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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橫五百士 徐悲鴻

側目 徐悲鴻

奔馬 徐悲鴻

近期，中國美術館舉辦的“民族與時代——徐悲鴻主題創作大展”，是觀眾與美術大家徐悲鴻一次難得的對話機會。

在尋求中國美術復興的20世紀，徐悲鴻提出以西融中的主張，將西方素描造型精準、油畫色彩鮮明的特點融入中國畫的筆墨神韻，成為民族新文化的倡導者和創新者。不止于此，作為一名正直敏感的藝術家，徐悲鴻時刻心系祖國，將民族氣節與藝術疊加，是畫品與人品高度統一的藝術巨匠。

從古典文本到藝術形象

“吾國之理想派，乃能大放光明于世界，因吾國五千年來之神話、之歷史、之詩歌，蘊藏無盡。”返回中國古代典籍里的歷史故事，將文學作品轉換為藝術形象，乃是徐悲鴻獨辟的一條復興中華民族精神之道。

《田橫五百士》取材于《史記·田丹列傳》。作品表現的是田橫與五百壯士離別時的場景，悲壯氣概撼人心魄。畫中身披紅袍的田橫拱手抱拳，氣宇軒昂，向送別人群致意。畫中的男女老幼構成悲憤難當的畫面節奏，匯成一種英雄主義氣概。從1928年至1930年，徐悲鴻用3年時間完成這幅巨作，意在通過田橫故事，借古喻今，希望中華民族仍有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啟迪國民振作精神，復興中華。

《徯我后》取材于《尚書·仲虺之誥》。畫面上老百姓衣不遮體，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在啃食樹根，人們翹首遠望，眼睛里飽含期待的目光，猶如大旱災年渴望起云下雨一般。1930至1933年間，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徐悲鴻因痛感國土淪陷而心憂如焚，用3年時間創作這幅作品，其用意就是借此為當時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發出渴望求得解放的呼聲。

《愚公移山》取材于《列子·湯問》。畫作突破當時的傳統理念，以人體為主要描寫對象，充分展示了勞動中的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運動之美，歌頌人的偉大力量。1940年正處在抗戰艱苦時期，徐悲鴻得知中華兒女夜以繼日、用血肉筑成了中國與外界唯一運輸線——滇緬公路，深受感動，借“愚公移山”矢志不渝的精神，表現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堅韌不拔，打敗日寇的信心。

家國憂思寄于筆下生靈

在救亡圖存的抗戰時期，徐悲鴻不僅創作了一批尺幅巨大、寓意深遠的歷史主題作品，還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將這種家國情懷寄于筆下的萬物生靈，成為當時乃至當下民族精神的一種生動象征。

在無論是“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蒼”的戰馬，還是覺醒的雄獅面對挑戰側目睥睨，還是威猛雄健的群獅會合于富士山頂，抑或是鷹擊長空、展翅翱翔、風雨雞鳴……徐悲鴻賦予生靈英雄般的勇氣與力量，寓意中國人民面對艱難困苦時的無畏無懼、一往直前。

1941年，徐悲鴻赴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舉辦畫展，將賣畫所得款項全部寄回祖國支持抗戰。是年8月，中日第二次長沙會戰開始。徐悲鴻十分關注國內戰況，創作《奔馬》。這是一匹由遠及近、騰空奔馳而來的駿馬。觀者仿佛看到了奔馬的速度，聽到了馬蹄蹬踏之聲。他在畫上題跋：“辛巳（1941年）八月十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憂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結果也。企予望之。”

在寫實主義追求中融入浪漫氣質和象征意味，是徐悲鴻飛禽走獸等動物畫的獨特創造。尤其是他塑造的“奔馬”形象，大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氣概。徐悲鴻筆下的馬千姿百態，或駐足凝望，或回首長嘶，或奔逸絕塵，或騰空而起……它們不僅是徐悲鴻人格氣質與創作激情的熔鑄，也是民族文化和時代精神的寫照，更成為中國藝術形象創造中的永恒經典。

愚公移山精神的時代內涵

從神話故事到寓言象征到抗戰隱喻，再到民族精神，《愚公移山》以及抗戰系列作品，都是徐悲鴻飽含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的經典之作。

1940年4月，徐悲鴻在致教育家舒新城的信中說：“一月以來將積蘊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當的起一偉大之圖。”可見，創作《愚公移山》是徐悲鴻心間盤桓20年之久的愿望。早在歐洲求學期間，徐悲鴻看到那些深沉宏大的西方歷史故事油畫時，就已萌生為本民族歷史故事繪寫巨制的宏大理想。這幅《愚公移山》，既是古老神話的現代圖像詮釋，也是中華民族追求自由的藝術史詩。

千百年來，愚公移山的故事廣為傳頌，愚公移山精神激勵著中華兒女艱苦奮斗、奮勇前進。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論及愚公移山精神，指出“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苦干實干，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我們大力弘揚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在中國和世界進步的歷史潮流中，堅定不移把我們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直至光輝的彼岸。”這些重要論述，賦予愚公移山精神新時代的內涵。

筆墨當隨時代。徐悲鴻所倡導的現實主義，仍是當下美術創作的主流。時代性與民族性，是藝術創作的背景，也是一件有生命力作品的鮮活特點。徐悲鴻始終堅持與民族同步、與時代交響、與人民共鳴的藝術理念，為當今美術創作留下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