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9月，《光明日報》的編輯來跟我商量寫一篇關于網絡文學創作最新動態的短評，當我說可以提一提網絡文學的“中華性”問題時，對方在微信里連續發了幾句肯定的話，還帶著感嘆號，仿佛能看到她眼神中的光亮——若是在課堂見到這樣眼神的學生，你會覺得她懂了；在工作中見到，則表明她好敬業！之后，就有了《是時候提出網絡文學的“中華性”了》的千字短評，再之后，就是網絡上大量的轉載和個別學界文壇的同人來跟我說，這個點很好，可以再做些闡釋。

在那篇短評中，我說：

為什么這么認為（是時候提出網絡文學的“中華性”了）？這要從20年來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的內部和外部因素綜合來講。可以說，網絡文學既是一種根植于當代改革實踐和中國民間及傳統文化的創作混生體，也是越來越強烈地反映著全球化語境下中華主體性確立的敏感區。時代的勢能，給了這個伴隨新媒介崛起的草根事物成長契機。而這恰恰由于它既是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既是傳統的又是時髦的，既是大眾的又是部落化的，既是發達的又是發展中的，既是作品又是產品，既是它自身又是輻射文化產業鏈的IP（知識產權）。它在集中體現全球化和“互聯網+”所有特質的同時，源源不斷地呈現出沉淀于廣大網絡作者、讀者的中華文化基因。而且，3.53億人次規模的網文讀者以及影視、動漫改編的用戶群體，開始不簡單滿足于早期普遍認定的娛樂（“爽文”）訴求表達，而選擇在閱讀、體驗中尋找生活參照、精神動力、價值關懷和家國情懷。

我想，有必要對這一概括式的描述作更多說明，讓網絡文學創作“中華性”的提法更為客觀、豐滿與合理。

網絡文學目前的主流即類型小說，無論男頻的玄幻、軍事還是女頻的言情、耽美，抑或男女通約的歷史、職場、科幻等，其寫作借鑒、文化來源、價值立場，可謂廣收博納、多元混生。換言之，網絡文學的創作毫無疑問地處在當代中國的大語境之中，是百余年來中華文化轉向和重構的結果，也是全球化、國際化經濟文化處境下的應命締結。我們在網絡文學一事上所談的“中華性”，已經不是簡單的中國傳統文化或者中國古典文化，而是包含了多個中國歷史時期的大傳統和小傳統、古老基因和現代基因；它是中華已經完成和正在發生的文化遺傳密碼序列的當代體現、當代見證和當代融合。所以，你能看到今天的網絡小說跟詩經楚辭、諸子百家、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民國文學的直接關聯，也能看到它與西方神話、西方奇幻、推理懸疑、科幻電影、西方經典文學以及日韓流行文化、二次元文化的各種結合。可以說，中國整體有什么樣的歷史命運和時代抉擇，網絡文學的基因中就包含什么，于是在今天，既有直接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作品，也同樣有續寫革命歷史文化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文化的精品力作。它是駁雜的，也是闊大的。

在這種多元混生的基因及其融合過程中，網絡文學的主體部分卻日益突出其更加傾向于中華審美和中華精神的面向。這在我看來是好的，也是需要研究和重視的。

比如，很多網絡名家名作越來越傾向于中華史的敘述——你可以說這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強大的史傳傳統和歷史演義的文脈所致——這本身就是一種“中華性”，即21世紀的網絡小說作者仍然自動地紹繼這樣的傳統和文脈，并擅長在此領域作為；有趣的是，眾多“70后”至“90后”作者的參與，也在為這種歷史增加嶄新的認知和視角，豐富、發展了中華史的重述與演繹。代表者比如蔣勝男的《羋月傳》《燕云臺》，以秦宣太后羋八子、遼太后蕭燕燕等女性為主角，重構女性主義歷史敘事的同時，也建立了多民族融合之大中華歷程的小說表達范式。又如酒徒的“隋唐三部曲”，孑與2的《唐磚》《大宋的智慧》《銀狐》等，都對某一時期內中華歷史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作出了比較精彩的重述和分析。客觀上，中華史的小說敘事道路就是一種“中華性”的基因表達。

即便在以“怪力亂神”為能事的玄幻、仙俠類網絡小說中，儒道釋文化、人生觀、美學特征仍在被年輕的網絡作家們轉化和肯定。他們把武俠、言情糅入其中，加之影視的推波助瀾，產生了諸如《擇天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花千骨》《仙劍奇俠傳》等熱門大眾影視作品，更有一批“玄武合流”“科玄合流”的作品成為網絡閱讀中的佼佼者。如貓膩的《將夜》和烽火戲諸侯的《雪中悍刀行》，前者通過夫子及其弟子們確立了儒家式的“人間”觀照，用以對抗所謂光明而實則黑暗的“神殿”統治；后者更是架構了國與國、廟堂與江湖、中原和邊疆的關系，演繹了政治、人性競爭和支撐中的復雜性。相同的是，兩部小說都有充沛的中華精神認同，將平民視角和家國正義緊密相連。

