所以討論假如我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也基于我個人內心的困惑，我希望通過交流為自己尋找答案。作為批評家，我希望自己寫下的文字能做到聽從內心的聲音；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秉筆直書，坦陳己見。

我知道這些目標并不容易達到，它實在需要我們終生要與身體中那個怯懦的“我”進行不屈不撓地搏斗。因此，我想寫下吳爾夫的一段話與諸位同行共勉：

如果我們已經養成了自由的習慣，并且有秉筆直書坦陳己見的勇氣；如果我們從普通客廳之中略為解脫，并且不總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觀察人，而是要觀察人與真實之間的關系；還要觀察天空、樹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們的目光超越彌爾頓的標桿，因為沒有人應該遮蔽自己的視野；如果我們敢于面對事實，因為這是一個事實：沒有人會伸出手臂來攙扶我們，我們要獨立行走，我們要與真實世界確立聯系，而不僅僅是與男男女女蕓蕓眾生的物質世界建立重要聯系，要是我們果真能夠如此，那么這個機會就會來臨：莎士比亞的妹妹，這位死去的詩人，就會附身于她所經常舍棄的身體。她就會仿效她兄長的先例，從她許多無名先輩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過不斷的繼承和積累，她就會誕生。

（此文系作者在2014年昆明女作家培訓班上的發言，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