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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畢加索》 （法）讓·科克托 著 張莉 唐洋洋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3月

《遇見畢加索》 （法）讓·科克托 著 張莉 唐洋洋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3月

延伸閱讀 《畢加索傳》 （英）約翰·理查德森 著 孟憲平 譯 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6年12月

今年的4月8日是偉大藝術家巴勃羅·畢加索逝世45周年的日子，《遇見畢加索》一書全面展現了這位藝術家的成長之路。作者讓·科克托在畢加索成為“畢加索”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上圖為兩人合影），因此他寫下了關于畢加索和那個巨變時代的獨特記錄和珍貴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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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跑得比美快，這就是為什么他的作品看上去很丑。”

此言出自讓·科克托1962年出版的《巴勃羅·畢加索：1916-1961》一書。而早在43年前，也就是1919年4月7日，在給《巴黎午間》寫的“自由定奪”系列隨筆里，談及畢加索，他是這樣寫的：“乍一看，他的靜物與實物的差距就如同小丑與我們的服裝及語言的差距一樣，而一旦凝視，真實性就體現出來，撼動人心、出乎意料，如同一幅運用透視而具有立體感的上等裝飾畫。”

時隔近半個世紀，面對畢加索這個人，這位過去百年里最為復雜多變的藝術大師，一個絕無僅有的藝術現象，讓·科克托的看法其實并沒有多大變化，只是表達得更為直接而已。其實，他想表達的，始終都是這樣的觀點：畢加索超越了傳統，超越了身處的時代。

當然，讓·科克托從來都很清楚，“在所有時期，藝術總會激起誤解。”而這“藝術”，當然是指波德萊爾所說的“最新的表達”，而非泛指的。也正因如此，從“遇到畢加索”時起，讓·科克托就篤定地認為，自己理應擔起畢加索的藝術與時代、社會乃至大眾的“中間人”重任。事實證明，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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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而皇之的“藝術史”與過度發達的“理論”的存在，已使百年前發生的那些反傳統行動被輕松置于“現代主義”名下，而歐美各大美術館里供人瞻仰朝拜的現場，拍賣市場上一輪接一輪的天價，則更進一步讓那些曾經的“壞孩子”們頭頂神圣的光環，帶著各自的傳奇故事位列仙班，一切看起來都是那么的順理成章、確定無疑，就好像他們一出場就打翻了舊世界，打出了一個新世界——從意外的革命者，到永恒的勝利者，仿佛一蹴而就那么簡單。

一切被神話的，都注定被簡化。

所幸，畢加索當年還有讓·科克托這樣了不起的同路人，寫下了當年見證的那些鮮活時刻，尤其是畢加索開始成為“畢加索”的關鍵時刻。當然，讓·科克托希望自己寫的一切都是“詩”。因此，無論是在1923年寫下《畢加索》，還是在1962年完成《巴勃羅·畢加索：1916-1961》，他所寫的都不是回憶錄，也不是藝術評論，而是跟《畢加索頌》一樣，都是真正的“詩”。尤其是這篇最早的《畢加索》，它能引領我們重返“畢加索”誕生的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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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藝術上，還是世俗意義上，偉大的巴勃羅·畢加索所獲得的巨大成功都是空前絕后的。可是，在此之前，當他還只是旅居巴黎的一位西班牙畫家，只是“蒙馬特高地上的堂·吉訶德”之一的時候，讓·科克托就是最早認識到其藝術價值的少數人之一，也是畢加索最早的知音與最出色的解讀者。

“在這里，你不會發現任何人們常做的關于柏格森、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和藝術之間的對比。這種賣弄學問的風氣已經過去了。盡管畢加索是一個詩人型的畫家，但是，他的的確確站在文學型畫家的對立面。再沒有什么比行話和現代批評更讓他覺得荒謬的了。”

從《畢加索》的第一段開始，讓·科克托就定下了調子。這種定調方式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足以振聾發聵的——那些喜歡興沖沖地扯上時髦理論的藝術評論與創作，那些喜歡文學化的藝術評論和創作，在今天不也仍舊在大行其道么？

“應該支持畢加索，這位畫家從來都只插手他看到的東西，并且遠離柏格森式的思考，就如同神童遠離機會那樣。”讓·科克托寫道。“就像所有重大事件一樣，畢加索是自然而然出現的。”