此外，軍事類網絡小說始終以另一方式強化著“中華性”表達，這一表達借助電影《戰狼》的主題“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得到清晰的標舉。在戰狼系列的編劇四人組中，始終有兩位網絡作家的名字：紛舞妖姬（董群）和最后的衛道士（高巖），他們過去在起點中文網、鐵血網、逐浪中文網等連載的《鷹隼展翼》《彈痕》《第五部隊》《詭刺》《中日戰爭》《邊緣狙擊》等，多為英雄主義的軍事類網文代表作。他們代表的一撥網絡作者則以愛國主義、革命歷史傳統為精神養料，從國際政治、軍事博弈的角度回到“中華性”的母題，雖然內部有其復雜性（比如民族主義），但也是重塑中華主體性的路徑之一。

關于網絡文學與文化傳統的關系，復雜性是不容回避的話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常常會遭遇“轉了壞的”和“轉壞了的”部分。比如過往傳統文化中的“黑道文化”（江湖文化、流氓文化）和風水文化（相術、堪輿術等），已經跟現代文明價值與科學認知格格不入，不可能成為當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難以轉化和發展成為當代共識。然而網絡小說中的黑道小說和風水小說為數不少，故事好看但亦殘暴離奇，作為娛樂的一部分滿足了一些民眾消遣和獵奇的需要。這種貌似中華題材卻違背主流價值觀的內容，是需要把控的重點難點。

所以，正面高揚網絡文學“中華性”趨勢之時，也要注意維護現代性的底線，即是否具備“中華性”品格。

從文化的“中華性”過渡到文學的“中華性”，我想闡述另一個意思。

中國古典文學在文學革命后轉向現代白話文，經歷了晚清這樣一個前文學革命時期。某種意義上，新文化運動所確定的白話文和向西方經典文學全面學習的方向，是對晚清這個過渡階段的再選擇。但誠如海外著名中國文學研究者王德威所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換言之，在晚清這個更為豐富多元、雅俗共賞的裂變繁榮期中，文學變化、創作道路包含著更大的信息量。更直接地說，由于民族的歷史際遇，我們向東洋西洋學習，確立自己文化、文學新身份的時候，是不是也果斷乃至武斷地切斷了曾經很多面的中國文學可能性？

一個事實始終在提醒我們，在通俗的、類型化的故事中，有更多中國元素、中國情感、中國密碼被有效地安置、寄放、傳播著，有更多中國讀者對于這樣的文學創作是喜聞樂見的。不少通俗文學在民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紀以來的網絡文學中不斷重現其輝煌的流行度和傳播率，是誰在促使它們回到中國現場，又是什么原因讓這些被啟蒙主義和精英文學批判過、擯棄過、壓抑過的東西一次次“還魂”，并生動甚至繁榮地表現中國人喜怒哀樂，成為幾代人記憶的呢？我想這就是“中華性”即中國基因。

恰如詩詞歌賦、中醫藥、禮俗民俗、國樂會成為當代中國人賴以證明其民族身份、貼近中華水土的印證信物一般，中國故事的整個敘事方式、敘事精神，依舊會是受過中華文化哺育的世界華人的一個最大公約數。一方面，我們接受文學書寫方式的變革，不斷吸收外來營養和新傳統；但另一方面，對于中華傳統故事的美好記憶及整套敘事特點也絕不會因為身處不同地域、環境而被抹去。于是，無論鴛鴦蝴蝶派、民國新武俠、港臺新武俠新言情還是網絡類型小說，都會便捷地回到“我是中國人，要講述中國故事”的邏輯軌道里去。這是網絡小說在文學層次上最重要的傳統即其“中華性”呈現。

當中國人越是全球化生存，越能感受到中國綜合國力增強所帶來的中華崛起時，這種中國故事的講述習慣就被賦予了“在世界如何建立中國人自己的身份”這樣一種坐標思維，如此，網絡文學的中國故事講述方式便與我們在世界中建立中華主體身份坐標完完全全地聯系在一起，這也是網絡文學海外傳播獲得一定成功并充滿自信的原因。

我曾提出，當一種大眾文藝載體成為時代的強勢，引發各階層的廣泛關注之后，勢必帶來“文脈與國脈相連，文運與國運相牽”的社會性、政治性、歷史性賦格。固然商業的規律依然牽制著平臺、作者和作品的諸多方面，但這種制約也不全是創作的敵人，某種意義上它們同樣是刺激和啟發作者認識全球化本質以及中國歷史潮流的近因，只要作者能夠平衡其中的重心并逐漸上升到創造性轉化，剩下的關鍵就是如何通過大眾的文學敘事機制完成合理合法的“中華性”網絡文學經典。——所以，這個時機提出網絡文學的“中華性”命題，是基于事實，也是基于期許。期望正在發展變化中的網絡文學創作能夠熔鑄更高的價值觀照，在未來影響中國文學的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