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博物館數字中心綜合頁面(局部)。(上博供圖)

觀眾最喜歡逛的展廳是哪一個，哪些展品“出鏡率”最高，古書畫暗藏什么玄機？ 上海博物館昨天宣布已建成國內首家博物館數字化管理平臺。這意味著，該館的管理將從“經驗驅動”向“數據驅動”轉變，通過直觀的圖表，所有的服務都可以基于大數據而決策施行，并通過專題子項將內容數字化，不僅能講好故事，還能凸顯作品的局部，辨別真偽。目前，該平臺已通過驗收，即將投入運用。

實時抓取觀眾行為數據，以圖表形式直觀呈現

這是一個以“技術慧眼”透視觀眾需求的平臺，上面顯示的內容十分豐富，包含了藏品、客流、新媒體傳播、觀眾行為、文創產品銷售等諸多數據，基本涵蓋了博物館收藏、研究、傳播三大功能，且以圖表的形式直觀呈現。比如，通過該平臺，可以精確搜集上博每一天、每一小時的觀眾人數，實時了解各展廳的人流實況，一旦瞬時參觀人次超過警戒線，平臺將亮黃燈，并第一時間將信息傳遞給相關工作人員。針對這一情況，上海博物館將采取分流等措施。

該平臺還可根據觀眾在某一個展廳內的參觀線路，“編織”出一張路線圖。通過這張密密麻麻的路線圖，可以發現：每一個展廳的人流主要集中在入口處附近，而展廳深處，少有觀眾走到。這就提醒布展人員進行相關研究后作出調整，吸引更多觀眾深入展廳。觀眾的愛好也通過平臺得以顯現，比如，幾乎每一個進上博參觀的觀眾都會走進青銅館，且停留時間在15分鐘以上。

通過該平臺，上博文創產品的銷售情況也一目了然，甚至細到哪個時段購買力最強。根據圖表顯示，上博文創產品在每天上午11點半達到銷售高峰。上博數字中心工作人員解釋，這是因為，在該時段，第一波觀眾正好參觀完，然后開始購物的時間。

上海博物館信息中心主任劉健介紹，目前，博物館數字化大都集中在外圍，比如服務性App、數字導覽、藏品索引等，怎么把數字化運用到博物館核心業務中來，是上博數字化工程中始終在思考的問題。

數字人文的開拓性實驗：將董其昌的人生全面數字化

在抓取觀眾客觀行為數據的同時，該平臺還推出了“董其昌數字人文”專題子項。這是國內博物館在數字人文研究領域進行的一次開拓性實驗，它依托數據關聯和量化分析，將明末清初書畫大家董其昌的人生全面數字化。在這個子項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位書畫大師從出生到去世每一年發生的與其相關的重大事件。就連董其昌人生中的幾次重要出行，都被做成了動圖，他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都被清晰地記錄了下來。比如他于1605年5月，到長沙觀賞了米友仁的名作《瀟湘奇觀圖》，并作了題記。

通過社會關系圖表，可知董其昌人脈非常廣，其朋友圈的名人多達120多位，其中僅在浙江一地就有17位。在所有的朋友中，明代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是跟他關系走得最近的一位。據史料記載，萬歷八年(1580年)，“陳坐館王翼明家，結識董以及唐文獻、方應選、何士端等”。彼時，董其昌26歲，陳繼儒23歲，自結識后兩人保持著頻繁的往來。而他們交往中的思想碰撞，也促成“松江畫派”理論的形成。

系統還將董其昌的名作進行高清拍攝，然后在屏幕上放大到原作的數倍，通過高清對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博館藏董其昌名作的各種局部細節。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說，有了這樣清晰的數字系統，今年的董其昌大展上，就有可能為觀眾呈現更清晰、完整的董其昌藝術。

該系統還提供人工智能服務，比如讓機器學畫，辨識董其昌名作中慣用的筆法，然后自動搜索其他作品中相似的畫面，進行比對研究。凌利中表示，這樣的系統，不但充滿趣味，也有助于研究人員辨偽。而以人工智能方式分析中國古代繪畫的元素及特征，這在目前中國書畫研究中是首創。

“在新的時代，以文化保存與傳播為己任的博物館面臨著自我更新和發展的挑戰。數字化管理平臺的開發和建設，是上海博物館融入新時代、應對新形勢的一次實踐。”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表示，該平臺的搭建也是為上博東館建設所做的先期試驗，將為未來多點辦公一體化數字管理打下相應的基礎，探索讓文物“活起來”新路徑。未來，該平臺還將不斷細化，為上博的發展提供決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