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抗戰時期文學的民族化

　　抗戰時期文學作為中國新文學的重要資源，目前的研究還有待深入。特別是關于抗戰時期文學的民族化傾向，有些理解過于表面，在價值判斷上趨于兩極，對其內在意義的分析還有待深入。

　　有研究者認為，抗戰宣傳的急切功利性影響了文學的獨立品格，價值立場上對傳統道德的回歸是以“救亡壓倒了啟蒙”，以民族解放取代了個體解放，而藝術上對民族形式的挪用、借用造成了五四新文學傳統的中斷。應該說，抗戰初期文學創作上的貧弱、機械、簡單，確實暴露出了從五四文學到抗戰時代文學表達的轉型的艱難。但是，經歷了抗戰初期的摸索、實驗之后，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確實重新找到了個人與時代的鉚合點，從而成就了他們超越五四文學的新成績。

　　作為“二戰”反法西斯的遠東戰場，中國戰區傷亡慘重、民不聊生，亡國滅種的危機促進了國人民族意識的覺醒，文學創作前所未有地與民族命運、現實生活鏈接到了一起。抗戰時期的出版業雖然受戰爭重創，但作家深入現實的熱情不斷高漲，文學生產的數量持續上升。據資料顯示，文學類書籍在戰時圖書中數量最大，且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到戰后的1946年，文學書籍出版數量達到民國時期最高。而戰時作家關于文學經典的思考也較任何一個時期更焦灼、更熱切，對“偉大的作品”的呼喚貫穿于整個抗戰時期的文藝座談、文學評論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抗戰時期在整個新文學史上意義重大，民族的危亡時刻恰成了作家與文學的煉獄。孫犁稱，抗日戰爭中他“經歷了美好的極致”，這是對那段激情燃燒歲月的真誠禮贊。如果說戰前新文學的生產、消費主要集中于文化人內部的話，那么戰時文學活動則被迫進入完全敞開的迥異空間之中。其中，文學與政治話語、民族生存、民間生態的糾結，是其主要特征。而事實上，個人與民族、人性與倫理、政治與文學，在中國新文學史的任何時段從來都是糾纏在一起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內部的空間差異，抗戰時期則尤其如此。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謙芬的新著《上海與延安：異質空間下的小說民族化》，即注意到了這一問題。該書將研究的對象限定于全面淪陷后的上海與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的敵后根據地，集中探討了兩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地緣政治文化空間的文學民族化追求。作者深入兩地文學空間的內部進行考察，相互參照分析文學話語場諸種力量的混雜及作家構成、創作態度、文學消費的具體形態，揭示出了兩種民族化路向的經驗和教訓，在民族化與現代化的張力中追溯了抗戰文學與五四文學內在的承續關聯，總體上不僅為抗戰文學研究整理了原始史料，而且在文本的細讀上提供了對抗戰文學的新解讀，尤其在對抗戰文學的民族化追求的研究上作出了新貢獻。

　　關注抗戰時期文學的民族化，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中國抗戰文學表達的民族特色。由于歷史原因，對抗戰文學的研究長期受制于狹隘的政治視角和完全西化的評判標準，對敵后根據地的文學關注較多，對范圍更廣的正面戰場的文學書寫的挖掘偏少，對反映大后方、淪陷區生活的日常書寫也重視不夠、評價含混，這尤其造成了抗戰文學研究范圍的窄化。其實，那些看起來與抗戰無關的作品，在精神背景上仍透出戰爭惘惘的威脅，有著時代的或濃或淡的影子，是中國式反戰的一種文學表達，理應受到抗戰文學研究的關注。此外，對抗戰時期文學的解讀上，還應充分注意到中國作家抗戰思考的民族習慣與個人特質的交集。

　　文學的民族化看似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在此一問題上，無論歷史的總結還是現實的取舍，都還有相當的工作要做。簡單地貶抑抗戰時期中國作家的民族化追求，既忽略了歷史現場的時代要求，也怠慢了抗戰時期所提供的寶貴文學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