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的面容漸漸清晰(艾偉)

　　2009年，我寫完《風和日麗》，當時有一種被掏空了的感覺，有好長時間，幾乎不能寫作。但寫作是寫作人的宿命，一旦空下來，人會變得無比空虛，整個生命猶如一輛車在半途拋了錨。

　　2010年，經過半年的休整，我想寫一個過渡性作品。我原本只想寫一部輕松的小說，沒想到卻花了5年時間。《南方》不是我原本想要的輕松的作品，它已變成一部探討人性及其邊界的小說，一部關于命運的沉重和慘烈的小說。

　　這5年里，我常常問自己寫作的意義。對我而言似乎只有寫作這件事讓我真正滿足。小說里那些人物在慢慢生長，他們最初在我記憶的縫隙里鉆出來，像一粒剛剛破土的種子，軟弱而稚嫩。他們有時候對我指指點點，會嘲笑我的無能。

　　漸漸地，我發現我寫出的10余萬字更像是一張隨意畫出的草圖，雜亂無章。我知道自己必須從頭來過。一個小說家無法窮盡世間的一切。我必須給生活以形式，才可以書寫。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現在的結構。在《南方》里，我設置了三個人稱：你、我、他。這不僅僅是人稱問題，也是一個結構，是一個關于人性的寓言。這是一個類似復調音樂的結構，而“我”無疑是整部小說的主調，在我的想象里，“我”更多地指向生命中的“本我”，那個我們至今無法道清的和整個宇宙一一對應的人的內在宇宙。

　　我寫的是關于南方的故事，里面充滿了南方的風物，有很多關于南方氣候、植物、人情、街巷的描述。而在中國，南方的歷史充滿詩意，很多傳奇和浪漫故事都在這兒發生。在中國文學的版圖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詩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現神跡。

　　南方文學傳統在我看來充滿了植物般生長的豐富性和混雜性。在中國南方，同樣的植物蓬勃，四季常綠。生命在此顯現不同于北方的那種壯烈，帶著南方的水汽和靈動，帶著熱烈的甚至早熟的腐爛的氣息。雖然小說和現實世界有著巨大的差別，但每個作家都會承認，它的種子是來自現實的。對我而言，記憶尤其是那些不能忘記的場景是我小說的胚胎，我的小說就是由它發育而來，當然其中加入了我自身的經驗和人生閱歷。

　　南方多佳人。而底層的佳人往往紅顏薄命，她們經不住人世的誘惑，早早地開始了她們豐富的人生。在我有限的經歷中，也見證過幾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女性，恰恰是她們照亮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使蕓蕓眾生看到了與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不“道德”的生活，甚至看到了“自由”本身，公眾雖然會有某種被冒犯的感覺，但其實他們的內心深處同樣渴望著這樣的“自由”。我們講故事的人迷戀于這種傳奇，總是試圖打開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并探索人性可能的疆域，從而刺激我們日益固化的日常生活及其經驗。

　　一直以來，我專注于通過敘述處理時代意志下的人的境遇問題。由于中國社會及其當代歷史的特殊性，人的命運也有著極為奇特的面貌。我一直迷戀于這個主題，即書寫所謂的社會主義經驗。

　　每一次寫作，對我來說都是一次自我挑戰。寫作《南方》時，我想到了我早年的《越野賽跑》。我想，既然我第一部長篇是關于飛翔的，那么我的生命里一定有這樣的天性，我為什么要放棄這樣的寫法呢？同時，我告訴自己，我是個對人充滿好奇的作家，我同時也不能減弱對“人”的探問和質詢。我試圖在《南方》中融入我寫作中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我想讓南方有寓言性，但這種寓言性要建立在人物的深度之上。我要在飛翔和寫實之間找到一條通道。

　　在《南方》的寫作中，我盡可能地淡化歷史——當然它依舊在，但我更多地讓小說按其自身的時間而生長。在寫作中，我不但在時光里看清小說人物的表情，也看清了時間溫情而殘酷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