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兒童文學小史

　　這本《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得以寫成，要感謝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張潔、梁燕、周晴、李遠濤諸位，沒有他們的鼓勵、催促并長期鞭策、監督，它是不會有的。在確定選題和寫作的過程中，兒童文學前輩任溶溶、任大星、施雁冰、周曉等給予多方指導，釋疑解惑，對我幫助極大。

　　張潔最初提出這個題目，還是2006年的事，轉眼過去六七年了。這中間，因為寫那本現代散文史論性質的《今文淵源》，停了幾年。到2010年初秋，開始正式動筆，但寫出兩篇序文后，因有與哲學家李澤厚先生的對話，又暫時放下。到2011年初發憤寫作，先得六篇，正擬一鼓作氣，卻又因有與李澤厚先生的第二本對話，并且要編一冊《周作人論兒童文學》，又停了一個夏天。好在插進來的這兩件工作，對于本書都有助益，以前寫《今文淵源》也有助于本書——這些跨界選題之間的奇妙的內在聯系，實在是很有趣的。自2011年國慶開始，我再也不敢怠慢，有朋友笑我是“閉關”寫作，這樣到翌年早春，終于完稿。一開始，還是想寫成書話合集式的準文學史的，后來野心漸增，就按著文學史模樣寫下來了。序里仍留著當初的痕跡，行文也始終不避書話的趣味，細心的讀者應不難發現。但雖說是史，畢竟是“一個人的文學小史”(本書原擬書名即《一個人的兒童文學史》)，寫法上強調保留審美體驗之真，也強調研究視角之獨特，或有不合規范處，還望方家包涵并指正。好在雖是學術性思考，每寫一篇卻都有靈感，有“長期積累，偶然得之”的喜悅和沖動，沒有一章是蹙眉硬寫的。如此想來，其間或許還有真生命在，惟這一點聊覺安慰。

　　嚴格說來，此稿并未寫完。原計劃要寫一百年，還要寫到新時期兒童文學，寫到當下。然而實在精力不濟。也是知難而退，因前面現代部分三十多年只寫了六萬字，建國后的十七年(不算“文革”這一段)一寫就是八萬字，新時期的三十多年真要寫，篇幅恐怕比現在兩部分的總和還要多。這使我明白，寫史，真是越近越難寫。但我將前兩部分冠以卷一卷二，而不以上下卷名之，就是留一后步。以后若有條件，或許還會奮力一試也。

　　本來此書應寫到1976年，這樣在時間上正好一個甲子，湊成整數，煞是好看。現在延伸到1977年，為的是要寫到《班主任》出現，亦即寫到新時期文學的開端。魯迅寫《藥》，無端在末了添了一圈花環，就為給人以希望。他說：“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我以為這也是他自己為文時積極心態的表現，這是很可感人的。本書效法前賢，寫了六十一年，寫到那充滿希望的出發。那春天的氣息很美，我愿時時記取那個年代。(本文為《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