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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時代精神與體現文化傳承，一直是習近平總書記思考文藝問題時兩個不可分割的向度。借鑒傳統要立足當代，服務于當代。一方面，當代中國精神要建立在吸納融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另一方面，文藝創作對包括中國古典文藝傳統、中華美學精神、中華傳統美德等在內的傳統資源的吸納，也主要表現為在當代語境中激活這些傳統資源，賦予這些傳統資源以鮮活的時代內涵，對傳統資源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只有這樣，才能夠像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那樣，通過文藝創作“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激活其內在的強大生命力，讓中華文化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化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

書寫時代精神與體現文化傳承，一直是習近平總書記思考文藝問題時兩個不可分割的向度。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在2016年11月召開的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時，習近平總書記又十分辨證地把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文藝創新問題聯系起來，強調優秀傳統文化是文藝創新的重要資源，要求文藝工作者“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優秀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激活其內在的強大生命力。”

在創造新文藝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本民族過去已經形成的文化傳統與藝術經驗，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關于優秀傳統文化與文藝創新關系的論述，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這一理論問題做出的新思考。對此，我們只有結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以及中國文藝在當代新的歷史使命，才能夠有更加深入的領會。

一、習近平關于傳統文化與文藝創新關系的論述，首先體現出的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固有立場的繼承。

對早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言，在創立無產階級新文藝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不同的現實語境，無產階級政黨也會對傳統文化采取不同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的左翼文藝運動，形成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一文藝運動一方面受到五四文藝精神的直接影響，包含了五四文藝科學、民主、啟蒙的主旨；另一方面也試圖以“革命文學”的口號為引導，超越五四文藝傳統。在此一時期，文藝的階級性、 大眾化及其宣傳功能，是左翼文藝家們關注的重點。無產階級文藝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基本上還沒有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視野。到了193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文藝陣線內部就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展開了一場十分熱烈的討論。在這一討論過程中，強調利用與改造舊的民族形式，以超越過于西化的五四文藝的聲音，最終占據了上風。

在關于民族文藝形式的討論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們明確指出，民族形式的問題，就是“中國民族舊文藝傳統的繼承與發揚的問題”。這顯然是一種與五四時期差異很大的文藝觀念。在這里，新文藝與舊文藝之間不再是斷裂的、相互取代的、你死我活的關系，而是一種繼承、改造、轉化的關系。這種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意在保證民族文化傳統的一脈相承，并使文藝的受眾以文藝作品為中介獲得民族身份的認同感，使文藝工作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的。然而，與當時許多參與文藝民族形式討論的左翼理論家相比，毛澤東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并不僅僅把文藝的民族形式的提倡，當成是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民眾抗戰而采取的臨時性的文化策略，而是一開始就把它上升到了在中國要建立什么樣的“新文化”這一高度上進行思考的。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該是“帶有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的文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進一步明確地提出要利用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并對舊形式加以改造，加進新的內容，使之“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之后，毛澤東又提出以“人民性”為標準，對傳統文化進行鑒別分析，以便“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批判性地加以利用。

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創新與優秀傳統文化關系的強調，與之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是一脈相承的。他在論述文藝問題時所使用的“中國精神”這一概念，以及對當代文藝創作提出的“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的要求，與毛澤東關于文藝要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思想之間，更是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

二、習近平關于傳統文化與文藝創新關系的論述，同時也是結合新的國內、國際形勢，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創造性發展。

當初，在提倡文藝的民族形式的左翼理論家看來，五四文藝存在的問題，不僅僅包括其采用的文藝形式是外來的，缺少中國自己的特色，同時還包括它過于文人化，脫離了大眾的審美趣味與欣賞水平。因此，在試圖糾正五四新文藝存在的問題時，民族化與大眾化兩個視野是疊加在一起的。這種疊加，使得中國的左翼理論家們不可能無保留地贊同與接受主要由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創作構成的古典文藝主流傳統。因此，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文藝民族形式的提倡，最后落實在了對傳統民間文藝與通俗文藝形式的改造與利用之上。毛澤東雖然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在文藝問題上，對包括中國古典詩詞在內的主流文藝傳統持更多肯定的態度，但他其實主要是著眼于民族自身固有的文藝形式的利用。而當習近平總書記思考當代文藝創新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時，則十分重視對包括中國哲學思想、美學精神、傳統美德等在內的傳統文化核心理念的繼承與發揚。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文化立場，是以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在當今中國與世界發展中的重要性的認識為前提的，體現出的是一種對自身民族文化傳統更加堅定的自信。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發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有力支撐”，并把堅定文化自信提高到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高度，強調對文藝創作來講，“沒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

當今世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競爭，不僅體現在經濟實力與科學技術水平的競爭上，同時也體現在文化軟實力的競爭上。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集中體現為是否有一套為本國人民所認同、遵循，為世界人民所接受、所尊重的話語體系、價值理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而這一切，都需要有民族文化之根作為支撐。文藝作品在提煉、闡釋、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時，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當代的文藝工作者有責任讓國內外的民眾通過欣賞藝術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精神與核心價值觀念的了解與認同，而這就需要我們的作品具有民族的特色，真正體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與藝術風格。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創新與傳統文化繼承之間關系的有關論述，實際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在凝聚中華民族共識，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方面重要性的認識，表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化的過程中，朝著與中國的歷史傳統與中國當下的現實相結合的方向，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三、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相融合，是理解習近平關于傳統文化與文藝創新關系有關論述時不可或缺的維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十分重視優秀傳統文化對當代文藝創新的滋養作用，但同時也強調傳統資源只有經過創造性的轉化，與當代精神相結合，才能夠具有鮮活的生命力。他說，“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對傳統文化，“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因此，要求文藝工作者“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認為真正優秀的文藝作品，要既能夠反映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同時也能夠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符合世界進步潮流。

借鑒傳統要立足于當代，服務于當代。一方面，當代中國精神要建立在吸納融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另一方面，文藝創作對包括中國古典文藝傳統、中華美學精神、中華傳統美德等在內的傳統資源的吸納，也主要表現為在當代語境中激活這些傳統資源，賦予這些傳統資源以鮮活的時代內涵，對傳統資源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只有這樣，才能夠像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那樣，通過文藝創作“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激活其內在的強大生命力，讓中華文化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化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