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局長的快意文章——讀周亞鷹長篇散文《我是城管》

　　近日讀蘇軾的《春渚紀聞》，有這樣的一句話：“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所謂世間無逾此者。” 對于蘇軾來說，他仕途艱辛，富貴無求，讀書和創作便是他平生之快事。所以有人曾說，蘇軾的藝術創造，是更為隨意的，更為注重主體感受的，更為天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為不顧及法則之類的約束而偏重于創作剎那的美感的，頗有“所謂游刃有余，運斤成風”的創造性的快感。

　　就突然聯想到亞鷹兄的長篇散文《我是城管》。周亞鷹的城管局長當得很“憋屈”，用他給縣委書記的《辭職報告》的話說，就是“已經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這絕非是一位熱愛生活且具備詩性審美特質的“文化人”的初衷，是現實需要和責任驅使讓這位年輕的城管局長想“用心”當好局長卻自認為沒有當好局長而產生糾結。我想他作為一身有著正氣、正義的文化人，本不愿意接受這種“極難、瑣碎、繁雜”的工作崗位，而組織信任和責任意識又使他接受了這個崗位。要干就要干好，但履職過程中他遇到了層出不窮的矛盾問題。比如制度障礙。一個縣級的城管，城市管理無法可依，有法也依不了，就一個“人力三輪車能不能安裝電瓶”的問題，雖然新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細則》明確規定人力車不得加裝動力裝置，可是，執法主體是交警，又不是城管，管理體制沒有理順，問題就得不到解決；就連路燈沒電，人們都要找到城管，可是那是供電部門的事。除此，還有人情規則。這類事情在《我是城管》中表現最多，也最讓周亞鷹頭痛。包括領導說情、商人行賄甚或威脅，以及親人朋友的不理解，等等。一個一心一意想做點事的領導干部，也不乏智慧和才智，可就是在辦事過程中總遇到這些揮之不去的“人情潛規則”。如果亞鷹是一個對自己能稍稍降低一下要求的基層官員，倒也可能做得圓通一些，但他偏偏就是一個多讀了點書、做不了“野蠻事”的“文明人”，有良知的人。這就痛苦了！所以，“自從當了城管后，我的快樂少了，憤慨多了”；自從當了城管后，他怕風、怕雨、怕冷、怕熱，再怕手機響；自從當了城管后，“聲音長期呈沙啞狀態，常常將余怒帶回家中”……于是有一天，亞鷹終于拿起了筆。

　　快意為文帶來批判的力量。我讀《我是城管》，一陣陣地心驚肉跳，倒不是文中所寫多么殘酷和血腥，我是擔心，文章發表后，亞鷹還能不能當得了這個城管局長！我的擔心也許多余，但在閱讀的過程中，這種擔心時不時地從心底冒出，不可否認，亞鷹在快意訴說的過程中，得罪了許多人：縣里有關的各級領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還有那些尋釁滋事的商人們。在官場，有些事你永遠不能說，你要帶上偽裝的面具才可能游刃有余，但我們這位周局長作家都說了，能說的不能說的都說了。亞鷹把自己置于官場的險境，卻幫助文章達到了再現嚴峻現實的佳境，使《我是城管》具備了非同一般的批判力量。他不但大膽地去揭示俗世社會里人心的自私和丑陋，以及那些見不得陽光的伎倆，同時從制度層面去考量和發問整個中國城市管理和城管隊伍的尷尬，他說：“我不知道，在中國這個社會，城管執法到底需不需要存在，城管與小販躲貓貓的游戲到什么時候才能真正結束！”他想提醒國人：“得理性地認識城市管理工作的意義；得認真地審視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各種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得辯證地分析這種現象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得客觀地反省一下自己作為一個市民是否真正盡到了一個良好市民應盡的的責任與義務……如果國人連這些都不認真思考，而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標準的看客，一個勁地大呼神狗來了，而且拿這些作為茶余飯后的笑料與談資，甚至作為調侃或者攻擊城管工作者的武器，那真可謂國人莫大的悲哀了。”我想這樣的話，普通市民要聽聽，城市管理的制度設計者更要多聽一聽。

　　快意為文基于心底的坦蕩。說實在的，管理城市其實就是管理人心，而管理人心是世間第一難事。世間有權爭、貪欲、猜疑，有無事生非、爾虞我詐，甚或弱肉強食，這些就在一座不大又不小的城市里每天上演，粉墨登場，永無止息。城市是一個大舞臺，而周亞鷹就是舞臺總監。我相信亞鷹能夠勝任“舞臺總監”這個職位，上任一年多來的所作所為已足夠說明這一點。他怕風、怕雨、怕冷、怕熱，再怕手機響，就是不怕丟官，不怕得罪人，所以他敢于說話，因為快意為文背后是一顆光明磊落的心。他在縣政府常務會議上，為了爭取購買垃圾清運車而跟領導們摔茶杯；遇到上級的不合理說情，能夠機智而大膽的反對；面對無理取鬧甚或對他施以人身威脅的各色人等，他能義正詞嚴地與之針鋒相對，或者機智地周旋。我想，他這些都不怕了，那寫文章還有什么可怕的呢！官迷太甚就失之庸俗，文氣太重就失之迂腐，因此想做好官需要一點文學的熏陶，藝術的浸潤，想做好文也要懂一點人情練達，世情百味。畢竟，我們在寫文章的同時，都還想做點事，對社會有用的實事。