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網絡文學正成為文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李曉宜繪 視覺中國/光明圖片

考察一個時代的文學，“我的文學觀”應該是“我們的文學觀”的源泉和活力之所在。正是客觀存在的“我的文學觀”，通過對話、競爭和協商，然后生成一個時代不斷推進的“我們的文學觀”。但我對中國當代文學一個基本的判斷是：“我的文學觀”正在喪失自我表達的激情，“我們的文學觀”日漸趨于守成和固化。而日漸固化的文學觀正在成為制約當下中國文學可能充分打開的“負能量”。

固化的文學觀制約著文學研究

如果確實有一個“我的文學觀”，應該都已經表達在我所從事的文學教育和文學批評工作中，那么，最有發言權的當然是閱讀我文學評論“可數”的讀者和每年聽我課的“許多”學生。在我的文學教育和文學批評現場，我說得最多的可能是“開放的文學觀”。當談論“八十年代文學”時，最有魅力的其實是“文學青年”的“新文學”，它相對于當時已經成為傳統和慣例的“中老年文藝”——這不只是指20世紀80年代新文學的實踐者是文藝青年，也是指文藝青年在整個八十年代國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那是一個文藝和青年糾纏不清的時代，沒有今天這么多夢想一夜暴富的年輕創業者，多的是文藝青年。可以說，沒有八十年代廣泛的文藝青年作為基礎，是不可能有“八十年代文學”的，也不可能產生當時各個藝術門類整體上的成長，當然也不可能造就現在頻頻回望的文學黃金時代。

當下中國文學寫作，從某一些局部觀察，確實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種不盡如人意的觀感，是不是也囿于各自預設的位置、立場和見識呢？作為一個批評家，難免會對當下中國文學下各種各樣的判斷。但那些判斷，多大程度上能夠對“全稱”的中國當下文學說話？我們對“全稱”的中國文學知道多少？甚至現在使用的“文學”概念，是不是也要放在今天的文學寫作現實中加以再造呢？

20世紀末到現在，中國文學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現在還不能作充分的衡量。而且變化還是未完成時。比如，網絡文學作為近二十年以來重要的文學現象，它改變了精英文學的單一圖式，修復并拓展了大的文學生態。今天的整個文學觀、文學生產方式、文學制度以及文學結構，與“五四”之后建立起來的以作家、專業批評家和編輯家為中心的一種經典化和文學史建構的方式，有著很大的差異。但從當下對網絡文學的認識上，能夠充分地看到“我們的文學觀”的固化。

姑且承認可以將網絡文學收縮在“網文”，或者說“類型文學”來討論。一個被廣泛認可的觀點是，網絡文學來源于中國現代文學被壓抑的通俗文學系統。“文學史”上處在世紀之交起點的中國網絡文學，依次向前推進應該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港通俗文學帶動起來的大陸原創通俗文學的復蘇。現代通俗文學的發現和追認，進而延伸到古典文學的“說部”傳統。網絡激活和開放了這個傳統譜系的文學潛能。按照這種思路來解釋網絡文學，用的是所謂的雅俗文學分合的圖式。但思考網絡文學太多的向后看，而忽視了網絡文學一個重要的特征，即作為“青年亞文化”在世界文化思潮中的前沿性。這不僅指網絡文學的生產和消費以青年為主體，更重要的是其相對文化慣例的前沿性。正是因為網絡文學具有青年性和前沿性，在思考網絡文學參與當代文學建設時，不能僅僅抱持改造和提升網絡文學的思路，而應該將網絡文學作為未來新文化的發源地和發端點。

觀察當下中國文學現場，還有多少類似情況。當我們面對新的文學現象，首先選擇的是向后看，在固有的“我們的文學觀”里尋找資源，而不是首先將它們當作“新”文學來發育出新的文學觀。經過近二十年新媒體的洗禮，全民寫作已經是每時每刻都在身邊發生的“文學”事實。大眾步入曾經被少數文學中人壟斷的文學領地。那些曾經以為不是文學，或者只是等級和格調都不高的大眾文學，毫不自棄地在普通讀者中扎根和壯大，進而倒逼專業讀者正視、承認和命名，文學的邊界一再被拓展。與此同時，一些更小眾的文學實驗，卻也頑強地在小范圍的圈子里被少數人實踐、傳播和欣賞。不僅如此，“文學”彌散為和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學性”。是的，離開了“文學性”，今天的日常生活幾乎難以被充分建構起來。人們已經習慣生活是“文學性”的，雖然許多時候這些“文學性”被冠以“雞湯”“輕抒情”“小而美”“文青”等名詞來調侃和嘲諷。

謹防年輕作家的“老年寫作”

固化的文學觀也影響到今天的文學現場，尤其是年輕作家的成長。客觀地說，80后、90后，甚至更年輕的寫作者，寫得并不壞。他們出生和成長在一個新的時代，幾乎都接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不存在前輩作家文學學徒期的文化荒蕪和閱讀匱乏，從一開始就在世界文學中閱讀和寫作。但在一個“文學”富足到過剩的時代，過于成熟的文學起點，同質化的文學趣味，對更具異質性和個人化的文學探險是有所傷害的。

在當下中國文學，作為文學代際傳遞意義上的年輕寫作者，許多人沿襲著的是已經成為文學慣例的所謂“我們的文學觀”。他們不斷復制著前輩作家的寫作程式。這就有必要反思文學生產機制，即為什么“新作家”只是生產著“舊文學”？是本來他們只能這樣去“文學”，還是文學觀就出了問題？看看當下的文學期刊和批評家，正在鼓勵、推舉著怎樣的年輕作者和他們的寫作，就會意識到，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擁有著文學話語權的“前輩們”在按照自己的文學趣味規訓著“新作家”的文學未來。

而“新作家”愿意接受“前輩們”的規訓。這可能來自更大范圍的教育制度的集體無意識，也可能是“新作家”從小就“過于聰明”，他們心知肚明文學前輩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許多年輕作者也只有生理年齡還年輕著。他們有的一上手就是成熟的“老年寫作”。文學史的慣例，“我們的文學觀”成為他們寫作得以生長的溫床，或者什么流行他們就能夠給你“山寨”出一個什么。我們想象的那種“年輕而不同”的冒犯在哪兒呢？事實上，“年輕而不同”的冒犯，一直是文學向前拓進的動力。可是，現在的許多年輕人，甚至連冒犯的姿態都沒有了。他們很早就明白“聽話的孩子有糖吃”的道理，他們習慣了討喜，現世安穩地寫字，安分守己地等待著文學期刊來抱大。而且，文學期刊也樂于擔當這個“抱”的角色。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已經部分確立了“我的文學”的意義和合法性。但“我的文學觀”并沒有得到充分尊重和跟進。日漸固化的“我們的文學觀”依然發揮著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年輕的批評家往往成為學院文學知識的繼承人，而不是文學現場“我的文學觀”的發微和生產者。在我的理解中，再造“我的文學觀”應該是單數的“我”如何成為一個自我約束且富有創造力的文學個體。當下文學的自我復制和創造力、想象力匱乏，恰恰暴露了今天的文學時代還是一個有待豐盈的文學時代。以我所從事文學批評而言，如何重新做一個有“我的文學觀”的單數的批評家，這將是面臨的最大問題。置身的現實世界，確實是不同性別、不同職業，從不同的路徑和時代遭遇。作為批評家，理所應當貢獻不同的現實感受、不同的文學經驗和不同的文學形式，讓當下文學的各種可能性、多樣性和差異性一起浮出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