隨即，他又進一步指出畢加索創新的根源：“或許，那些進行驚人舉動的最初的日子，和童年時光一樣，都是些玩耍的日子。這與任何人都無關。很快，這些日子就變成了上學的日子。但是，畢加索從不執教。他從不剖析那些從他袖子上飛出去的鴿子。他滿足于畫畫，滿足于獲得一個無與倫比的行當，并讓其為偶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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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科克托去世兩年后，也就是1965年，英國作家兼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在《畢加索的成敗》一書中就強調，畢加索所遭受的誤解、歪曲，要遠遠多于理解。

在約翰·伯格看來，讓·科克托也未能免俗地參與了“畢加索神話”的創造過程。他甚至認為“畢加索的朋友們所應用的意象都企圖貶抑繪畫的藝術。越看他們寫的文字，越讓人覺得畢加索的實際作品不過是附帶的。”但是顯然，他冤枉了讓·科克托。盡管他還特意引用了讓·科克托1950年底寫的那段話作為重要佐證：“一連串的物體亦步亦趨在畢加索之后，順從他，一如野獸們順從俄爾甫斯。我以這種方式來推介畢加索：每次他著迷于一個新鮮的事物，都能巧妙地賦予它一種視覺習慣無法辨識的形狀。我們的形狀魔術師將自己化裝成破爛王，清掃著街道，希望發現任何可資利用的東西。”

可是，約翰·伯格沒有意識到，讓·科克托是詩人。在這段話里，讓·科克托不只是在回憶自己早年為推介畢加索所做出的努力，當他把畢加索比喻為“形狀魔術師”時，在很大程度上他已令自己在想象中以“詩的方式”重返那個現場。

約翰·伯格著意指出畢加索區別于其它優秀但并非天才的藝術家們的地方——沒有連貫性。然而，他可能沒有意識到，讓·科克托同樣也是個沒有連貫性的天才藝術家，只是他們的跳躍性是那么的不同，大概也只有他們彼此之間憑借天才的直覺才能意識到這種差異將會導致的深刻互動吧。而這，也正是讓·科克托會在二十世紀之初，在那個“現代主義”還處于未知狀態的時刻就“遇見（發現）畢加索”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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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畢加索是勇于挑戰主客觀相結合而產生的怪獸的第一人，他敢向納西斯遞出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既不會歪曲他的外形，也不會把他暴露在更復雜的情況下。然而，承認畢加索肩上擔負著將這場游戲推向極致的重任，并不是否認這場游戲無論如何都要達到那種程度。”讓·科克托如是寫道。“畢加索的角色在于打掃干凈土地，并豎起障礙。”

在畢加索剛出現的時代，最好的藝術批評幾乎都出自詩人之手。安德烈·薩爾蒙在《二十世紀》一文中寫道：“我們已經殺死了舊的批評。它已永遠地消逝了。交托到詩人手中的批評使得由臨時法官定罪成立或宣告無罪的這種批評變得不可能。正是詩人的批評讓公眾擺脫了那些最頑固的偏見。”但讓·科克托跟阿波利奈爾等詩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跟畢加索一樣，從來都不會對所謂的持續發展和有內在聯系的變化有什么興趣，因為在他們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可跨越的界限，而他在不同藝術領域之間的穿越強度，顯然跟畢加索在藝術風格上的跳躍強度同樣令人震驚。

作為一位幾乎想要貫通一切藝術領域的詩人，讓·科克托的洞察力不僅體現在藝術上，還體現在人性上。他太了解那些天才藝術家的內在特性了，“在締造者身上，必定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往往是令人難以忍受的。”還有，“相對于吉普賽人和行軍者，我們都很敏感、易動怒。”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讓·科克托既能把那些貌似根本不可能合作的天才們串聯起來，制造不可思議的藝術事件，也能隨時與他們分道揚鑣，各走各的路。而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他也能隨時跟他們恢復友誼，毫無違和感，就像當年不再往來一樣自然而然。他很清楚，在真正的藝術家之間，世俗意義上的友誼是沒什么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地方，只有他們在精神上和創造性上的某種契合，哪怕只是很短暫地存在過。

當晚年的讓·科克托跟比他大八歲的畢加索重逢，并一起去西班牙看斗牛的時候，相信他跟當年遇見畢加索一樣淡定自如，同時又充滿了熱情。他對畢加索的熱愛從未消失過，正像他在幾十年前所預言的那樣：“至少，如果我垂下眼睛，我的目光仍會有機會向畢加索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