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陳毅的遺憾

　　“文革”中敢于直言

　　父親1954年擔任國務院的副總理，1958年擔任外交部部長，到1965年三屆人大召開的時候，他還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這已經是他的第三任了。當時他已64歲，自己也感覺到年紀越來越大了。

　　有一次，父親到非洲去訪問，那個時候交通沒有像現在這么方便，坐飛機往返，中途還要換乘，十分辛苦。他一下飛機，就跟到訪國家的外交部長談判，那些都是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外交部長才30多歲，精力都很旺盛。父親年紀大了，而且因為是長途航行，又有時差，氣候、飲食也不適應，跟這些年輕的部長會談就覺得很累。所以他回來就說，我們也要有比較年輕的后人才行。按照他本人的心愿，到了一定的年紀就該退下來，讓比較年輕的同志來干。但是當時沒有正常的干部退休制度，1965年剛剛任命他為新一屆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他當然也不可能馬上就提出辭職，還得干一段時間。本想再過幾年退下來，沒想到等來的不是退休，而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沖擊是突如其來、史無前例的，父親主持的外交工作也未能幸免。

　　當時對父親有一個很荒唐的批判，說他1965年9月29日的答記者問是一個修正主義的大毒草。他的講話最后有一段話，說“打敗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結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時代就會到來。世界真正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來”。就是這句話居然出了“問題”。造反派的邏輯是，既然把美帝國主義都打倒了，那全世界就一片紅了，怎么還是和平共處的時代呢？這不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嗎？

　　父親一貫主張，外交事務當然要堅持國家利益，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但也要做到與其他國家平等相待，不能強加于人。他反對將當時流行的見面就讀《毛主席語錄》、喊毛主席萬歲、戴毛主席像章這些庸俗做法帶到外交領域當中。他說：“我天天和毛主席見面，見面就叫‘毛主席萬歲’，行嗎？”“如果外交人員都像紅衛兵一樣，頭戴軍帽，身穿軍服，胸前掛一塊毛澤東語錄牌，高舉《毛主席語錄》，這豈不是成了牧師？”這些話當時很多人都知道，他們都認為老人家真敢說話，也都有一些擔心。果然，父親的說法遭到了紅衛兵、造反派的批判，說他是“反毛澤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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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文史資料選輯》第16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