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我把《吉祥時光》的書稿交給編輯的時候，我發現還有許多東西沒有寫。

我沒有寫西墻下的夾竹桃：雨后的院子，蜻蜓在空中飛舞，有的一只架在另一只的身上飛，我們不知道這是愛情，我們管它們叫“架彩”。有的蜻蜓落在盛開的夾竹桃上，悄悄的走過去，一抓一個……如果能抓到“膏藥”或者“撈茲兒”，那就是中彩了。

我沒有寫草地上的指甲草：姐姐把指甲草上的花瓣摘下，用小木棍兒在石頭上搗碎，除了把她的指甲涂得通紅，還把它涂在我的腮上，哈哈大笑……

我沒有寫小南屋前的玉簪棒：我一歲的時候，手里拿著含苞的白花兒，光著屁股和它合影。那張照片最精彩的地方后來被壓在玻璃板的水沾掉了……

我還沒有寫棗樹上的楊剌子：那綠色的蟲子幾乎蟄遍了家里所有的人，但回憶起棗樹，它與又脆又甜的棗子卻同樣出現在你的眼前……用現在的眼光觀察楊剌子,它的外表是很酷的。

想到這些難忘的小生命，似乎被寫空了的心忽然又變得充盈起來。

寫自己的童年很難

我寫過許許多多童年的 故事，卻發現最難寫的 是這一次。

書寫自己的童年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有一天，當我提起筆來的時候，我發現開始的時間太晚了，許多事情已經不記得了。尤其是那些情感和話語、那些聲音和顏色。

那個家、那個院子我已經離開了50年，許多人和事兒都已隨風而去，留下的也已經支離破碎……歲月流逝，星光逐漸暗淡。除了時間和距離，還因為十年動亂摧殘了那里無辜的樹木花朵，摧毀了那里善良的生命……

“想不起”和“不愿想起”，讓我沉重而糾結。我想念那個地方，但是我不愿意回去，那里有我難忘的美好時光，也有不堪回首的記憶……

我看著大樓拐角的一株玉蘭，已經是冬天了，沒有一片樹葉，卻有一個個“花苞”峭立枝頭，我實在分不清這是玉蘭樹的“遲暮”還是蓄勢待發的“新生”。

我就像冬天的季節里在尋找春天的花朵。艱難雖是艱難，但生命的綻放總是給我意外的驚喜！

但我還是堅持要寫

努力地寫，用心地寫， 讓那段沉淀在回憶里的 時光重新蘇醒。

我還是要寫，童年在記憶的深處，當你試圖喚醒它們的時候。有時候它像個陌生人一樣走到你面前，讓你不由不懷疑，這是我的童年嗎？還是我的思念走火入魔了……有時候它們卻又奇跡般跳起來擁抱你……讓你返老還童。

我努力地在寫：生活本來饋贈給我的“戲劇”性的可以變成故事的情節都隨著時光“消失”了，尤其是那些細節和語言。剩下的只是一個個鏡頭和畫面。缺少的是動人的感情的記憶。

有人說，大人物的回憶是屬于“歷史”的，小人物的回憶則是屬于“文學”的。我雖然是個小人物，但心中童年的故事中也有刻骨銘心的歷史，我不愿意讓我的讀者以為我的童年是在個虛無的年代度過的。我希望讀者能看到過去，能看到那個時代中一個真實的童年。

我用心在寫：這不是一個回憶錄，因為我的童年也有可以走進文學的人性和溫馨。也有可以啟迪人生的智慧與文化。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相信，我的童年寫到心靈深處了，那也是你的童年。

這是個不斷獲得的過程

在文字中重溫童年，不 僅有真實，還有不曾實 現的希冀和永遠揭不開 的謎底。

這幾年因為各種機會讓我看到許多作家書寫自己童年的書。我有興趣思考和討論這個問題。我也從同行和朋友們的作品中學習到不少經驗。

希望把童年寫成一部文學作品，那就在真實的基礎上有適當的虛構。但是許多寫作者在書寫的時候都發現，“真實的生活”是排斥“虛構”的。但是沒有“虛構”，就沒有文學。我理解這里的虛構，實際是“感受過、思考過的生活”。我現在寫下的“文學”是感受過的“生活”。

我自己在書寫“童年”的時候。經常遇到幾個問題。重大歷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的關系。沉重與輕松的關系。童年中兒童視角與書寫者當下思索經驗的關系。

不斷地遇到，不斷地克服，也就不斷地獲得成功感。

我童年的根在北京

1948-1957年的四九 城，是我童年的天地， 我與北京一起成長。

我還想寫出老北京的文化，可什么是北京文化呢？北京文化有好多種，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平民文化。我們的主人公的身份決定了他的文化階層。而不是非要找個京劇演員，或者八旗子弟來站腳助威。

北京有句老話，東富西貴，南賤北貧，在50年代，雖說都是北京，但這地區有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有些俏皮話很有色彩，反問句居多，大都用在不太有友好的場合。售票員問：“先生，您買票了嗎？”這位先生不高興了，就回答：“買票了嗎？你把這個嗎字給我我去掉成嗎？”…… 再比如，甲不小心碰了乙，乙說：“喲，沒看見——”，甲回答：“沒看見！你長著眼睛是喘氣兒用的？”

這些對話有特點，但不能代表老北京人都那樣說話。我覺得古道熱腸是老北京人一個特點，凡事要講個“理兒”也是如此。我盡力而為，不太刻意。

我還莊重地在寫：我要用這部作品寄托我對父親、母親、姐姐的思念，送給我還健在的哥哥，我的朋友們。同時獻給那些真誠和善良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