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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豪放將進酒 子美沉雄秋興吟（行草） 李洪峰

觀李洪峰先生書法，如見“大風起兮”于目前，令人不禁發出“快哉此風”的感嘆。他援筆如椽，寫情趣、開境界、出氣象。

筆墨情趣作為美學品評的標準，是書法必須強調的美學原則。蔡邕《筆論》言：“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李洪峰的書法有真性情，無造作之態。從書作內容的選擇即可看出，作者有性格，有情懷。“不泥古”“天然”“歸于平淡”“從容”“定”“和”“風骨”，如此等等，帶有明顯的選擇傾向，反映出創作者對“天然”“平淡”“從容”等內容的偏愛；“慈母”“百德惟孝”“厚德”“敬畏布衣”體現真性情，“文化如海”“文化如山”“文治”“昭文”“國泰民安”彰顯大情懷。這些少字數書法，多作榜書，往往四尺整紙書寫一二字，這就要求書寫者對宏觀布局有整體的把握力。通觀這些作品，往往不假雕飾，信手寫來，儼如一個個木訥的尊者，話不多，而性情自出，天然獨具，神完氣足。平實從容是一種大情趣，這種情趣還表現在對書寫速度的把握上。無論多大尺幅多少字數的創作，李洪峰都駕馭得較好。其書多以楷書面目出現，有的尺幅達數米，書寫百余字，猶如一位長跑運動員，不緊不慢，毫不懈怠。這樣的作品看起來無多少起伏，但體現出一種平和自然的性情。

有真性情、大趣味者必開大境界。藝術境界的營造需要借助一定的藝術形式與手段，在一定的創作狀態中完成。李洪峰鐘情于書法，致力于書法藝術形式的探索、藝術手段的掌握；同時，他將書法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觀照。他選取了大量關于文化的詞句進行創作，表現出一位文化管理者、傳播者對傳統文化在當代生存狀態的認知，反映出作者對時代文化的吁求。

文以載道、書以載道的境界在他的筆下表現得著實鮮明。李洪峰說：“中華民族正處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時期。當代書法家應當自覺意識到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歷史責任，不懈怠，不浮躁，不媚俗，堅忍不拔，開拓創新。”他創作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橫幅，表達的正是這種文化使命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強大的精神力量。

藝術創作有其自身規律。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認為，藝術創作不能任情而發，需要用理性尺度去約束情感。他提倡“氣足以與萬物相應而無所阻，曰動。氣守乎中而不過乎則，曰靜”。不激不厲，動靜相生，方為上乘境界。正如孫過庭《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李洪峰書作是遵循這種創作規律的，是內容與形式共同構筑的藝術境界，是感性與理性交融狀態下的結果。他大筆如椽，從容揮灑，講究性情的張揚，又不斤斤于細節的雕琢，整體營造出靜穆莊嚴的渾厚氣息，其中又不乏清暢靈動的筆情墨趣。

劉熙載《藝概·書概》中言：“寫字者，寫志也。”書家的筆墨，是對其心志、性情與生命感悟的表達。線條的起伏、頓挫、流轉、銜接，并非簡單的恣意發揮，而是基于書者對生命個體自然情性的體悟、對傳統文化的思考、對社會責任的認同，從而傳達出一位當代文人所具有的不囿于小我的情懷與境界。在虛實、濃淡、枯濕、藏露等筆墨元素中，不僅傳達出李洪峰對書法本體的體驗和考量，更表現出他對傳統哲學的思考與表達，這就是在互相滲透、互相制約、互相對立中彰顯中國書法知黑守白、和諧統一的訴求。書家寄情寓理于筆墨，以抽象的書寫營造情境，來表達心中的情感與思想，最終達到對物我兩忘精神境界的恒久思考。

對于書家而言，情趣、境界、氣象，有的獨擅其一，有的兩者兼得，最上乘者三者皆備。

李洪峰諸作，多莊嚴，少花哨；多廓大，少局促。這首先源于作者對內容與字體的選擇，其次是對整體格局的把握。長篇作品如毛澤東詞《沁園春·雪》《賀新郎·讀史》等，通篇一行，自右而左，橫向連綿，強化左右之間氣息的連貫，筆墨線條所構筑的空間仍然十分疏朗，所形成的氣象亦不失寬博雄渾，這種布局可以視為長篇大字榜書形式的可貴探索。

時代呼喚正大氣象。我們的先人從來就表現出對細弱無力氣象的鄙棄，韓愈對晉宋文學“凋耗”氣象深深不滿，胡應麟對中唐文學的“促迫”氣象發出沉痛的感嘆，因為這些“氣象”標志著作品缺乏生命活力，缺乏生命觀照，缺乏打動人心的內在力量。文學如此，書法亦然。

大風起兮，風鵬正舉。一個民族的復興，實際上是本民族文化的復興，具體表現為文化氣象的轉變。中國書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指紋，新的氣象意味著新的時代已經到來。我們期待更多的藝術家以作品彰顯正大氣象，呼喚民族文化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